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先生是我的敵人！」這是我在梁先生75歲壽宴的開場白

文：羅青

我的「敵人」梁實秋先生——一篇寫了一半的紀念文

從二十七年前開始

「梁實秋先生是我的敵人！」

這是我在梁先生七十五歲生日宴上發言時的開場白。那天，財神酒店裡，梁先生的門生故舊，濟濟一堂，溫馨又熱烈的為梁翁祝壽，大家紛紛獻辭，場面十分感人。在眾多前輩高人之前，本來輪不到我來說話。但是主席余光中先生點名，說我是當日與會者，最年輕的一個，理當發表一點感想助興。美意當前，我不好過分推辭，便大膽的站了起來。沒想到，一開口，竟然是這麼一句話。大家聽了，固然是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就連我自己，也是心頭一愣，不得不急急忙忙的，加以解釋了起來。

「打從我念初中一年級開始，也就是民國四十九年，便與梁先生在英語課上結了『仇』。當時學校採用的課本是遠東版的初級英文，封面上大大的印著『梁實秋主編』五個大字。放學回家，到書店裡去買中學適用的遠東版最新英漢字典，上面印的還是『梁實秋主編』幾個大字。就這樣，從初中念到高中，六年英文讀下來，大考小考模擬考外加大專聯考，翻來覆去，每日總少不了要與『梁實秋』三個字為伍，直念得我頭昏腦脹，咬牙切齒，連作夢都在考英文。」不解釋還罷，一解釋，反而更糟，真是越描越黑了。

「不過，上大學之後，事情便開始有了變化。我考上的是輔仁大學英文系。才念大一，便迷上了莎士比亞的警句妙語，明喻暗喻，覺得新奇無比。這時候，梁先生所譯的莎士比亞，註解詳盡，意思暢達，立刻成了我在莎翁英文大海中的『救生圈』，抱之不放，日夜捧讀，幾乎達到廢寢忘食的地步。一年下來，竟把眼睛給弄近視了。從大二開始，我戴上了眼鏡。人家笑我，高中三年，都沒有近視，考上了大學，反倒變成了四眼田雞，真是『反常』！」

「我無辭以對，只好說：『這都是梁實秋害的。』」

接下來，我話鋒一轉，開始講我與梁先生「化敵為友」的經過，把前面那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話，一一化解，轉危為安，使大家心中為之一寬。而梁先生則始終面帶微笑的坐在壽星席上，看我這個後生晚輩，耍嘴皮子，絲毫不以為忤。

事後，梁先生淡淡的對我說：「你們湖南湘潭人公開與我為『敵』，不是第一次了。」說罷，莞爾一笑，大有「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的味道。我知道他是指剛剛去世不久的毛澤東。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點名批判梁先生，早已是天下皆知的事情了。

從十五年前開始

民國六十年，我從軍中退伍，在貿易公司上班，專辦成衣雜貨外銷。那個時候，是台灣外銷景氣最旺的一刻，公司大賺其錢，我也連連加薪，真可謂形勢一片大好。然而，當時的我，除了工作賺錢外，心思全都放在第一本詩集《吃西瓜的方法》上，希望在詩集出版後，出國去念比較文學，繼續在文學藝術上求精進。

那年秋天，余光中先生剛從美國回來，對國內詩壇的發展十分關心，對年輕詩人的鼓勵更是不遺餘力。旅行遷居的勞頓尚未完全消除，他便在百忙之中，抽空約見青年詩人，交換對詩的看法及心得，興致高昂，神采飛揚。

言談之間，我不但表示了我對新詩發展的看法，同時也以一個英文系畢業生的身份，吐露了我對自己未來的抱負。

「在英文系的前輩之中，我最佩服的就是梁實秋先生。我的理由有三。第一是他能在研讀教授外文之餘，選擇自己所喜愛的文學名家，翻譯他的全集。第二是他能積極介入文壇，在自己專精的領域中，發表深刻中肯的見解，成為時代浪潮裡的中流砥柱。第三是除了學術功力外，他還有創作才能，為中國新文學在散文方面，開拓了一片新天地，自成一家，精彩動人。我真希望能在出國之前，拜訪這位英文系的老前輩，當面請益，做為今後求學的指南，並完成我面謁一代散文大師的宿願。」當時我尚未察覺，梁先生還精於書畫，行書宗米趙，繪畫擅寒梅，不然一定要加上這第四項理由。

余先生聽了我的話，頗有同感。他說：「梁先生除了在學術及創作上，值得我們效法之外；在做人處事上，亦足為後學表率，這麼多年來，他堅守教育崗位，從不做出仕的念頭，有為有守，實在是我們這一代讀書人的好榜樣。我已有多年未得空去探望他，現在回國了，理當去看看，問候一下。你如有意，我們可以約個時間，一同去。」

過了不久，余先生來信通知，說是已經約好了日子，是二月十九日，農曆正月初五，時間是下午四時。

記得當時梁先生住的地方離師大不遠，水泥造的圍牆，苔痕點點，淡綠色的大門，油漆斑剝，他親自應門，引我們走過一小段花徑，進入一間獨幢單層的小洋房。大家在套有沙發罩的大椅子上坐定後，便開始海闊天空的聊了起來。

梁先生知道我是英文系的畢業生後，便起身進入書房，捧出了兩本書來。一本是美國女詩人愛密麗迪金蓀（Emily Elizabeth Dickinson, 1830-1886）的詩選，由迪金蓀權威強森（Thomas Johnson）編纂，是難得的善本。梁先生笑著對我說：「我在報上看過你一兩首小詩，還留有剪報，這部詩選，你想必用得著，就留著做個紀念吧！」說罷，他拿起鋼筆，鄭重的在扉頁題上了我的名字。

另一本是《文字新詮》，紅皮精裝一大冊，燙金的封面，氣勢不凡。余先生有點驚訝的問：「前幾天在中央日報上，看到梁先生為此書寫的序，但卻沒有提及作者，不知何故？」梁先生笑道：「這是陳獨秀的遺作，三十年前，抗戰初期，陳被共黨排擠，落魄重慶，中央收留他，在教育部得一閒差。陳的門生故舊甚多，想要接濟，他拒不接受。後以此書稿，交給國立編譯館，得稿六千元，以為餬口。」他感慨的說：「陳乃一介傳統書生，年紀比胡適之、瞿秋白都大，政治上則近乎『托派』，實非政治中人。以他這樣背景，當然與共產黨格格不入。他晚年在重慶，已大悟前非，傾向民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