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間充滿「瘋子」的廟宇:龍發堂信仰與宗教奇蹟的建構

一間充滿「瘋子」的廟宇:龍發堂信仰與宗教奇蹟的建構
Photo Credit: 龍發堂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精神疾病與精神病人在社會上的污名,既是使外人不敢接近龍發堂的阻力,也是龍發堂可以穩固釋開豐奇蹟治療神話、吸收信徒的關鍵。

文:湯家碩

龍發堂信仰與宗教奇蹟的建構

雖然筆者在前文中不斷強調龍發堂是在面對社會爭議之後,才開始積極管理機構內的空間政治,但龍發堂對於治療活動的展演,並非全然因應外界獵奇眼光而生。事實上,各種機構中的實踐活動所形成的景觀,一直在龍發堂的機構經營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龍發堂的宗教活動層面更是如此。在精神醫學的觀點中,由於龍發堂主要被視為精神病人收治機構,因此會將宗教信仰與慈悲為懷、耐心愛心等信念畫上等號,認為這些道德情操促成龍發堂獨立收容病患與照護病患的能力,[1]卻因此忽略龍發堂收治活動的形式與其宗教特徵之間彼此鑲嵌的關係[2]。

龍發堂的信仰形式在1980年代以佛教為主,由於堂內對於住持釋開豐個人神蹟的強烈崇拜,文榮光在研究中將龍發堂形容為新興宗教。不過就筆者的觀察,龍發堂信徒所呈現的信仰觀念,其實與大部分民間信仰的實踐態度十分接近:行善、勸善、做功德,這種對於助人與慈善活動的提倡,幾乎就是龍發堂信仰中最主要的核心內容。至於釋開豐被特別崇拜的原因,除了高超的德性之外,也是因為他在救治病患過程中所展現的治癒神蹟。這樣的神蹟在敘事上最為典型的範例,即是精神病人的照護與康復。在筆者的田野觀察中,無論是信徒或是龍發堂的師父,都津津樂道於釋開豐如何親自接受家屬百般請託,將無人敢靠近、時常會作亂傷人的「瘋子」,從長期禁錮的鐵籠或土角厝中解救出來,帶回龍發堂與其他師父一齊悉心照料。那些被釋開豐善待的病患,也奇蹟似地安靜下來,不僅適應機構中的團體生活,也逐漸能進行勞動或吹奏樂器等活動。這樣的成效不僅讓龍發堂的名聲廣為流傳,也吸引更多外地的家屬帶著無法治癒的精神病人前去投靠[3]。

除了超自然的奇蹟本身之外,這些奇蹟也往往以十分戲劇化的方式被反覆傳頌,而傳頌的動機則與釋開豐老師父的崇高德性有密切的關聯。在筆者所經歷的一次龍發堂資深信徒「起駕」的過程中,就有信徒以「神靈附身」形式,傳達釋開豐老師父的訓示:

(夾雜不知名的語言與某個無形的人對話,不時回頭對車內眾人以台語宣講)……龍發堂是為了要「救人」,這個救人是入世救人、救世界上的人。有人有困難,就要給他救。師父是高人,有能力,我們就要幫他忙、幫他出力。師父現在就在我們旁邊和我說笑。為什麼要救人?因為看到眾生痛苦不忍心。很多家庭遇到困難、難關,快過不下去了。師父就說:「沒關係我來救你。」而病人感覺到有人要來救他,就乖乖好起來了。我不敢說這些,(剛剛的話)是開基原祖元光神佛(釋開豐)在說,不是我……

以龍發堂的宗教觀念來說,救治不癒病人的能力,證明了釋開豐在超驗的神佛世界所具有的靈驗力量,也是釋開豐慈悲為懷的道德價值的體現。龍發堂的信仰中超驗力量的發生邏輯,因此乃是奠基於「無私奉獻的崇高德性」與「靈驗的奇蹟事件」之間的相互證成關係,而信徒對於釋開豐神力的信仰與投入慈善行動的動機,則是一種同時提倡無私助人,也期待獲得宗教領袖神蹟庇佑的「功德福報」價值觀(如下圖)。這種在信仰目的上同時具有利己與利他特質的雙重性,在丁仁傑(1999)對慈濟功德會成員的研究中也有類似的發現。

