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用三場戰爭當現代化教材,但中國永遠學不到教訓

英國用三場戰爭當現代化教材,但中國永遠學不到教訓
Photo Credit:Henri Meyer@Wiki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天朝帝國觀」崩潰的同時,中國對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的仇視也達到頂峰。中國並未轉型成現代民族國家,卻已蛻變成一個民族主義國家。渲染歷史悲情,煽動排外主義,最大的輸家還是中國自己。

1793年,英王特使馬戛爾尼伯爵(The Earl Macartney)帶著發展國際貿易的使命出訪清帝國,卻在自以為「天朝大國,無所不有」的乾隆皇帝面前碰了一鼻子灰。在回國路上,他意味深長地說了一番話:「中華帝國是一艘破舊不堪的舊船,只是幸運地有了幾位謹慎的船長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間沒有沉沒。它那巨大的軀殼使周圍的鄰國見了害怕。假如來了個無能之輩掌舵,那船上的紀律與安全就都完了。但船不會立刻沉沒,它將像一個殘骸那樣到處漂流,然後在岸上撞得粉碎,並且永遠不能修復。」

1840年,這句話得到了應驗:清帝國在鴉片戰爭中被打敗,被迫簽署《南京條約》,從此被英國拉入近代國際條約體系之中。

美國學者何偉業(Hevia)的《英國的課業:十九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教程》一書,超越了「中國中心取向」,對從鴉片戰爭到義和團時期的近代西方對華外交進行了全新解讀,把它從一段為人熟知的歷史變成一段「令人感到新奇的嶄新歷史。」本書把中國嵌入19世紀殖民主義的歷史之中,指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不僅僅是槍炮、商品和各種侵略行為,它還是一個文化過程,一個需要被征服人民自願接受的「霸權工程」。在李鴻章稱之為「3,000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英國成為中國的導師,並通過「規訓」與「懲罰」,教導中國人適應日益擴張的國際貿易和普世價值體系。

當然,英國的「課業」不是免費的,英國這個「小店主的國家」將對華關係看成一盤巨大的貿易,利用通商手段,追逐最高利潤。中國自古奉行的「藩屬朝貢體系」,是英國絕不接受的。英國致力於破除中國的「天朝帝國觀」,讓中國放棄「天下一家」之傲慢,承認自己是「萬國」之一員,並勸誘清帝國進行全方位改革,適應以歐洲為基礎的全球性外交規範和商貿規範。

此前一千多年間,中國從來以老師的姿態高高在上,所謂「懷柔遠人」,何其傲慢、何其自得;如今,中國突然淪為「英國課業」的對象,也就是畢恭畢敬的學生,由英國這個老師來手把手地教導其如何邁入現代文明,真是情何以堪。從「老師」轉變為「學生」,日本人的應對方法是樂天順命、知恥後勇、脫亞入歐;中國人的應對方法則是臥薪嘗膽、君子報仇、百年不晚。

在此意義上,英國及西方列強的努力失敗了——在「天朝帝國觀」崩潰的同時,中國對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的仇視也達到頂峰。中國並未轉型成現代民族國家,卻已蛻變成一個民族主義國家。渲染歷史悲情,煽動排外主義,最大的輸家還是中國自己。

首任出使英國欽差大臣的郭嵩燾是當時少數懂得英國心思的中國人之一。郭嵩燾在《使西紀程》中稱讚英國「法度嚴明,仁義兼至,富強未艾,寰海歸心」,他批評頑固派說:「處極弱之勢,無可據之理,又於外夷情形懵然不知考究,而思以詐勝,……延夷禍於無窮。」他認為英國人是可以講理的,中國不能輕易開展:「是以交涉西洋通商事宜,可以理據,萬不可以力爭;可以誠信相孚,萬不可以虛偽相飾,可以借其力以圖自強,萬不可恃其強以求一逞。臣嘗論西洋要求事件,輕重大小,變幻百端,一據理折衷,無不可了,一戰則必不易了。」就因為說了真話,他的書被查禁,他本人被彈劾說「有二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

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裡提及此事說:「光緒二年,有位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做了一部遊記。裡頭有一段,大概說,現在的夷狄和從前不同,他們也有2,000年的文明。噯喲!可了不得。這部書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都激起來了,人人唾駡……鬧到奉旨毀版,才算完事。」放在民族主義高漲的今天,郭嵩燾仍然無法逃脫漢奸之罵名——繼承郭嵩燾思想的劉曉波,就因為一句「300年殖民地」而招致無邊的唾罵。

La_bataille_de_Palikiao
第二次鴉片戰爭|Photo Credit:Émile Bayard@Wiki Public Domain

英法聯軍為什麼火燒圓明園?

