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草民的心裡話:當草原自治區只剩下「自由」,還有什麼價值?

那些草民的心裡話:當草原自治區只剩下「自由」,還有什麼價值?
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李秉芳攝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對烏托邦沒什麼興趣,好像我們要弄個地方完全跟現實脫節,然後反政府、反社會,事實上草原是跟城市緊密關聯的,我們要做的是製造討論空間。

「草原120自治區」是台北華山大草原上的一個因分屍案嘎然而止的「計畫」,從去年底開始到今年六月底以「不設限」為主要的訴求,徵集各式各樣的計畫、活動,包括藝術展演、論壇講座、派對活動、搭建房屋、共居共食等。

名為「野青眾」的團體在白晝之夜、百野遶境幾次台北街頭的藝術行動後,向台北市都更處申請到「司法大樓」預定地空間暫時使用權和活動經費,盼能將草原打造成社會實驗的基地,從三月開始上百場活動,參與人次上萬;然而命案發生後,野青眾隨即受到社會輿論撻罰,許多活動參與者也遭網友肉搜並批為「死文青」、「嬉皮」、「變態藝術家」、「邪教」等,甚至認為這些人聚集在此是間接造成悲劇的共犯。

華山草原是否真的因為計畫成為了命案的溫床?「自治區」是什麼?又為何標榜「自由不設限」?如今草原120自治區已被政府完全拆除不留痕跡,《關鍵評論網》專訪幾位草原的核心成員,希望呈現混亂後對成員們的衝擊與影響,也讓草原有機會重新被認識。

從箱子到野青眾,到草原自治區,他們想做什麼?

草原主要發起人莊奕凡四年前開始做「箱子:一杯咖啡一個故事」,希望創造人和人交流的場域,輟學後曾想開咖啡店的他後來發現比打造空間更有趣的是「公共空間」,其流動性和對人的開放性都更吸引他的興趣,「而且戶外就比較爽、比較自由」,在炎熱的午後卻要求在沒冷氣的戶外受訪的莊奕凡笑著說。

莊奕凡試著梳理脈絡:野青眾的行動目標是把生活在城市的人裡對空間的提問,轉換成更有趣、跳脫框架的方式呈現,不管在跨年夜遊行或西門町的行動藝術,都是透過直接擾動把對公共空間的不同想像帶入;幾次行動也都受到不錯的迴響。

然而莊奕凡也坦言,幾次行動後他感覺能量消耗極大,2016年和2017年的百野遶境和白晝之夜和藝術家合作,花上幾個月做大型藝術裝置、準備音樂、投影、舞蹈演出,並且「從來都沒錢」,也讓他思考,既然這樣的活動已累積一定能量和名氣,有沒有可能有個「基地」來孕育各種不同行動,這時因緣際會遇到台北市都更處,草原作為市中心的一塊閒置空地的運用可能,讓願意「從零開始」的他們開啟合作計畫。

從野青眾一直到草原,莊奕凡提出他對台灣公共空間的疑問:在街頭要循正常合法管道申請一塊地做創作非常困難,除了流程繁瑣,保證金一場就要五萬,而且不是申請就會過,限定團體或公司行號,「一般年輕人哪生得出公司?」,很多朋友聽到行政過程就直接放棄,對他而言,這很荒謬。

公共空間既然屬於所有人的,為什麼把真的想做事的人阻隔在外?莊奕凡質疑,最後只剩「下棋、散步、遛狗」,他強調自己並非批評散步遛狗,而是公共空間想像應該更多元,有更大潛力發揮存在價值,但對公共空間想像淺薄,原因來自於其限制,這限制除了法令也是氛圍。

莊奕凡回憶自己走在國外街上感受到的氛圍,是「沒有人在管周遭的人眼光」,但是當街頭藝人吉他一彈起來所有人就開始拍手跳舞,好像大家都認識,對他來說,那就是一種自由,是台灣看不到的,他也以花蓮海或瘋市集為例,描述人在那環境中感覺到的自在,「可以不穿衣服、隨時都在玩耍,這些聽起來很淺層,但很重要,這就是自由的體驗,體驗過才知道那是什麼。」