P481__圖3_龍發堂的宗教信仰觀念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提供

雖然釋開豐的神蹟看似靈驗無比,但治癒精神疾病的傳言,究竟透過何種機制被民眾認為可信,進而成為龍發堂的信徒?借引科學知識社會學與科學史家Steven Shapin(1994)的觀點來看,「真理」(truth)、「知識」(knowledge)、「事實」(fact)等觀念,其實反映的都是一系列關於信念與陳述是否為真的判斷結果,而這樣的判斷中往往存在集體性的本質(collective nature),因此也與集體的道德秩序有關。這也就是為何Shapin(1994)要特別提出「社會信任」在知識/事實/真理被普遍接受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Shapin的觀點中,人的知識(people knowledge)是接受物的知識(thing knowledge)的必要條件,在這樣的意義之下,關於自然世界的知識如何能被認定為真實,其實和知識的傳播與接受者所身處的社會文化脈絡有相當程度的關聯。

發生在龍發堂中的奇蹟,如何因為社會信任而成為被信徒接受的事實?筆者在田野觀察的過程中,曾訪問一位資深信徒「阿蔡」,她會與龍發堂「結緣」,一開始是因為母親有無以名狀的病痛,四處求醫求神無果,在公公做生意認識的朋友介紹下,最終才求助於龍發堂。另一位筆者在田野中遇到的信徒「阿華」,同樣因為兒子得了不明重病求醫無果,經由在同一市場賣菜的阿蔡引介,接觸龍發堂並成為信徒。從這兩個案例中,可以發現龍發堂的奇蹟事實,傳播的過程十分仰賴親屬或者地緣關係所構成的社會網絡。面臨無解難題、亟待某種救治機遇的「受苦者」,因為社會關係而偶然地接觸龍發堂奇蹟故事。[4]人際網絡的連帶不只使龍發堂的奇蹟得以擴散,也讓關於奇蹟的敘事有了親近的社會關係人為之代言。這些代言人不僅負責傳遞事實,同時更進一步扮演積極鼓吹、策動其他行動者進入龍發堂的角色[5]。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信徒接受龍發堂的奇蹟作為一種「事實」,這樣的事實仍然可能因為社會當時對於精神疾病的污名化,以及家屬對於口傳奇蹟缺乏信心,而處於「半信半疑」的不穩固狀態:

一開始當然會驚!那些宋江陣拿那個刀子,拿那些槍啊劍啊的,那些人都是會殺父母殺鄰居的欸!……我自己第一次來龍發堂的時候也是很怕,怕病患突然的刺激會攻擊他,成衣廠裡面一堆剪刀呀什麼地拿在手上,抓狂起來要怎麼辦[6]?

一間充滿「瘋子」的廟宇要在信眾與病患親屬之間成為可被接受的事實,必然要跨越精神病患的社會污名所形成的障礙,而其成功關鍵奠基於一套環繞著「眼見為憑」作為事實,打破污名的機構實作特徵。此一眼見為憑的實作,讓傳聞從不穩固、去脈絡的知識,轉化為被親自驗證的事實,是除了社會關係之外,另一個使龍發堂的治癒奇蹟成為可信的重要因素:

我的老公本來不信,但後來親自帶去,他親眼看到師父在那裡都親手餵學生吃飯、幫學生洗澡,十分感動,整個人心服口服。後來他都說,誰敢說龍發堂不好,他就要和他拚命……那時候常常傍晚在龍發堂裡面,一群信徒就坐在那裡和師父一起聊天,有電話來說要師父去帶那些病患回來,師父就會問:欸~要不要一起去?一開始我都不敢去,都是我的老公去,然後回來就說有多神奇多神奇,後來我也會跟著師父去……[7]

精神疾病與精神病人在社會上的污名,既是使外人不敢接近龍發堂的阻力,也是龍發堂可以穩固釋開豐奇蹟治療神話、吸收信徒的關鍵。當外人懷著對精神疾病的恐懼心理踏進龍發堂的時候,院民列隊念經、出家人悉心照料就映入眼簾。親眼看見的「秩序」、「乖乖的」、「可以做工養雞」,正好與典型瘋狂者「亂」、「抓狂」、「不受控制」的刻板印象產生強烈的對比。精神病人社會污名的嚴重程度,正好反襯出龍發堂的善行與慈悲是如何高明,能使這些原本讓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瘋子」被徹底收服成溫順的修行人。

