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政客無所不為的韓國檢察官,遇上三星就變侏儒

對政客無所不為的韓國檢察官,遇上三星就變侏儒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三星平時就持續經營以檢察廳帶頭的高階公職人脈。尤其是當中有望往上升遷的人,三星就會利用學緣或地緣等關係進行更徹底的管控,媒體或政界也是。

文:李容馬

插曲1:三星

「三星李在鎔先生的非法繼承起訴事件,處理得如何?」

「尚未決定。」

「公訴時效有多長?七年嗎?還是十年?」

「還沒決定。」

「如果公訴時效是七年,那沒剩多久了。在那之前會決定是否起訴嗎?」

「那也尚未決定。」

這是2003年9月,在首爾地檢第三次長檢察室,次長申相圭和記者們的對話。李在鎔是在1996年12月初非法取得三星愛寶樂園的股票,2000年有人向檢察廳告發以李健熙、李在鎔父子為首的三星高階主管的背信嫌疑。如果公訴時效只設定為最短七年,那就會在2003年12月底到期。沒人能預測法院最終判決會如何,也不該預測。因此檢察廳應該先就最短七年的公訴時效來決定是否起訴。

然而就在公訴時效剩不到三個月的時候,檢察廳卻很正式地說明,他們尚未決定是否要起訴。總是強調徹底法治的檢察廳,做出這種說明很離譜,而且他們還拿這種說法跟記者大言不慚地狡辯。

盧武鉉執政之後,檢察廳因為總統親信賄賂,已經斷然進行過前所未有的非法競選資金搜查,但是碰上三星李健熙會長父子相關案件卻總是答非所問,能拖就拖。

他們受理這個案件已經超過三年。這不是什麼複雜的案件,調查也不需要太多時間或資料。這段期間,負責此案的首爾地檢檢察官,沒人想接這個燙手山芋,一再把案子留給後面接手的人,最後終於到了公訴時效快過期的關頭。即使到了這個時候,檢察官仍然是一副拖拖拉拉的態度。如果不是記者一直在關心,此案也有可能就過期了。

2003年12月1日公訴時效屆滿的前一天,檢察廳終於針對許泰鶴和朴魯斌兩位前任和現任三星愛寶樂園社長進行沒有聲押的起訴。兩人適用的罪名,是把可轉換公司債賤賣給李在鎔,因為瀆職而造成公司損失將近1,000億韓幣。

檢察官如果是按照正常程序處理此案,應該從傳訊兩人調查的時候,就向媒體說明進程,並且設定記者拍攝線。更何況這是瀆職金額超過1,000億韓幣的驚人犯罪,根本就應該立即收押這兩人。因為一般人瀆職金額若是超過一億韓幣,就會被收押。還有,應該從這兩人往上追查,不只是李在鎔,連李健熙也該調查,並一一公開說明。

身為檢察官,對三星集團的會長進行司法調查,這會成為絕無僅有的最佳經驗。然而檢察廳卻無聲無息地處理這個案子,傳訊許泰鶴和朴魯斌前任和現任社長也沒公布。檢察官不只沒有申請收押他們,對此案的主犯李健熙和李在鎔父子也從未傳訊過。他們說,如果起訴共犯,其他嫌疑人的公訴時效會自動停止。於是他們又再度拖延對李健熙、李在鎔父子的調查。這又是丟開燙手山芋的手段。不調查主犯,只起訴從犯,他們可真會想。

對李健熙、李在鎔父子的調查,要到事隔四年之後的2007年11月,因為金勇澈律師公布三星秘密資金的組成疑雲,才由趙俊雄特偵組檢察官接手。當時很多人對趙俊雄特偵組檢察官存有疑慮,因為他是高階檢察官,大家擔心他恐怕無法徹底搜查三星。結果一點都沒錯,趙俊雄特檢的搜查結果和大家預估的絲毫不差。他對李健熙、李在鎔父子搜查的結果,不是從特檢的立場,而是從律師的立場給了一張徹底的免罪符。雖然有數千億元的瀆職和逃漏稅等嫌疑,卻沒有任何人被逮捕。對接受三星賄賂嫌疑的高階公職人員,也下了全無嫌疑的結論。法院最終判了李健熙拘役三年,緩刑五年定讞,連一根寒毛也沒動。

進入盧武鉉政府時期,對付政治人物近乎無所不為的檢察廳,為什麼碰上三星就如此怯弱呢?這可以從金勇澈律師公布的事情,和安企部錄音下來的三星X檔案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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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李健熙、李在鎔父子的非法繼承,無論在當時或是現在都是敏感議題。李健熙會長的最大課題,是將他父親李秉喆會長創立的三星集團安全地交接給兒子李在鎔。在過程中,若是依法全部繳納贈與稅和繼承稅等,繼承可能會出差錯,財產也會損失高達一半。為了避免這些麻煩,需要一套完整的方法。

