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監獄也是病院，當精神犯免死後得到的是「好一點的藥」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和社會分隔一段時間之後，當年的犯人，在監獄裡就能如外界期待的淨化、悔悟、回歸向善了嗎？
過去6年來，台灣接連發生3起駭人聽聞的殺人案件：2012年台南湯姆熊隨機殺人案、2015年北投文化國小女童命案、以及2016年的內湖小燈泡案，由於受害人都是未滿10歲的孩童，遭到兇殘的方式殺害，當時格外引發社會關注。而這3起案件還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審判過程都有參酌司法精神鑑定，3名犯人皆因罹患精神疾病，減輕量刑為無期徒刑。
無論你支持、還是反對這樣的判決結果，我們想問的是，監所內的犯人－特別那些同時是病人的精神病犯－後來接受了什麼樣的教化與治療？
「監獄」也是「病獄」：全台超過2000名受刑人具精神疾病
《監所行刑法》第一條，清楚的定義徒刑、拘役之執行，是為了「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而據《鏡週刊》2017年報導，自2006年開始，台灣有11件責任刑為死刑的案件，因「教化之可能」改判無期徒刑。
這些「教化可能」，是由法官參酌多方醫療機構的精神、心理鑑定後的判決，不過多次承接精神鑑定案件、嘉南療養院司法精神科主任李俊宏指出，「教化」不是醫療名詞，國內醫界對於這樣的詞，沒有可用的衡量標準。
李俊宏表示，醫師提供法院資訊時，只能依其專業判斷受刑人「有無治療潛力」，而基於醫師倫理考量，「不會有醫師跟你講無治療可能」，因為就連癌症末期的病人都有安寧療護，醫師只能就治療潛力低、中、高，提出報告。
而以現存的矯正制度，患有精神疾病、被鑑定為「有治療潛力」的受刑人，有可能回歸社會嗎？
2017年12月底，全台監所共有2572名精神疾患受刑人（佔當年監所收容人總數4.5%），其中有665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分裂型和妄想性精神障礙、984人有情感性精神障礙（抑鬱症、躁狂症、憂鬱症等心境障礙）。
不過，台灣一般監所裡，沒有常駐的精神科醫生，通常是和外部醫院簽約，讓精神科醫師定期進監所看門診，目前只有台中監獄、台北監獄（桃園分監）這2個監所有專門治療精神疾病的「精神醫療專區」，而且配額有限：台中監所容額上限350人、桃園分監38人，並不是每個精神病犯都能進到這些專區，而是依照一定的移送順序，優先收容比較嚴重的病犯（如患有精神分裂、躁鬱、妄幻想型精神病等）。
另外，在心理治療與教化人力方面，矯正機關的編制更是失衡得嚇人。
台北大學犯罪學教授周愫嫻在「我國矯正政策與管理機制之研究」（2011）就指出，國內教化經費羞澀，作為公務員的教誨師不僅人數「異常稀少」，每天又都忙於處理犯人假釋等的文書作業，根本沒有餘裕從事教誨工作，在這種情形下，教誨工作幾乎都交予外部的志工（監所最普遍、覆蓋率最高的「教化活動」是宗教教誨）。
宜蘭監獄的監所管理員林文蔚也表示，每個監所情況不同，以他服務的宜蘭監獄來說，一個教誨師通常要輔導500到600個受刑人，大部分的時間還要處理提報假釋、辦理懇親等行政業務，「真正做輔導的時間很有限啊，尤其收容人又是精神疾患，他沒有相關的專業背景，他也不會想自找麻煩。」
「我們要有一個認知，監獄不作治療，監獄也不是醫院，（裡面）資源其實非常稀少。」
玄奘大學心理系助理教授陳建安，這樣告訴我。陳建安目前在台北看守所服務，和教誨人員情況很像，在人力有限的情況下，監所內的心理治療也常要借用外部人力。陳建安每周到專門關押重刑犯的忠、孝二舍進行2個小時的個別晤談，他與另1個外聘心理師，卻要輔導80到90位受刑人，而這還不是每個監所都有的「福利」（監所內的心理治療，主要是針對毒癮犯、性侵犯、酒駕與家暴這類的受刑人做「集體治療」，並無特殊規定要給精神病犯做個別輔導）。
在監所裡面唯一方便的，是「約束」這件事
長期在監所服務的臨床心理師翁銘鴻指出，長遠來看，精神疾患如果能接受2到3年的治療，也許可以恢復部分的能力，因為從醫療經驗來看，約有1/3的精神疾患是可以治療的、1/3是可以控制的。