因應宗教信仰的結構中既利他也利己的「做功德」觀念,龍發堂中的精神病患收治療效,構成了龍發堂中信仰靈驗的展現,也讓龍發堂信仰中的各種宗教奇蹟能被「眼見為憑」的事實所鞏固,使神蹟不再只是虛無縹緲的口傳言說,而能在親身見證的歷程中被穩固下來。透過社會連帶關係者作為奇蹟事實的中介代言人,再加上(受到污名的)機構中收治活動景觀作為直接見證的機制,讓龍發堂能串聯起在地機構和機構外的行動者,形成跨越地理空間的信仰網絡,將外在的行動者從機構外逐漸往機構內移動,形成信仰中社會網絡的「再地域化」(丁仁傑 2005)。

P485__圖4_龍發堂中院民演練電音三太子
Photo Credit: 湯家碩提供
龍發堂中院民演練電音三太子,為本文作者於2013年田野調查過程中拍攝。
註釋

[1] 參考筆者對精神科醫師李偉強(2013年3月14日)、文榮光(2012年9月16日)的訪談紀錄。

[2] 本節中關於龍發堂信仰內容與活動的描述,為筆者2013年在龍發堂進行田野調查的過程中,訪問資歷超過30年的資深信徒或出家師父所彙整得到的結果。

[3] 在此筆者對於釋開豐是否真有佛力/神力,暫且採取存而不論的態度,畢竟以社會科學的立場來說,筆者更傾向探尋各種言說、論述背後所反映的社會與文化意涵,所涉及的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在特定社會建置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不是追問論述或言說的絕對真偽。

[4] 無論如何,一套釋開豐神蹟治癒的世界觀的傳播,以及某種科學所建立的自然世界觀,同樣都與「誰是值得信任的真理述說者」之間存在共生關係,並且要符合某些既有的社會文化脈絡。因此,筆者認為科學知識的傳布和宗教奇蹟的傳播,在模式上其實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

[5] 有趣的是,相對於Shapin(1994)討論現代早期英格蘭科學文化的建立研究中所描繪的,因為作為公共賢達的聲望,而獲得公正不偏代言者身分的紳士,龍發堂中的代言人反而更因為與神蹟密切的利益、社會連帶關係的親暱性而受到信任。

[6] 參考筆者對龍發堂信徒阿蔡的訪談紀錄(2013年4月4日)。

[7] 來源同上。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不正常的人?台灣精神醫學與現代性的治理》,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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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建昌、李舒中、林桂卉等人
編者:蔡友月、陳嘉新

精神醫學的標準化診斷系統,如何移植到台灣本土脈絡?
透過台灣「不正常的人」迂迴反覆的生命歷程,折射出精神醫學何種特殊樣貌?
精神醫學如何鑲嵌於國家、司法與醫療體制,
在台灣現代性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們該如何帶著歷史視野回應現代精神醫學,
與在地社會文化的匯聚、揉合與衝突?

精神醫學作為一種現代性治理,可以從知識、規訓的主體、制度、學科專業與機構等五個面向來理解。本書分別以「正常與不正常的判定」、「病人主體性經驗」、「精神醫學與國家制度」、「精神醫學、法律與治理」、「全控機構與治療性社區」等五個主題單元,透過兒童注意力缺失╱過動症、失智症、思覺失調症(精神分裂症)、離島原住民的精神失序、自殺防治政策、愛滋減害政策、司法精神醫學乃至於龍發堂與花蓮玉里榮民醫院等豐富精采的案例,在一個去西方中心、另類 與多元現代性的反思架構,深入剖析台灣精神醫學未來的可能發展。

作者群更涵蓋社會學、人類學、科技與社會研究、社會福利、司法與犯罪學等學者,其中也包括具有人文社會科學訓練的精神醫療專業人員,全書帶入跨學科、跨領域「方法學上的多元主義」與「不具共識的合作」,思考全球化下台灣本土精神醫學面對專業化、醫療化、生物醫療化的各種挑戰,透過各種異質主體經驗與被噤聲的病人敘事,反省現代精神醫學中逐漸模糊、失焦的病人圖像,展現出人文社會科學對這個領域理論化、方法與新視野的集體努力。

不正常的人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