我記得小時候在電影院看愛國主義電影《火燒圓明園》,怒髮衝冠,義憤填膺,恨不得「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愛國主義是不需要理性的。然而,中國的電影以及歷史教科書從來不曾交待:英法聯軍為什麼要火燒圓明園呢?

在《英國課業》一書中,作者鉤沉史料,講述了事件的前因後果:原來,在聯軍大兵壓境的形勢下,清軍居然扣押英法使臣39人,對他們進行殘酷折磨,導致21人死亡。扣押使臣是皇帝的旨意,咸豐帝曾下秘旨,稱必要時可將英國公使巴夏禮(Harry Parkes)及其隨從「羈留在通,毋令折回。」而談判破裂並非因為條約的具體內容,居然是在遞交國書的禮節——仍然是半個多世紀前馬戛爾尼遇到的難題:巴夏禮堅持公使入覲「立而不跪」,清廷則堅持「此事關係國體,萬難允許。」

當倖存者和死者的屍體被送回遠征軍營地時,親眼目擊者莫吉牧師的反應最為典型:「我從未見過比這更讓人憐憫的情景了。……他們幾乎不能走路,拖著雙腿向前挪動,他們的手以一種痛苦的姿勢放在胸前,這還能叫手嗎?都已經被扭曲得變了形狀,有的手腕上的傷口已經潰爛,有的手上被繩索捆綁造成的腫脹還沒有消下去,有的手像鳥爪子一樣蜷曲著,看上去好像已經壞死萎縮了。」倖存者身體的畸殘狀況是由於手腳被浸濕的繩子緊緊捆在一起而造成的。

這些俘虜就這樣被捆綁著,任憑風吹日曬雨淋,而且長時間內得不到食物和水。由於四肢的血液循環被截斷,及肉腫脹潰爛,傷口化膿,生滿了蛆。死者的屍體更讓人目不忍睹:「屍體本身已經腐爛,沒有一具是清晰可辨的,只是通過破碎的衣物才分辨出了幾個人。」這些消息很快就傳遍各個軍營,士兵們的情緒開始惡化,憤怒到了一種可怕的程度。英軍總司令額爾金伯爵(The Earl of Elgin)認為,這些俘虜的身體所受到的對待,在活著的和死去的人身體上看到的「侮辱和虐待」的痕跡,是一種暴行——這種暴行已經侵越了文明與野蠻之間的正常界限,「這樣對待被俘者是兇殘的犯罪。」

古代中國沒有保障俘虜人權的觀念,但「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的道理人人皆知。然而,中國從不遵守法律和規則,法律和規則是寫在書上騙人的,中國以為這次也能如此為所欲為。然而,英國人不會善罷甘休。下達虐待和殺害命令的皇帝和其他高級官員已逃走,但英國遠征軍決定必須懲罰此暴行。額爾金伯爵認為,將圓明園夷為平地是可以收到預期效果的行動。

首先,這是皇帝和皇室的私有財產,它的毀壞能對皇帝的傲慢和感情造成沉重打擊,卻又並不是針對無辜的中國人民的。其次,圓明園在清廷逃離北京之後,早已陷入無人管理的狀態,已被週邊民眾洗劫過了。第三,這裡也是一些被俘者被關押並被虐待的地方,毀掉它或許會讓他們所遭受的痛苦得到一定的補償。於是,英國人在公共場所貼出中文告示,向中國民眾解釋摧毀皇帝的園林的確切原因。

英法兩國政府也支持聯軍燒毀圓明園的決定。英國陸軍大臣悉尼・赫伯特(Sidney Herbert)說:「人質被扣問題從頭到尾整個就是流氓行為,中國人的放肆及其目光短淺,使人感到震驚勝過其行為本身的殘忍性。從電報中我們得知圓明園已被燒毀,我猜想這和人質的命運有很大的關係。」

