台灣又不是「正妹」,為何我們要用「性暴力」來比喻「兩岸關係」?

queerology 2015/10/16
Photo Credit:West Midlands Police@Flickr CC BY S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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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rology是由多名作者組成的共筆部落格,從性/別身份出發,寫生活中體驗的性別政治。 我們在書寫的過程中體認到,Queer或許不只是性別身分,而是所有弱勢、非主流、不屬於世俗認為「道德且正常」的一切;因此想說更多不同的故事,想要拒絕所有形式的壓迫和偏見,希望讓所有孤單和恐懼的個體,都有和彼此作伴的可能。 我們信仰敘事的力量,因為我們也都曾經在別人為我們訴說提示的故事裡,找到自己的一個角落與一盞窗。在他人的故事裡為自己找一個位置,從此便少一點流離失所;或者找一個出口,多一點海闊天空。 透過書寫,queerology希望能夠收容一些慌張、體貼一些迷惘,或打破一些固著。我們希望,在不同的敘事和意見中,能有感到被理解、被接納、被包容甚至被質疑、或被挑戰的可能。讓queer不只是性別的酷兒,也是意見的酷兒。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所以當我們用性暴力來比喻中台關係的時候,我們基本上假設,相對於中台關係,性暴力是比較好理解、比較「簡單」的議題。所以問題就來了,性暴力是這麼直觀的事情嗎?

文:V太太

這兩年來,在討論中台關係時,常見的一種說明方式是以「性暴力」進行比喻。

例如在討論M530航線時,有插畫家將台灣比喻成將被強暴的女孩;例如回應洪秀柱的「中國同居」說時,也有知名樂團以「如果台灣是一個正妹,中國就是想強暴台灣的癡漢」的說法進行反駁。

可是這樣的類比恰當嗎?如果不恰當,問題出在哪裡?

所謂譬喻法,是用具體、相對簡單而能夠明確被了解的事物,去協助描述複雜、抽象的內容。

所以當我們用性暴力來比喻中台關係的時候,我們基本上假設,相對於中台關係,性暴力是比較好理解、比較「簡單」的議題。所以問題就來了,性暴力是這麼直觀的事情嗎?性暴力是相對簡單好理解的嗎?性暴力是如這類類比中呈現出來的那樣一板一眼二元對立的嗎?

我們了解性暴力了嗎?

如果我們根本對性暴力都還缺乏了解與關注,當我們用性暴力作為一種描述工具的時候,我們究竟是在幫助彼此了解另一件事情(在這裡是中台關係),還是根本掩蓋了性暴力議題本身的複雜性?

例如,性暴力只是一個「有色心」的「爛男人」面對一個「有性吸引力」的「年輕女人」(正妹)時,管不住下半身的結果嗎?

事實上,很多研究理論會告訴你,性暴力和性慾其實沒有關係,性暴力是權力與支配慾望的展現,所以並不是只有漂亮、年輕、身材好的女人才有可能受到性騷擾或性侵害,而很多不符合主流審美觀的女性也因為自己的受暴經驗遭到否認與貶低,受到二度、三度、四度的傷害。

另外一方面,性暴力的受害者也不只是女性而已。

的確,女性佔了性暴力受害者的大多數,這一方面是因為目前社會裡男女權力關係的不平等,另一方面,許多男性受害者也因為我們這樣的刻板印象(只有女性是受害者)而不敢說出自己的受暴經驗。

性別暴力的迷思:當街看到女性對男性施暴時,你會?

性暴力也不只是發生於男女之間而已,同性之間也可能有性霸凌與性侵害的問題。因為是權力問題,所以除了女性以外,各種處於社會弱勢的性少數也經常成為性暴力的受害者。

所以我要說的是,當我們拿「正妹 vs. 癡漢」的對比當成性暴力的樣板而與其他事情進行類比時,很可能導致的結果就是我們再次無視於性暴力問題的異質性,以及其所涵蓋的複雜面向。

有些人會問,那把男女代換、讓正妹成為「小鮮肉」,這樣可以嗎?但這裡必須被關注的地方就在於,我們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A(男加害女受害)情境而不是其他,而這個「立即聯想」的結果就是我們必須更小心謹慎對待的。

這種聯想的「自然而然」並不是一句「那你再做另一種版本」或是「只是比喻性別不重要」就可以帶過,相反的,我們必須檢視,這些所謂「約定成俗」、「人之常情」的語言到底是在哪樣的情況下被建構出來的?

有人或許會說,這只是反映出來女性受害者確實比男性多的「常態」?但這個常態是天上掉下來的嗎?如果不去反省思考導致女性(與性少數)經常成為性暴力受害者的結構因素,而默然的沿用這樣的「常態」進行思考,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啊,因為我們不會觸及暴力發生的真正原因,而只會強化「女性」=「受害者」這樣的連結。

也有人說,這樣的譬喻的目的是為了強調這種「不舒服」的感受,說明中國對台灣的行止,正有如性暴力加害者對受害者的傷害一樣,是極度嚴重的問題。

好,那然後呢?這樣的譬喻之後,要傳達的意識形態是什麼?是中國是一個糟糕的加害者,還是身為受害者的台灣必須起身反抗?還是要諷刺向洪秀柱這樣的人,是硬要留在暴力親密關係或是「火坑」中的「傻女人」?