曾在台中某監所精神科門診服務的李醫師（化名）指出，精神患者有在治療，其實狀態會差非常多。在矯正機關裡，如果沒有遇到特別大的霸凌、委屈，生活變得比較規律、吃飯時間固定、又有受到治療，狀況「可能比在外面好。」
不過，在照護人力有限的情況下，醫師們通常被賦予「讓患者盡快鎮定下來」的責任。
李醫師不諱言的指出，監所和醫院最大的不同，是在「約束或隔離的方便」。不像在醫院，因為人權高漲，醫生為了防止病人受傷或傷害他人，如果用約束帶、床單暫時把病人綁起來，未來可能會被告；但監所人員有司法警察的身分，有權力做這件事。而當患者因為睡不著覺，或是在監所內出現傷害別人的混亂行為時，衛生科的醫師也會被要求「開好一點的藥」。
所謂的「好」，對他們來說只是「好管理」，在那裡睡覺不要亂講話不要亂動，不是比較好管理嗎？鎮定的作用比較強，讓他們不要那麼容易躁動。
但我們並不認同這樣的治療方式。鎮定的作用強，有可能會增加跌倒的風險，另外如果因為鎮定劑造成嗜睡的狀況，和因腦部病變而造成的意識改變，就很難區辨。
位於監所第一線、在隔離舍與各種病犯接觸的林文蔚也說，精神疾患其實非常不適合到監所。
林文蔚指出，部分精神疾患者在團體裡，沒有辦法和別人有好的互動，很容易就被列到「嚴重影響團體生活」或是「顯對他人有不良影響」而被關獨居，如果情緒過度激動的受刑人，會再被送到鎮靜室。鎮靜室也是獄中俗稱的「泡棉房」，四邊包括天花板和地板都貼泡棉，再貼一層隔水帆布。
林文蔚說，他曾遇到一個受刑人不想穿衣服，用水把獄房潑得非常濕，可以好幾天24小時不睡覺，「這種狀況就不可能和其他人同房，沒多久就被移到隔離舍，直到期滿出獄，大部分都在獨居。」
「宜蘭這邊可能有全台灣獨居最久的人吧，24年。當年是因為精神疾患犯罪，進來之後我們沒有給予精神醫療方面的積極協助，只用最簡單的方式，把他獨居起來、不讓他和其他人接觸，他的精神狀況不會比剛進來的時候好，而且會更差。」林文蔚指出。
這次訪談6名曾在監所服務過的教化人員，都不約而同的指出，這些病犯待在這裡，其實又是監所又是病院，除了戒護、鐵窗之外，應該需要一套完整的醫治療程介入，包括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的照護團隊，不只給犯人藥吃，也評估他的身心狀況、就業準備、與家人社會的連結，協助當事人復歸社會。
但不少人也坦承，就現階段來說這很難執行，因為成本太高、民意也不能接受，大眾會覺得哪有這種好事，在監所裡能順便把病治好？心理輔導師陳建安就感慨的說，「如果一個受刑人被判7年，這7年時間可以做多少治療......」
無論有沒有準備好，你都要回到社會去
在台灣，「無期徒刑」並不等於「終身監禁」，犯人服刑一段時間後如果表現良好，仍可透過一定程序申請假釋。
「想到這些人以後會回到社會，並且有很大可能再次失控，我就非常害怕。」「死刑雖然不能解決問題，但要怎麼拉他們一把呢？至少先處理掉這些人我好像會比較安心。每次這樣想的時候我都覺得自己很自私，但我也想要免於恐懼的生活啊！」諸如此類的擔心，真實的存在我們周遭。
「刑期都是有限的，所以他們（受刑人）一定會回去。但他們準備好了嗎？以目前的狀況來講，你有沒有準備好不重要，法務部已經准你假釋了，你就要回家了。」
曾因情殺入獄，劉北元在刑期第8年獲得假釋出獄。入獄前，長期罹患憂鬱症的他曾經試圖自殺，拿刀朝肚子劃一刀、也用打火機燒手臂。入獄之後，比起擁擠的監所，他說更難適應的是對自己的生命失去信心、失去價值感，「都沒了啊，你完全都毀滅了啊，不曉得自己為什麼要活下去，這才是最糟糕的。」
劉北元認為，台灣目前監所的教化工作，缺乏一個國家型的目標計畫，人們希望受刑人經由矯正機構能改變自己，變成社會一個穩定的力量、不要再犯罪，「那他的處遇計畫是什麼？我們該怎麼協助他能夠回歸社會？」
犯下湯姆熊割喉案的犯人曾文欽，待在台南看守所的時候，就曾在隔離室裡出現幻覺。為他做精神鑑定的中央警官大學教授沈勝昂表示，去看守所看曾文欽的時候發現，曾文欽的病況又更差了：「整個環境沒有提供他一個好的教育的過程，所以他認知或能力會慢慢地一直被剝奪，退化下去。」沈勝昂說，如果持續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他以前有多危險，未來也是這麼危險...... 」
核稿編輯：羊正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