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的香港見聞︰他到底在遊記中說甚麼?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有報道指《愛因斯坦遊記》含種族歧視內容,詳情到底如何?
文︰宋治德
最近,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的一篇報導,關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愛因斯坦遊記:遠東、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922—1923》(The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Einstein: Far East,Palestine and Spain, 1922-1923)(以下簡稱《遊記》)的英譯本,披露愛因斯坦於1920年代初遊歷中國時在日記寫下了帶有種族歧視的評論,引起中文媒體的廣泛報導。
據《衛報》報導所引述而引發爭議的一段如下:
“industrious, filthy, obtuse people...Chinese don’t sit on benches while eating but squat like Europeans do when they relieve themselves out in the leafy woods. All this occurs quietly and demurely. Even the children are spiritless and look obtuse…It would be a pity if these Chinese supplant all other races. For the likes of us the mere thought is unspeakably dreary.”
《遊記》編纂者Ze’ev Rosenkranz講述愛因斯坦用了"industrious"、"filthy"和"obtuse"三個字來形容中國人,中譯分別為「勤勞」、「骯髒」和「昏鈍」,尤其第三個字「昏鈍」(obtuse)極具冒犯性。Rosenkranz認為日記相關的內容,不啻與這位偉大的物理學家、反種族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存在頗大落差。由於自己從小對愛因斯坦敬仰的關係,個人習慣從不輕易採信一些二手報導(雖然這篇報導訪問了Rosenkranz),還是要找相關原文核證才甘心,以及瞭解愛因斯坦在什麼脈絡底下作出這樣的評語。
據德國《明鏡》(Spiegel)週刊的相關報導,亦是轉述《遊記》英譯本的出版消息,用字分別為"emsige"、"schmutzige"和"stumpfsinnige",可能也是回譯。筆者尋遍網路世界都找不到《遊記》原文相關內容核證,大學圖書館亦沒有《遊記》德文版,實在不能確定德文原文也是否這三個字。最後唯有網購《遊記》英文版實體書,花了二十多歐元,對我來說真的不便宜。但當收到郵寄的實體書後,慶幸這筆錢還是值得花的,因為《遊記》英文版附有愛因斯坦日記手稿摹本的照片,結果有了新的發現。

《遊記》的相關內文
閱讀了《遊記》相關的記載後,若以這段引文指責愛因斯坦具有種族主義的評論,個人認為有點冤枉愛因斯坦了。另外,《遊記》主要記錄的,其實是當時愛因斯坦在毗鄰中國大陸仍屬於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的見聞,他當時實際到過中國的地方只有上海,但《遊記》記敘不多。香港有些網路評論者急不可待以此《衛報》引述的《遊記》評論又再對中國人形象的成見加以「消費」一番,若然他們瞭解愛因斯坦上述段落所指的為當時的「香港人」(香港的華人)時,可能會失望了!
首先,筆者請教了精通德語的中國同學幫忙,花費了一番功夫,確定相關報導內容手稿摹本的部分,原來德文為"flessiges"、"dreckiges"和"stumpfes"(128頁)。據此,英譯本的三個字分別為"industrious"、"filthy"和"obtuse",英譯字面意思基本是精準的。而中文意思分別為「勤勞」、「骯髒」和「昏鈍」,「骯髒」在當時的狀況而言,畢竟是個客觀事實,主要是「昏鈍」一詞引起的爭議,似乎愛因斯坦真的具有這樣的意思。

