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草民的心裡話:當草原自治區只剩下「自由」,還有什麼價值?

那些草民的心裡話:當草原自治區只剩下「自由」,還有什麼價值?
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李秉芳攝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對烏托邦沒什麼興趣,好像我們要弄個地方完全跟現實脫節,然後反政府、反社會,事實上草原是跟城市緊密關聯的,我們要做的是製造討論空間。

「草原120自治區」是台北華山大草原上的一個因分屍案嘎然而止的「計畫」,從去年底開始到今年六月底以「不設限」為主要的訴求,徵集各式各樣的計畫、活動,包括藝術展演、論壇講座、派對活動、搭建房屋、共居共食等。

名為「野青眾」的團體在白晝之夜、百野遶境幾次台北街頭的藝術行動後,向台北市都更處申請到「司法大樓」預定地空間暫時使用權和活動經費,盼能將草原打造成社會實驗的基地,從三月開始上百場活動,參與人次上萬;然而命案發生後,野青眾隨即受到社會輿論撻罰,許多活動參與者也遭網友肉搜並批為「死文青」、「嬉皮」、「變態藝術家」、「邪教」等,甚至認為這些人聚集在此是間接造成悲劇的共犯。

華山草原是否真的因為計畫成為了命案的溫床?「自治區」是什麼?又為何標榜「自由不設限」?如今草原120自治區已被政府完全拆除不留痕跡,《關鍵評論網》專訪幾位草原的核心成員,希望呈現混亂後對成員們的衝擊與影響,也讓草原有機會重新被認識。

從箱子到野青眾,到草原自治區,他們想做什麼?

草原主要發起人莊奕凡四年前開始做「箱子:一杯咖啡一個故事」,希望創造人和人交流的場域,輟學後曾想開咖啡店的他後來發現比打造空間更有趣的是「公共空間」,其流動性和對人的開放性都更吸引他的興趣,「而且戶外就比較爽、比較自由」,在炎熱的午後卻要求在沒冷氣的戶外受訪的莊奕凡笑著說。

莊奕凡試著梳理脈絡:野青眾的行動目標是把生活在城市的人裡對空間的提問,轉換成更有趣、跳脫框架的方式呈現,不管在跨年夜遊行或西門町的行動藝術,都是透過直接擾動把對公共空間的不同想像帶入;幾次行動也都受到不錯的迴響。

然而莊奕凡也坦言,幾次行動後他感覺能量消耗極大,2016年和2017年的百野遶境和白晝之夜和藝術家合作,花上幾個月做大型藝術裝置、準備音樂、投影、舞蹈演出,並且「從來都沒錢」,也讓他思考,既然這樣的活動已累積一定能量和名氣,有沒有可能有個「基地」來孕育各種不同行動,這時因緣際會遇到台北市都更處,草原作為市中心的一塊閒置空地的運用可能,讓願意「從零開始」的他們開啟合作計畫。

從野青眾一直到草原,莊奕凡提出他對台灣公共空間的疑問:在街頭要循正常合法管道申請一塊地做創作非常困難,除了流程繁瑣,保證金一場就要五萬,而且不是申請就會過,限定團體或公司行號,「一般年輕人哪生得出公司?」,很多朋友聽到行政過程就直接放棄,對他而言,這很荒謬。

公共空間既然屬於所有人的,為什麼把真的想做事的人阻隔在外?莊奕凡質疑,最後只剩「下棋、散步、遛狗」,他強調自己並非批評散步遛狗,而是公共空間想像應該更多元,有更大潛力發揮存在價值,但對公共空間想像淺薄,原因來自於其限制,這限制除了法令也是氛圍。

莊奕凡回憶自己走在國外街上感受到的氛圍,是「沒有人在管周遭的人眼光」,但是當街頭藝人吉他一彈起來所有人就開始拍手跳舞,好像大家都認識,對他來說,那就是一種自由,是台灣看不到的,他也以花蓮海或瘋市集為例,描述人在那環境中感覺到的自在,「可以不穿衣服、隨時都在玩耍,這些聽起來很淺層,但很重要,這就是自由的體驗,體驗過才知道那是什麼。」