聯軍佔領北京之後,巴夏禮遇到包括刑部尚書在內的一群清朝官員。他用「讓這群人大吃一驚」的漢語講話,用最嚴厲的言辭譴責他們,「一個人如果利用敵人的不幸對他進行人身侮辱的話,他就喪失了每一個文明國家的尊重,應當被驅逐出正直人的社會。」對方威風掃地、無言以對。

Within_historic_grounds_of_the_Forbidden
八國聯軍在紫禁城內|Photo Credit:Unknown@Wiki Public Domain

為皇帝和紫禁城祛魅

何偉業在本書中使用了「去疆界化」與「再疆界化」這一組概念來說明「英國課業」的主要內容。簡單地說,就是「破」與「立」的過程。鴉片、現代軍事技術、翻譯以及資訊的收集與傳遞,這四個要素充當了「去疆界化」的重要武器,正因為它們,清帝國的統治遭受了衝擊,原有的對世界秩序的想像在「去疆界化」的過程中逐漸破滅。

同時,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強國,在1840年到1900年這數十年間,試圖把自己所代表的「文明」的內容教給清廷和人民,以便讓他們適應在這個現代世界當中按照應有的規則行事。久而久之,英國逐漸形成了某種「可以調節的威懾力」,可以熟練地控制它的用量和力度,直至徹底改變敵人的精神世界。這樣,它的作用不僅是破壞性的,而且是建設性的。

如果說第一次鴉片戰爭是英國給中國上的第一堂課,那麽第二次鴉片戰爭就是第二堂課,八國聯軍制止義和團的殺戮就是第三堂課。本書對戰爭進程一筆帶過,重點在於此前人們比較忽略的聯軍佔領北京之後的若干行為。其中,聯軍有一項意義深遠的舉動:從1900年9月起,聯軍將紫禁城向大批參觀者開放,一開始只允許外交官和軍官入宮,後來很多普通西方人士也得以進入。他們在皇宮內自由地閑庭信步,登上太和殿的御座拍照,甚至躺在慈禧太后的床上體驗床墊的軟硬度。大量西方軍民在紫禁城中遊歷的照片,在西方媒體上發表,並與其他媒介結合,得以廣泛傳播。「紫禁城就以這樣不難操作的方式,被改造成一個恆久不變的流動體。」

這是西方人故意安排的項目,不僅僅是羞辱愚蠢而殘忍的清皇室,更是對紫禁城以及它所代表的「奉天承運」的皇權的「祛魅」。「祛魅」是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一個重要概念,韋伯簡要地稱之為「理性祛除巫魅」。「祛魅」是指剝去附著在事物表面上的那層虛假的東西,即「魅」。何偉業指出,聯軍這種祛魅的作用十分深遠:「它把清朝君主統治中妄想的成分,把中國皇帝作為天子具有至高無上地位的信念,把皇帝的帝國是天朝上國的信念,轉變為某種極平凡極世俗的東西。」

從某種意義上說,西方人士暢遊紫禁城的精神震撼作用,不亞於戰場上西方人用阿姆斯特朗機槍如秋風掃落葉般屠殺此前讓人聞風喪膽的蒙古鐵騎。用何偉業的話來說,這是一場「象徵戰」:「通過『象徵戰』的手段,清朝君主的符號、場所和象徵已經受到強有力的貶抑,清朝皇帝的統治權也已經被重新安放進一個『展覽性的綜合體』之中。清朝皇帝統治權各方面的力量在這個綜合體中受到了抑制,不再具有任何威脅。這樣一個過程,是通過對紫禁城的侵犯,通過文本的暴力,通過攝影再生產,通過《辛丑條約》——它像覲見條款一樣,對清朝皇帝統治權進行再疆界化,並把它納入歐洲中心的國際關係的全球秩序之中——的許多條款來完成的。」

可以說,1900年之後,排滿革命風起雲湧跟紫禁城和皇權的「祛魅」有著直接的關係。既然朝廷只能「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數年之後即有革命派章太炎公然宣稱「載湉小丑,不辨菽麥」。而且,章太炎在租界法庭上的自我辯護中使用的全是「英國課業」中的現代觀念:對於在文中所寫「載湉小丑」四字觸犯清帝聖諱一事,他辯解說:「我只知清帝乃滿人,不知所謂『聖諱』。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人們是不避諱的,所以我直接寫『載湉』,沒有什麼不對。」