但是,當查閱三個字在《遊記》出現的段落和脈絡,卻有了不同的發現。原來英譯本該段將"stumpfes"譯為"lethargic"(同一個字,英譯者在其他地方有時又用"obtuse"),"lethargic"中譯是「冷漠」的意思。其次,《衛報》引述愛因斯坦遊覽中國的該段,實際不是當時的中國大陸,而是在香港,該段出現在11月10日條目之內,其記錄了愛因斯坦於1922年11月9月從新加坡到達香港且直到11月11日晚離開香港坐船去上海之前,在香港的見聞。因為重要,茲引英譯本整段:
“This morning I visited the Chinese quarter of the mainland side with Elsa. Industrious, filthy, lethargic people. Houses very formulaic, balconies like beehive-cells, everything built close together and monotonous. Behind the harbor, nothing but eateries[,] in front of which Chinese don’t sit on benches while eating but squat like Europeans do when they relieve themselves out in the leafy woods. All this occurs quietly and demurely. Even the children are spiritless and look obtuse. It would be a pity if these Chinese supplant all other races. For the likes of us the mere thought is unspeakably dreary.” 10-11-1922 (p.129)
中譯如下:
「今天早上我與埃爾莎(譯按:愛因斯坦第二任妻子)去了內陸那邊(mainland side)(譯按:應該是九龍,見下述)中國人居住的地區。人們是勤勞、骯髒和冷漠的。房子非常刻板,陽台如蜂窩,所有建築緊靠一起和單調。在海巷後面,只有小餐館,中國人吃飯時不是坐在長椅上,而是像歐洲人在綠蔭叢林中解手時蹲下的姿勢,一切都悄然而故作莊重地出現。即使孩子們都無精打采和冷漠(譯按:德文仍是stumpfes,但英譯這裡卻用了obtuse)。如果這些中國人取代所有其他的民族,將是一件遺憾的事情。對於我們這些人來說,純粹這樣想是難以形容的鬱悶。」1922年11月10日(129頁)
從《遊記》這個引起爭議的完整段落可以看到,愛因斯坦所指的中國人就是當時香港的華人。英譯者將"stumpfes"譯為"lethargic",實際三個字應該是"industious"、"filthy"和"lethargic",即「勤勞」、「骯髒」和「冷漠」才對。這裡若以「冷漠」甚至「麻木」的意思來理解,這就說得通了。但同一個德文字,該段後來又將其譯作"obtuse",反而有點不通,難道指中國(即香港)的孩子們都是「昏鈍」的嗎?!不知是否編纂者Rosenkranz對《衛報》引述錯誤(《衛報》說他也是譯者,但書內沒有標示他是譯者),還是刻意要強調「昏鈍」的意思,愛因斯坦這裡用"stumpfes",他顯然並非指智力上「昏鈍」具貶低的意思。但也毋庸諱言,這段最後一句和《遊記》記敘遊覽遠東其他地區時,他當時不其然流露一種白人的優越感。
另外,原文德文"festlandseite"譯為英文是"mainland side",或令英譯者也誤以為愛因斯坦在中國大陸對中國人的觀感。只要仔細看清楚,這是愛因斯坦到達香港翌日11月10日條目之內的記敘,11月11日晚愛因斯坦和妻子便乘船往上海,在逗留香港不到兩天之內,以當時交通條件,不太可能當中跨越邊境去中國內地。
至於「內陸那邊」究竟是在香港哪裡?據《遊記》記載,在同一條目內,愛因斯坦此前曾遊覽太平山頂時目睹當時英國殖民統治的種族隔離政策,華人被禁止在山頂居住(實際限制地區不止山頂)。所以,後來說去「內陸那邊」華人居住的地方,極大可能是九龍尖沙咀那一帶,也符合在「海巷後面」的描述。
愛因斯坦在《遊記》裡同情香港勞動人民的記錄
Tags:
【圖解】在台灣,等一項癌症救命新藥需要等上超過700天,而日本最快只需要60天!台灣人,你真的有「命」等嗎?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等一項救命的藥物,需要多久時間?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健保正式給付生效,如癌症創新新藥等重大疾病藥物,平均需等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日本,則是60-90天內。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生了病,想要用到新研發的救命藥物,病人需耗時等待。台灣人,真的有「命」能等嗎?
2022年中,余苑綺因癌症過世,不僅讓演藝圈許多粉絲與親友不捨與難過,也讓許多同是癌症病友的患者與家屬,感到忐忑不安。余苑綺從2014年罹患直腸癌後,立委余天耗費數百萬就為替女兒挽命,甚至四處奔走希望爭取美國最新的抗癌藥物,可惜最終未能等到就已離世。
看得到卻用不到的救命新藥

事實上,類似遺憾在台灣時有所聞。即使國外屢有救命新藥問世,台灣人卻不一定能使用得到。根據數據顯示,在日、韓、以色列、加拿大等11個高所得國家中,台灣的肺癌存活率在高所得國家排名倒數第四,只有日本的一半;攝護腺癌存活率為倒數第一、乳癌倒數第二,胃癌則輸日本、韓國。若以平均餘命來看,台灣也比日本短少三年。
國人平均餘命、癌症存活率等指標,落後其他國家,健康投資不足也是一大原因。若與鄰近的日本比較,日本整體醫療支出佔整體GDP比例為11%、其中強制性醫療保險支出8.3%、藥費支出2.3%,而台灣則是6.1%、3.5%、1.2%,三者占比皆低於日本。
慢性病、罕見疾病甚至是現今新興癌症治療趨勢,如免疫療法、精準醫療等,亟具突破性、療效更佳的治療,在健保資源有限下,被限縮給付,導致病人只能自力救濟,自掏腰包使用。

為什麼新藥新科技導入台灣那麼難?

健保業務也包含引進新藥及新科技,但為什麼仍讓新藥新科技導入受阻?首要原因就是健保財源不足,進而排擠新藥引進。雖然每年的健保預算相較25年前開辦時的2000多億元,已成長到8000億元,但醫療費用年年成長,仍跟不上如雨後春筍增加的治療項目。台灣整體藥費支出早已偏低,新藥預算更是嚴重不足,不但零成長,甚至還負成長。
財務衝擊下,造成新藥給付審理流程頻頻卡關,許多國外原廠新藥因台灣議價空間小,使得引入時程拉長、健保給付條件越趨嚴格。許多效果良好的藥品,卻因支出費用高,在健保現有預算限制下,只得限縮藥品的給付範圍,讓可使用的病人族群也連帶限縮。
無法與國際治療標準接軌的台灣

新藥納入給付前都得先進行「醫療科技評估」(HTA),意即評估新藥引進是否具有成本效益,但常常因財務衝擊大,在醫療科技評估(HTA)這關就被擋了下來。依據2019年藥品查驗中心醫療科技評估(HTA)報告顯示,僅3成癌症患者所需用藥能獲得健保給付。
影響的不僅是個人減少延長生命機會,也讓台灣用藥標準大幅落後先進國家。根據統計,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入健保給付生效,如癌症等重大疾病創新藥物,平均審查需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的日本,則是在60-90天內。
尤其,相較於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的藥品適應症,台灣健保給付的藥品適用範圍,因為預算相對限縮,僅部分適應症可以納入健保,未納保之適應症的病人必須自救苦等審核通過。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患重大疾病,可能只有三個殘忍選擇:一是使用既有治療控制病情苦等新藥納保;二是賣車賣房自費使用藥品換取生命延續;三若金錢耗盡最後只能放棄治療。反觀日本,新藥給付不僅時間快速,甚至是依照仿單所有的適應症都給付,民眾可以使用到依照仿單給付的最新藥品。
環環相扣下,台灣標準治療早已和國際嚴重偏離。政府對於台灣醫療政策要有前瞻性的思考,應全面檢討醫療資源利用效率,增加新藥預算以加速新藥新科技納入給付,為台灣民眾謀求新藥可近性及最佳醫療選擇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