李健熙會長從「可轉換債券」和「附認股權證公司債」(Bond with Warrant,BW)等可以轉換為股票的新型態債券中找到辦法。李健熙會長將一百億左右的金錢贈與給李在鎔三兄妹,李在鎔等人則用這些錢來賤價購買三星控股公司愛寶樂園,和三星SDS新發行的可轉換公司債和附認股權證公司債。一段時間後,等這些公司債轉換為股票,他們就成了大股東。因為三星愛寶樂園和三星SDS的作用,就是掌握以三星電子帶頭的主要關係企業的控股公司,這就等同於李在鎔接收了三星集團。李在鎔接收了巨大的三星集團,但他要繳的只有最早收到那60億韓幣的贈與稅——16億韓幣。對比之下,李在鎔接收的股票價值卻扶搖直上,他目前的財產高達八兆韓幣。

根據非法繼承的調查結果,可能會動搖三星的第三代繼承。法院如果當真照實判決背信金額,那麼李在鎔好不容易才吞下的三星,可能要整個吐出來。因此三星將這個問題視為生死存亡,進行各方關說。在阻攔檢察廳的搜查上,可以說是做得很成功。

檢視金勇澈律師或是三星X檔案所曝光的事實,還有這段期間以記者身分親眼目睹的三星,發現三星平時就持續經營以檢察廳帶頭的高階公職人脈。尤其是當中有望往上升遷的人,三星就會利用學緣或地緣等關係進行更徹底的管控。媒體或政界也是。平常日子,三星就負責替這些高階人員支應與晚輩一起喝酒的花費,過年過節就送禮物禮金來套交情。禮金也不用大,只要是那種收下來也沒壓力的適當金額就夠了。還會偶爾聯繫人脈,協助大家相互升遷,累積一種三星社群。只要是透過三星的人脈和力量可以解決的請托,來者不拒。想跟三星要個外部董事位置或是安排子女就業問題,都是他們舉手之勞。因為跟三星提出這類請託的人,將來無需三星親自開口,對方就會意識到自己欠三星的情,所以更好。

2017年的《時事IN》特別報導,把三星張忠基會長的手機簡訊赤裸裸地曝光。從這些報導就可以看出剛才說的種種狀況。媒體記者或相關人士,平時動用三星力量解決問題,要付的代價就是碰上有關三星的報導,就得適當地「修潤」或是抽掉。

平時就做足功課,等這些人升遷到決策位置的時候,至少可以避免他們直接把刀子架到三星的脖子上。當然,互信累積到某種程度之後,就會像電影《內部者》中的情節,最後毫無顧忌地相互勾結。一方會擺明了要錢,一方也會擺明了要求提供相對應的協助。像趙俊雄特檢,他不過是個法律人,但是在確認了李健熙會長離譜的非法行徑後,卻搖身一變好像成了個經濟專家,夸夸其談地講著「處理三星問題會讓企業經營管理上出現空白和差錯,因而做出不收押決定」。看著這些,不能不讓人聯想到《內部者》的場面。

檢視一下金勇澈律師公開點名從三星收受賄賂的高階公職人員有哪些。有國家情報院長金成鎬、檢察總長林采珍、大邱高等檢察長李貴男、國家清廉委員長李鐘伯等大人物。但三星經營的人脈何止這些人?這不過是冰山的一角罷了。賄賂要長期管控,才能提升彼此的親密度,也才能輕易得到自己想要的。究竟有多少人知道三星集團一年好幾兆韓幣的企宣費用裡,有多少流入這些荷包呢?

沒錯,這就是檢察廳的常態。李健熙在他會長任內儘管有許多不法行為曝光,卻從未遭到徹底搜查或拘留。隨著我們社會的民主化,面對政治力量一直聲量高亢的檢察廳,只要一碰上李健熙會長,聲音就會變小,越來越畏縮。即使盧武鉉政府上台也一樣。無論大家多麼高聲疾呼檢察改革,檢察官一碰上三星就變成侏儒。

當然,盧武鉉政府本身也很類似。金勇澈律師公布的秘密資金曝光之後,針對李健熙會長必須要接受特偵組調查的時候,執政黨和在野黨協議把特別檢察官的任命權按照特檢法交給大韓律協。當時大韓律協片面極力指責金勇澈律師,毫不顧忌地袒護三星。讓大韓律協來任命三星案的特偵組,本身就擺明不必搜查三星了。