我一直覺得台灣環境很無聊,這種無聊在於太溫和了,大家不敢去觸碰底線,或想像力很有限,例如年輕人會觸碰的底線可能是抽菸打架吸毒,但這是很無趣的,終究不會改變任何事,還是在那框架內。

「踩底線」是什麼?有很多討論空間,我自己一直在觀察台北,雖然有很多不同聲音、選擇、族群,但撇除社運,大部分東西都還是太保守,大家都已經很明確知道規則、框架、社會觀感在哪,所以不管做什麼都還是在裡面。

我期待的是「不知道接下來會怎麽樣」的東西,可是我在台北四五年的時間一直沒看到。我不喜歡溫和,溫和是一個假象,大家不敢突破。

踩線不是為了激怒或是快感,而是要給一個想像空間和力量,本意是善而不是惡的,我們的行動一直去嘗試、一直想說的是「創造可能性」。

莊奕凡說,「草原」做的就是把這些本質是公共空間、還是有許多繁瑣申請限制的地方,先透過野青眾的名義申請,「對外再放寬」限制,所有想來草原發生的創作,既沒限定調性,也不收任何場地費,讓年輕人展現創意、交流和媒和,並在過程裡重新思考公共空間到底需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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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草原自治區提供

莊奕凡強調,他對「烏托邦」沒什麼興趣,很多人誤以為他想弄個地方完全與現實脫節,反政府、反社會,但對他而言,如果在沒有體制規則也沒有不同價值觀的地方,這些行動就沒意義了,草原從頭到尾都是跟城市緊密關聯的,「很接這個城市的氣」,不管是箱子、野青眾和草原,雖然形式有所不同,但都是想製造討論空間和公共空間的想像。

對藝術創作者來說,草原又給了什麼空間?

在野青眾成立之前,就以藝術創作者身份積極參與的周能安則舉例,劇場有「試演會」、「讀劇會」,先演十分鐘片段,或只讓演員「念台詞」,再和觀眾一起討論,這些燈光佈景配樂服裝都還沒到位、還在思考練習階段的作品,也需要和群眾接觸;又或者像他這樣對民俗宮廟文化有濃厚興趣,但並非專業的藝術創作者,難道不能以自己有限的經驗和知識去做實驗或創作,然後和群眾交流?

然而目前台灣沒有什麼空間給這樣的展演,周能安苦笑說,不管是幾十人的小劇場或上千人的國家戲劇廳,要求的都是完成度很高的作品,連去花博廣場借個戶外場地都要三萬元保證金,接電還要電工執照;而隨著國家補助機制的誕生,很多實驗空間都走向「專業化」,為了回應補助都在做美術館該做的事。

周能安舉例,像台北南海藝廊這樣的替代空間收掉,都讓這些終究無法符合補助口味、實驗性和低門檻的創作更難被看到,「這些實驗要怎麼存活?怎麼把討論聲音留下來?」創作者最終還是只能回到劇團、在學校或家裡演給團員夥伴、親朋好友、老師同學看,還是只會停留在同溫層。

自己也常申請補助經費和場地的周能安說,龐雜行政作業只是要讓人信任,為什麼跟政府申請補助要那麼多文件?就是要讓對方相信事情可以做好,但這也成為創作者的門檻:

如果今天要開課、辦講座,做藝術計畫,要寫五頁的企劃書,恐怕沒人會來草原吧!草原其實是用非常大的信任去實踐了這空間的想像和計畫,我們對這些人的價值觀是信任的,對他們想推廣的東西,相信都站在好的地方出發,他們可能非專業,但有心想推廣或嘗試;草原又可以接觸到很多人,當門檻比較低的創意或創作被實踐的時候,我相信會創造對話。

自由和自治如何達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