我一直覺得台灣環境很無聊,這種無聊在於太溫和了,大家不敢去觸碰底線,或想像力很有限,例如年輕人會觸碰的底線可能是抽菸打架吸毒,但這是很無趣的,終究不會改變任何事,還是在那框架內。

「踩底線」是什麼?有很多討論空間,我自己一直在觀察台北,雖然有很多不同聲音、選擇、族群,但撇除社運,大部分東西都還是太保守,大家都已經很明確知道規則、框架、社會觀感在哪,所以不管做什麼都還是在裡面。

我期待的是「不知道接下來會怎麽樣」的東西,可是我在台北四五年的時間一直沒看到。我不喜歡溫和,溫和是一個假象,大家不敢突破。

踩線不是為了激怒或是快感,而是要給一個想像空間和力量,本意是善而不是惡的,我們的行動一直去嘗試、一直想說的是「創造可能性」。

莊奕凡說,「草原」做的就是把這些本質是公共空間、還是有許多繁瑣申請限制的地方,先透過野青眾的名義申請,「對外再放寬」限制,所有想來草原發生的創作,既沒限定調性,也不收任何場地費,讓年輕人展現創意、交流和媒和,並在過程裡重新思考公共空間到底需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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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草原自治區提供

莊奕凡強調,他對「烏托邦」沒什麼興趣,很多人誤以為他想弄個地方完全與現實脫節,反政府、反社會,但對他而言,如果在沒有體制規則也沒有不同價值觀的地方,這些行動就沒意義了,草原從頭到尾都是跟城市緊密關聯的,「很接這個城市的氣」,不管是箱子、野青眾和草原,雖然形式有所不同,但都是想製造討論空間和公共空間的想像。

對藝術創作者來說,草原又給了什麼空間?

在野青眾成立之前,就以藝術創作者身份積極參與的周能安則舉例,劇場有「試演會」、「讀劇會」,先演十分鐘片段,或只讓演員「念台詞」,再和觀眾一起討論,這些燈光佈景配樂服裝都還沒到位、還在思考練習階段的作品,也需要和群眾接觸;又或者像他這樣對民俗宮廟文化有濃厚興趣,但並非專業的藝術創作者,難道不能以自己有限的經驗和知識去做實驗或創作,然後和群眾交流?

然而目前台灣沒有什麼空間給這樣的展演,周能安苦笑說,不管是幾十人的小劇場或上千人的國家戲劇廳,要求的都是完成度很高的作品,連去花博廣場借個戶外場地都要三萬元保證金,接電還要電工執照;而隨著國家補助機制的誕生,很多實驗空間都走向「專業化」,為了回應補助都在做美術館該做的事。

周能安舉例,像台北南海藝廊這樣的替代空間收掉,都讓這些終究無法符合補助口味、實驗性和低門檻的創作更難被看到,「這些實驗要怎麼存活?怎麼把討論聲音留下來?」創作者最終還是只能回到劇團、在學校或家裡演給團員夥伴、親朋好友、老師同學看,還是只會停留在同溫層。

自己也常申請補助經費和場地的周能安說,龐雜行政作業只是要讓人信任,為什麼跟政府申請補助要那麼多文件?就是要讓對方相信事情可以做好,但這也成為創作者的門檻:

如果今天要開課、辦講座,做藝術計畫,要寫五頁的企劃書,恐怕沒人會來草原吧!草原其實是用非常大的信任去實踐了這空間的想像和計畫,我們對這些人的價值觀是信任的,對他們想推廣的東西,相信都站在好的地方出發,他們可能非專業,但有心想推廣或嘗試;草原又可以接觸到很多人,當門檻比較低的創意或創作被實踐的時候,我相信會創造對話。

自由和自治如何達到「平衡」?