即使女性主義者已經就性別暴力議題倡議了這麼多年,很遺憾的,各種責怪受害者或是批評原諒者的言論至今還是很普遍。

Photo Credit:Casey Fleser@Flickr CC BY 2.0

美國幾年前最廣為人知的,就是共和黨的政客們發明了一個「正當強暴」的詞彙,這些人認為,如果一個女人「真的不想被強暴」,她一定會「竭力反抗」,然後女人的身體會有「自然的防禦機制」讓她們不會懷孕。所以如果一個女人被強暴然後懷孕了,那表示她心裡一定偷偷想要。

在台灣,每次遇到性侵案件,各式各樣的「活該」與「不檢點」言論就會滿天飛,也常常可以看到很多人覺得如果受害者不離開對自己施暴的伴侶,那也「不值得同情」。

可是反抗這麼簡單嗎?離開這麼簡單嗎?在親密關係裡受暴的人,不離開難道只是因為自己「犯賤」嗎?很多研究指出,親密伴侶暴力的受害者因為長期受暴而養成習得的無助感,因此對於自己與展開新生活毫無信心,於是不敢離開舊關係;尤其這類的受暴者往往也在經濟上高度仰賴伴侶,甚至受到經濟控制 / 暴力,或是長期與親友、社會疏離,沒有支持系統,因此毫無獨立生活所需的資源。

如果關係裡有小孩,那問題又更複雜。受害者們會自責、擔心破壞小孩的成長環境,甚至有些時候小孩會和加害的父母同仇敵愾,認為是受害者造成家庭關係的不和諧。

性暴力也是一樣,受害者為什麼不尖叫?為什麼不通報?這其中有很多原因,也許一個受害者認為有命比貞操更重要呢?也許他受到加害者的威脅呢?也許他和加害者之間的不平等社會關係(例如長輩和晚輩)讓他不敢說呢?也許他覺得沒有人會相信他呢?

種種種種,說明「受暴」是一個很複雜的議題,而受害者的復原與自我和解之路如此漫長。

而當我們輕易的將性暴力描述成一個單純關乎於「反抗與否」的問題時,就可能忽略了其中當事人的真實處境,甚至強化各種對受害者的「道德譴責」。這類責怪受害者的言論,掩蓋了性暴力並不是一個個人特質造成的處境,而是一個結構問題,更轉移我們的注意力,使我們無能去探討性暴力的真正原因與樣態。這類責怪受害者的言論,其實正是性暴力始終猖獗的幫兇。

我這麼說,並不是我認為前述的插畫家或是樂團成員在責怪受害者,而是我認為,我們必須看見親密伴侶暴力和性暴力問題的細緻和複雜之處,不要予以簡化。

另外一方面,我們必須敏感的覺察到,當前社會對這樣的議題是否已經足夠的理解?社會從這樣的性暴力類比中,又可能讀到什麼樣的訊息?換句話說, 當台灣社會對於性暴力和親密伴侶暴力還存在著這麼多迷思的時候,這樣一個譬喻,是不是有可能強化了這些迷思和刻板印象,進而使得性暴力與親密伴侶暴力受害者的處境更加困難?

此外,這個類比能夠創造的「不舒服效果」也有另一面可能的詮釋。

性暴力對於受害者而言當然是傷害,而每一個人的受害經驗都應該被尊重,但如果有人拒絕這樣被定義呢?我的意思是,有些人認為這樣的譬喻很恰當,因為充分展現了中台關係的嚴重性與暴力,那我想問,為什麼這樣的暴力一定得用性暴力才能被彰顯?而隔壁同學搶走我的午餐不行?是因為譬喻的人認為,對於一個「正妹」來說,性被掠奪是人生最嚴重、最痛苦的事情嗎?

我必須再強調一次,這句話不是要貶低或否定任何人的受害經驗,而是要問,為什麼一個鮮少關心性暴力、甚至經常貶低性暴力受害者的社會,卻總是喜歡在其他議題上以性暴力作為類比的工具,把女人的性被掠奪,當成一種超級有效的恐嚇武器?(例如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廢死討論中,廢死者經常接到的回應之一就是「等你(或你家的女性親友)被強暴時你就知道了。」)

再扯遠一點,先不提台灣為什麼是一個「正妹」(不只是女,還是幼體的女,不只是妹,還得是「正妹」),假如台灣是一個正妹,她的價值(就算是被掠奪的價值)有沒有可能存在於她的肉體之外?她有沒有自願地被男人幹,和不自願地被男人幹之外的選項?

這篇短文並無意處理「到底分別有多少獨派跟統派是父權擁護者」這種需要抽樣量化研究的問題,也沒有要貶低台獨運動的意思,我想強調的是,性暴力作為一種譬喻,問題與危險在哪裡?當我們這樣說話時,誰被傷害到了?

很多時候,即使我們自己本身沒有感受到壓迫、就算我們看不見壓迫,也不代表壓迫不存在。已故的《藍調石牆T》作者費雷思曾經說過,她支持各種形式的自決(self-determination),但卻從不為任何群體尋找一個雨傘般的概括身分。

這句話經常被我用來提醒自己,而我衷心希望,在所有裡想的大旗以下,我們都不需要貶低、消抹他人的身分、經驗與苦痛。

本文獲queerology授權刊登,原文於此

責任編輯:羊正鈺
核稿編輯:楊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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