相關書摘 ▶「都是盧武鉉的錯」成為民間流行語,在野黨如同免費撿到政權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韓國MBC記者提供的鏡子》,網路與書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李容馬
譯者:張琪惠

由韓國獨立媒體「打破新聞」製作的紀錄片《共犯們》,報導韓國兩大公共電視台的罷工實況,在影片的最後,本書作者、長期參與罷工的李容馬,被問到行動的意義時,回答說:「在黑暗的時代,我們沒有選擇沈默,這就是意義了。」書中也提到有人問他為何不退出工會,他回答:「我沒有那樣活過⋯⋯」

韓國兩任總統李明博與朴槿惠以政治力干預新聞編播,促使KBS和MBC兩家公共電視台記者為爭取新聞自由大舉抗爭。雖然有強勢的工會力量做為後盾,但記者們付出的代價卻是將近十年的青春年華,還有往後的新聞生涯。一直到2017年12月初工會的發聲與抗爭終於獲得逆轉勝,全員復職。

本書為2012年,身為MBC工會宣傳局長的李容馬記者,為了訴求公平報導,與其他工會成員一同策畫為期170天的罷工活動,最後卻因此遭到解雇。爾後,他又被醫師診斷為腹膜癌末期。即使是重病纏身,仍未澆熄李容馬記者的希望,他一邊奮力地與病魔抗戰,一邊著手為兩個雙胞胎兒子寫的書。

透過本書,李容馬訴說自己一路以來所生活的世界,以及這個世界未來該有的走向;記述著他曾經歷過的韓國現代史(如民主化運動等),並以將近20年的記者角度,融合曾經採訪過經濟、文化、外交、司法、政治等領域的經驗,分析韓國社會與媒體的弊病所在,除此之外,也向讀者傳遞「為了讓下一代可以在更加自由平等、充滿人情味的社會生活,韓國國民必須團結起來」的信念,自始至終他堅持相信「世界可以改變」,變得更好!

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
Photo Credit:網路與書出版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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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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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柏林畢生在做的事,也是看見・齊柏林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讓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得以傳承世代,「數位典藏」計畫需要你我一同支持響應。

2017年,《看見台灣》的導演齊柏林匆匆離開這個世界,留下無數珍貴空拍影像資產;這些跨越1990年代到2017年、長達25年台灣自然與人文地景變遷的真實紀錄,不只保留了台灣之美,更在學術研究、環保倡議和環境教育上有著無可取代的價值。然而,龐大的影像素材需要經過「數位典藏」才能被有效應用,因此「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承接數位典藏的使命,讓齊導畢生的心血,能夠世代傳承,發揮永續的影響力。經過兩年的摸索,基金會最終研擬出最合適的數位典藏計畫,不只將齊導作品數位化、分類歸檔,更要建置線上影像資料庫,並將繼續記錄台灣的使命傳承下去。

根據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統計,齊柏林導演在空中拍攝超過2500小時所累積的影像,約為10萬張空拍底片、50萬張數位照片,上千小時的空拍影片;要為如此龐大的影像資料建檔與整理,勢必耗費許多金錢、時間與人力。不過,只要能集結眾人之力,這一場數位典藏人員及專業志工接力的馬拉松,將會是美麗而撼動人心的一段旅程。

「數位典藏」做什麼?

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e),意思是將有保存價值的實體或非實體資料,透過數位化(諸如攝影、掃描、影音拍攝、全文輸入等)與加上屬性資料等詮釋資料(Metadata),建立數位檔案的形式,作為永久保管儲存。

而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的數位典藏計畫可分為三大工作線,分別為:

  • 傳統底片組:挑選底片→掃描成數位檔案→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數位照片組:挑選照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空拍影片組:挑選影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除了要將齊導留下來的影像作品數位化歸檔,數位典藏計畫還包括改版建置「iTaiwan8影像資料庫」,也就是建設完整的線上影像資料庫系統,讓齊導作品更便於靈活運用,也能讓更多世人看見。

飛行2500小時累積的空拍影像,怎麼整理?