名為「自治區」的草原,本來想的也許很單純,然而事件發生後,面對排山倒海的輿論質疑的「自治」卻難以回應,莊奕凡無奈表示,也許這個字眼容易引起誤解,是一開始沒想清楚的地方,「大家以為自治區是一群人建構出來有規則的私領域,踏進界線裡就有自己的法律,甚至無法無天殺人也不管,這太離譜了」

莊奕凡認為,草原位於台北市中心,是跟政府合法申請的計畫,本質一直是開放性的公共空間,「自治區」是模糊公共空間的規則,創造自由氛圍;莊奕凡強調,草原唯一最具體的規則,就是要把自己的垃圾撿乾淨帶走,其他都是精神原則,像尊重他人、分享與奉獻、自我負責等,這些套到社會其他地方大家也都懂,草原多的是「自我展現」,當這些條件都遵守、精神都理解後,可以盡情展現自己。

莊奕凡坦言對「沒這麼社會化」的自己來說,關於自治與自由他很難回答,但他的理想是,每個來到草原的人,尊重他人同時也保護自己,以事後被網友揭露非法闖入台鐵鐵道禁入區的「電音趴」為例,有很多時候要享受更高的喜悅,不管是來自於踰矩、打破規則,冒著被抓風險,就必須付出代價,然後保護自己,他認為那個情緒、意識很重要:「我站在這裡,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走,但我仍然要在這裡。」

華山草原
Photo Credit:關鍵評論網李秉芳攝

然而這些規則與精神是否能被所有來到草原的人所接受與理解?

周能安對此持懷疑態度指出,草原初期活動和人還沒太多時「自治度」很高,草民們可以聚起來討論公共事務、制定規則、維護環境;但當某種自由成為號召,又為了讓更多人認識草原密集舉辦大量活動,原本在草原生活、實踐自治的二十個人就很難繼續「自治」,反而被來參加活動的幾千個群眾「淹沒」了。

負責草原企劃及行政事務、經常和公部門聯繫的成員小巴苦笑說,他曾提出的「自治方得自由」終究難以達成;而這樣的矛盾和認知落差,也成為周能安在五月底因「理念不合」退出草原團隊的原因之一。

對周能安來說,到草原「享受娛樂、釋放自己」的派對群眾大多都是暫時的,他們可能不理解草原的精神和規則,也對草原沒有責任感,團隊又得花上多少時間去和幾千人傳遞理念?最後只剩下空洞簡單的口號「自由和解放」,但背後的自治被稀釋掉了。

假如草原是場社會實驗,我不會用無架構的方式去進行實驗,可能跟我是劇場背景有關,當代劇場有各種驚世駭俗的挑戰,在舞台上做愛、裸露、自毀身體,都是在高度的紀律下進行的,所有的脫序行為都是預設安排準備好的。如果是無制度、無架構的狀態,我會打個問號。

如果草原「允許所有事情發生」,那所有東西都要有信任機制或準備,團隊要告訴群眾,「這我們都知道,都是準備好的。」假設要放火,那臨界點是什麼?什麼狀況我們立刻介入把它終止?這是我的態度,無論如何脫序都應該......不要說被控制,但是在「標準」之下的,是個很鬆很鬆的標準,但還是有。現在信任被破壞了,就是因為看不到標準。

許多人在事發後,檢討草原的管理疏失,認為草原應該有更嚴密的管理機制,包括周能安和幾位草原核心成員都艱難地承認,即便加強管理,管到所有來搭帳篷的人都留身分證影本,提供良民證,甚至組起巡邏隊,每兩小時就去帳篷「查夜」,恐怕仍避免不了悲劇的發生。

