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工作所掀起的學術爭辯:瑪格麗特米德《薩摩亞人的成年》與愛麗絲高夫曼《全員在逃》

田野工作所掀起的學術爭辯:瑪格麗特米德《薩摩亞人的成年》與愛麗絲高夫曼《全員在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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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覺得與《全員在逃》爭議最相似的,莫過於美國知名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於1928年出版的《薩摩亞人的成年》之後所掀起的爭辯。兩本民族誌都是系出名門的年輕學者的初試啼聲之作、其資料都來自二十出頭的年紀時所開啟的田野工作。兩本書都奠定了作者在學科內的地位,也都有為大眾書寫的企圖,而之後面臨的批評也都牽涉到報導人敘事的真實性與對異民族文化描寫的公正性的問題。

文:林浩立

今年五月剛由衛城出版的《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在台灣宣傳的策略非常明確:儘管有著非常高的評價,這本書同時也極具爭議性。甚至隨著此書的出版,在網路上唯一相關的中文文章是一篇由一群學生寫給作者社會學家愛麗絲・高夫曼的公開抗議信的翻譯。至於爭議為何,中文版的導讀已經談得很清楚,我在本文稍後也會補充。而身為一位人類學家,看到隔壁棚社會學界的紛擾,不禁想起自己學科過去幾次類似的內戰,例如80年代「民族誌再現了什麼樣的事實」的書寫文化反省浪潮、90年代中「人類學家是客觀科學家還是有道德責任的社會工作者」的辯論、90年代末「西方白人學者真的懂邊緣族群在想什麼嗎」的三百回合大戰等等。

其中,我覺得與《全員在逃》爭議最相似的,莫過於美國知名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於1928年出版的《薩摩亞人的成年》之後所掀起的爭辯。兩本民族誌都是系出名門的年輕學者的初試啼聲之作、其資料都來自二十出頭的年紀時所開啟的田野工作。兩本書都奠定了作者在學科內的地位,也都有為大眾書寫的企圖,而之後面臨的批評也都牽涉到報導人敘事的真實性與對異民族文化描寫的公正性的問題。最後,兩本書的附錄其實才是作者真正研究精神的所在,而對於附錄的重新探索與比較,可以讓我們在一片爭議聲中為兩者辯護。

米德與薩摩亞姑娘們

1925年8月,才剛進入由美國人類學之父鮑亞士主導的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士班兩年、且新婚不久的米德,隻身抵達了美屬薩摩亞,即將展開她為期八個月以島上青少年生活為主題的首次田野工作。返國後,她完成了《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其論點為有別於美國青少年,特別是女性,在青春期面臨各種心理與身理變化的騷動不安,對薩摩亞青少女而言青春期反而不是一段艱困的轉折時期。她們不但剛從照顧弟弟妹妹的家務責任中解脫出來,而捕魚、搜尋食物和編織等新的任務也給予她們充分的機會與男孩子互動、談情說愛,甚至體驗性行為。青春期因此是她們最終嫁為人婦前最自由愉快的時光。也就是說,青春期並非普世皆然的生物成長階段,而在不同的社會文化中會有不同的樣貌。

《薩摩亞人的成年》鮮明的社會評論色彩在出版之後很快地得到美國評論家的青睞,但其挑動保守社會敏感神經的性行為描述,則引起一些負面回饋。在學界內一開始的高評價(包括田野工作祖師爺馬林諾斯基),也逐漸轉向為對書中過多普遍性的陳述的批評。儘管如此,這本書還是獲得商業上高度的成功,也讓原本被視為禁忌的女性私密經驗得以被公開討論,更樹立了一個公共人類學的典範。然而在米德逝世的四年多後,紐西蘭人類學家德瑞克・費里曼(Derek Freeman)根據自己於1940年代在薩摩亞生活經驗以及隨後多年的檔案與田野研究,於1983年出版了《米德與薩摩亞》(Margaret Mead and Samo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Anthropological Myth)一書對《薩摩亞人的成年》進行嚴厲的挑戰。

他的批評不似之前學界內外關於道德立場與資料陳述的評點,而是近乎人身攻擊地推翻米德在薩摩亞的研究。他的論點主要是青春期依然是一個普同的生物階段,充滿生理心理上的轉變與衝突,在薩摩亞的階序社會中更是如此,因此米德所描寫的自由體驗性行為的狀況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她之所以會寫下這樣的結論,不僅是因為粗糙的田野工作與鮑亞士「文化決定論」的成見,更是因為她天真地聽信薩摩亞姑娘對她撒的漫天謊言。費里曼也讓原本對《薩摩亞人的成年》的書寫方式就有些不滿的當地聲音充分表露。許多薩摩亞人認為書中對薩摩亞人性生活幾乎獵奇式的描寫,不但與事實天差地遠,也否定了他們身為人的價值。

米德與費里曼的辯論是人類學史上的著名公案,其相關討論多不勝數,礙於篇幅在此只能扼要論之。簡單來說,費里曼的研究來自男性觀點、時代不同、位於獨立薩摩亞的田野地與美屬薩摩亞也有歷史發展上的差異,因此其挑戰有如張飛打岳飛。他對米德書中與檔案中的資料也多選擇對自己有利的部分分析。最後,被他指認出來誤導米德並曾在一部紀錄片上公開自陳的薩摩亞姑娘(此時已是八十幾歲的老嫗),也可以從米德田野筆記中發現非但不是主要報導人,在書中甚至只出現在一段中(也就是中文版頁40的帕娜)。事實上,米德非常清楚謊言玩笑存在的可能性,其材料來源也相當廣泛,不是只依賴一兩位報導人的片面之詞。最後,她並非極端的文化決定論者,在書中也認可青春期作為一種生物發展階段的存在,只是會在不同的環境中受不同的元素影響。

《薩摩亞人的成年》的定位其實一開始就是寫給大眾的「輕學術」作品,而米德想要傳達給美國讀者關於青少年發展、教育、女性意識的訊息也確實使她在薩摩亞資料上進行過度的詮釋。但她還是有基於薩摩亞田野的嚴謹學術著作,也就是《瑪努亞島上的社會組織》(Social Organization of Manu'a),還有博士論文《玻里尼西亞文化穩定性問題之探索》( An Inquiry into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Stability in Polynesia)。這些能反映她紮實的理論和方法論訓練的面向,則是展露在《薩摩亞人的成年》的附錄中(很可惜地中文版沒有翻譯出來)。裡面她提供了完整的研究設計、25位青春期少女的量性資料、對薩摩亞文化受到傳教士與殖民的影響也有清楚的掌握。這個附錄與日後被收入檔案中的田野筆記,成為在她過世後能為她持續辯白的最佳武器。然而,對於將這些資料毫不加修飾地呈現而對薩摩亞人造成的傷害,米德生前是相當懊悔的。

高夫曼與六街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