  • 整理底片/數位掃描

數位典藏組專員詹宇雯的工作,是負責整理傳統底片。即便存放在防潮櫃中,傳統底片仍面臨逐漸老化褪色的壓力,需要與時間賽跑進行數位化保存;然而大多未經篩選的10萬張底片,有些因為直升機震動導致些微的畫面模糊,也有因飛行路線連續較重複的地景構圖,而詹宇雯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並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整理底片最常發生的問題就是人工出錯,因為以前留下的資料可能是齊導或其他志工整理出來、用手寫的,貼紙可能貼錯或資料寫錯。」詹宇雯說起某次經驗,當時有一張台北車站的照片被貼了很多年份,為了找出正確年份,她試圖辨識照片裡招牌跑馬燈上的氣溫、股市市值等資料,交叉比對推斷出正確年份。雖然偶有這種偵探辦案一樣的趣事,但大多數時候是耗費專注度與眼力的過程。

完成底片挑選的階段,接著進到底片掃描數位化。然而,這步驟並不容易,除了整體的影像品質控制與檔案管理,齊柏林導演留下的底片最遠距今至少11年,老化褪色的底片容易出現色彩偏誤,須進行色彩還原,再修掉畫面上的髒點、存成解析度高的數位影像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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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整理傳統底片的過程,必須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 建立屬性資料

所謂「建立屬性資料」,其實就是為影像添增各種描述紀錄的資訊,有了這些資訊,龐大的影像資料才能被有效率的搜尋、管理。數位典藏組副組長陳宣穎表示,以齊導拍攝的影像為例,包含:拍攝主題、地點及詮釋地景的關鍵字都屬於此範疇;而其中投入最多時間的便是「定位」和「建立關鍵字」這兩項任務。

「定位」指的是找出拍攝主體所在地點和座標,有時可透過既有的飛行軌跡紀錄來推測,但更多時候是在沒有軌跡紀錄的狀態下,憑藉地理知識及照片上的蛛絲馬跡判讀位置。如果影像拍攝年代久遠,或是地景變化很大,就需要運用更多歷史圖資或佐證資料去搜索、推論。

「我們要一張一張照片判讀,建立屬性資料。像是早期的傳統相機沒有定位功能,常常看到照片中只有一大片山稜線,此時我們就要仔細比對地圖、衛星影像,想辦法查找,盡可能貼近正確。」陳宣穎說。

「建立關鍵字」看起來似乎相對輕鬆,然而事實上,光是決定有哪些關鍵字可以使用,就是一門功夫。第一步必須辨認影像中的景物,例如一塊農田種植的是什麼作物,就必須蒐集其他資料輔助判斷;其次,由於空拍照片尺度不一,在畫面中佔比多大的景物需要設立關鍵字,也需要經過討論訂定規則;最後,還必須從使用者的角度思考,依據一般人的搜尋習慣設立關鍵字。

因此,在建立屬性資料的過程中,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也特別諮詢多位專家,共同研究規劃出適合台灣空中影像的關鍵字建置邏輯,並以此基礎進行分門別類、校正檢核,確保影像被妥善歸納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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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屬性資料時需要大量對比地圖,並依照訂定好的規則建立屬性資料,使歸納邏輯一致。
  • 影音資料典藏

相較於照片整理,動態影片的典藏工程更為多元複雜。首先,要針對近千小時空拍影片進行盤點,接著進行特殊格式轉檔與備份,再逐步建立邏輯編碼、標示檔案管理方式,以推動後續屬性資料建立。

「影片整理最大的兩個挑戰,其一是影片內容橫跨的範圍很大,導演可能是台中起飛、屏東降落,因此要去判斷每個影片節點的地景定位;其二是飛機上升的垂直範圍很大、晃動又劇烈,有時候會遇到『果凍效應1』致使內容失真。」影音製作組專員鄭宇程說明,由於各時期的影片拍帶檔案格式、影像內容品質、影片時長都不同,大大增加了管理建檔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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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影音資料的典藏,需要讀取大量的檔案,逐格檢視、分段建立屬性資料、調色等。

加入數位典藏的馬拉松,傳承接棒台灣之美

從一步步定義操作流程、統一色彩管理語言、購置影像處理設備等,到培訓志工與實習生、讓人力支援一步到位、避免巨量資料的協作過程中出現錯誤,都是數位典藏計畫的範疇。多元內容創意部副總監王俐文表示,「數位典藏」四個字說來簡單,但過程繁複龐雜,需要所有人一致的專注、耐心、細心、以及熱忱。

「iTaiwan8影像資料庫」作為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的目標之一,改版上線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除了完成龐大影像資料的典藏,更大的挑戰是要繼續記錄台灣,讓影像不會只停留在2017年。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導畢生在做的事,也是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而數位典藏計畫,就是齊導生命的延續,也是基金會動力的源頭。要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並不容易,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亟需各界的支持,共同建置屬於台灣最美的影像資料庫。讓我們一起守護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讓土地脈動的珍貴影像得以傳承世代,發揮更多價值。

捐款支持看見・齊柏林基金會,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


註1:果凍效應(rolling shutter)是數位相機CMOS感光元件的一種效應,當使用電子快門來拍攝高速移動的物件時,原本垂直的物件拍攝出的畫面卻為傾斜甚至變形。(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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