而犯下此次分屍案的加害人在草原團隊的眼中,更是個看起來最為「認真正經」的人,花了二十萬搭起結構堅固的小木屋,也鮮少對異性有什麼踰矩或不尊重的言行,發生這樣的事「出乎所有人意料」。小巴難過表示,也許社會大眾看了聲明稿覺得團隊在推卸責任,但他們確實沒辦法完全掌握所有草原上的人事物,而莊奕凡也坦言,他和加害人「真的不太熟」。

周能安則認為,「大家都跟兇手不熟」是事實而非藉口,也許就是問題所在;該做的可能是加強人際網絡的連結,草原團隊對來居住、提計畫、辦活動的人,都親自去理解,來到草原的人也都應該要理解其他人在做什麼,「唯有這麼密集的人際連結,那個社會安全網才可能work」

而相較於莊奕凡對草原的「無為而治」,早期自己搭建起一棟木屋,並住在草原上的草民「底鍋」也提出了關於自由的自省:

我們在探討自由,但沒探討到自由的邊界是什麼?它總是有個邊界的,我們可以隨心所欲,但不包含殺人,比如說可以打架,有時候打到最後也是peace的,所以這邊界在哪?又比如大家沒有一起保護環境,有人喝醉在音箱上尿尿,我們會生氣覺得這是不對的,這也是自由的邊界。

我永遠都覺得,自由相對於限制,探討生命就是探討死亡,探討自由也是探討限制,但我不是覺得要趕快檢討然後把「管理缺失」全部列出來,因為這樣也是空的,只是我認為也許可以多一個這樣的意識,然後繼續做。

草原的成員們受到什麼影響?下一個「草原」還可能發生嗎?

值得一提的是,幾名草原的核心成員都認為,事件發生後輿論群起攻擊草原,反而讓他們「變團結」,過去運作較鬆散隨性的他們,一下面對許多「危機任務」,迅速組成幾個內部小組,研擬聲明稿、和政府溝通等,小巴認為,在很密集的討論和辯論中,草原被遺忘許久的自治精神又漸漸浮現出來。

莊奕凡認為,發生這起意外後續引發的輿論批評,也算某種「社會擾動」,有衝突就有情緒,就可以探討情緒背後的是什麼,理出很多文化上差異,「野青眾是路邊長出來的,本來就不是為了取得政府或是企業的認同才做這些事,因為不被社會大眾所認同,被輿論攻擊等,其實我都能接受。」

周能安說,草原因此受傷,需要時間恢復,但他相信這件事若能種下有價值的種子,是在那些真正喜歡、想留住草原的人的內心產生的責任和對未來的思考,以前可能只做自己想做的事,但現在會去思考要不要關照其他人?如果草原計畫順利結束,甚至發起抗爭然後失敗,以後還是自己做自己開心,但經過這些,說不定會更關心別人、更關心公共事務,因為「公共」不只是道德或法律規範,包含「會想到別人」,來自更高的尊重。

華山草原自治區
Photo Credit:王政傑/a>

草原被緊急撤除後,原本預計為期七天盛大的告別活動「草草了事」被迫取消,底鍋來不及和自己親手搭建小木屋好好告別,心裡一直沒辦法放下。小巴則可惜的說,原本草原下半年的計畫都快和公部門達成共識了。早就退出團隊的周能安則已經展開許多新的創作計畫,草民則紛紛回到原本的日常生活。

對莊奕凡而言,雖然惋惜無法在草原燒掉他們自造的「司法園區」作為最後抗議,但他也終於可以不用再「撐下去」,草原以意料之外的方式結束,他因此登上蘋果日報頭版,家人甚至為此出國「避風頭」,但很少對事情感到後悔的他選擇坦然接受。

「以體驗人生的角度來看,這段經歷的體驗強度很高,而且我本來就不太在意別人怎麼想我吧」,他已經開始期待著未來的新計畫,「我之後想做比較認真的直接佔領,沒有申請,佔領到被趕為止,再到下一個地方。」

核稿編輯:羊正鈺

關鍵藝文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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