類似的「皇權祛魅」,美國人在二戰後統治日本時也使用過。來到戰敗投降的日本的美軍統帥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清楚地認識到,在日本人的意識中,天皇不是人,而是所謂的「神」,他決定把天皇拉下神壇。1945年9月28日,日本的各大報紙刊登了一張麥克阿瑟和裕仁天皇的合影,照片中,身材高大的麥克阿瑟一身隨便的軍裝,神情倨傲;矮小的日本天皇裕仁身著舊禮服,神情恭緊。這張照片在日本引發的震撼,不亞於裕仁天皇投降的玉音放送。此刻,日本才算真正完成了明治維新時福澤諭吉所指出的「脫亞入歐」之路。

Emperor Hirohito and General MacArthur, at their first meeting, at the U.S. Embassy, Tokyo, 27 September, 1945
Photo Credit: Lt. Gaetano Faillace@Wiki Public Domain

從《孫子兵法》到《萬國公法》

英法聯軍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佔領北京之後,西方列強選擇在禮部大堂與清廷簽訂《北京條約》,並交換《天津條約》的批准書。這又是一個精心的安排:禮部是朝廷負責意識形態的核心部門,中國由此斯文掃地——不僅是器物和技術層面不如人,而且在制度和文明層面也不如人。

《北京條約》的有關條款確認了英國有權在北京設立使館,確定了800萬兩的賠款,開放天津為通商口岸並將九龍割讓給英國。其中有一條款卻從未引起注意,這一條居然是「允許華國人出國」——這不是英國等西方國家為中國人爭取出國的權利嗎?此前,中國人若擅自出國,包括下南洋討生活,如果被朝廷抓到,是要殺頭的。中國民眾不能用腳投票,選擇其生活的國家,「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何其可悲。今天,某些「特定的中國人」也不允許離開中國,比如劉曉波和他的妻子劉霞,維吾爾人要申請護照也難於上青天。中國人的國內遷徙權和出國權,至今仍然沒有基本保障。

近代以來中國被列強侵略的歷史,換一個角度看乃是從《孫子兵法》到《萬國公法》的歷史。

學者仲偉民在《孤立於世界的悲劇與災難》一文中指出,作為中國智慧聖經的《孫子兵法》,用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大約不失為一種智慧;可是,如果用在國際關係上,則不折不扣成為了不守信譽、欺騙訛詐的代名詞。因為這種智慧與國際法是格格不入的!

參加過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英國軍官麥吉在回憶錄裡,毫不留情地嘲笑中國人《孫子兵法》般的「智慧」。他說:「他們處理國際關係的體系漏洞百出,荒謬可笑。他們認為我們的「最後通牒」是個謊言,因為他們認為兵不厭詐,戰爭時說實話是不明智、不慎重的,還認為我們不會佔領炮台,因為我們提前告知他們會這麼做了。我們不禁要問,我們怎麼就和這樣一個政府打上了交道?這次戰役我們算是給了他們一些慘痛的教訓,讓他們明白我們是說話算話的,對他們的背信棄義我們是要給予懲罰的。」

中國人對《孫子兵法》篤信不疑,對《萬國公法》則不以為然。其實,《萬國公法》一書早在1864年冬,便由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M. P. Matin)翻譯完成,並在總理衙門的資助下由丁韙良所創辦的教會學校崇實館刊印發行。該書譯自美國國際法學家亨利・惠頓(Henry Wheaton)於1836年出版的《國際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可惜,出版後無人問津,直到庚子之亂之後,中國人才發現《萬國公法》原來比《孫子兵法》管用。

《萬國公法》可以說是「英國課業」中的「核心課程」,它為中國帶來了五個革命性的觀念更新:第一,中國不是全部的「天下」,中國只是世界之一部分。第二,每個國家的法律之上還有「自然法」(Natural law)。此種「公法」來自於各國的公議,由各國共同遵守。第三,民主共和的觀念,主權來自於人民。第四,法治的觀念,無論是君主之國家,抑或是民主之國家,尊重人民的公意、依照法律辦事應當是一項基本原則。第五,三權分立的觀念。

然而,至今這些觀念都未能在中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看看中興集團因違法被美國處罰之後,中興集團與中國外交部的言論,就能發現中國仍然深陷在《孫子兵法》的醬缸中。如果不把野蠻當野蠻,同樣也就不把文明當文明。所謂的中美貿易戰,不過是美國取英國而代之,對中國傳授「美國課業」罷了。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