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監獄也是病院,當精神犯免死後得到的是「好一點的藥」

是監獄也是病院,當精神犯免死後得到的是「好一點的藥」
受刑人盥洗如廁都必須在小小的舍房裡解決,圖為綠島監獄。|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和社會分隔一段時間之後,當年的犯人,在監獄裡就能如外界期待的淨化、悔悟、回歸向善了嗎?

過去6年來,台灣接連發生3起駭人聽聞的殺人案件:2012年台南湯姆熊隨機殺人案、2015年北投文化國小女童命案、以及2016年的內湖小燈泡案,由於受害人都是未滿10歲的孩童,遭到兇殘的方式殺害,當時格外引發社會關注。而這3起案件還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審判過程都有參酌司法精神鑑定,3名犯人皆因罹患精神疾病,減輕量刑為無期徒刑。

無論你支持、還是反對這樣的判決結果,我們想問的是,監所內的犯人-特別那些同時是病人的精神病犯-後來接受了什麼樣的教化與治療?

「監獄」也是「病獄」:全台超過2000名受刑人具精神疾病

《監所行刑法》第一條,清楚的定義徒刑、拘役之執行,是為了「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而據《鏡週刊》2017年報導,自2006年開始,台灣有11件責任刑為死刑的案件,因「教化之可能」改判無期徒刑。

這些「教化可能」,是由法官參酌多方醫療機構的精神、心理鑑定後的判決,不過多次承接精神鑑定案件、嘉南療養院司法精神科主任李俊宏指出,「教化」不是醫療名詞,國內醫界對於這樣的詞,沒有可用的衡量標準。

李俊宏表示,醫師提供法院資訊時,只能依其專業判斷受刑人「有無治療潛力」,而基於醫師倫理考量,「不會有醫師跟你講無治療可能」,因為就連癌症末期的病人都有安寧療護,醫師只能就治療潛力低、中、高,提出報告。

而以現存的矯正制度,患有精神疾病、被鑑定為「有治療潛力」的受刑人,有可能回歸社會嗎?

2017年12月底,全台監所共有2572名精神疾患受刑人(佔當年監所收容人總數4.5%),其中有665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分裂型和妄想性精神障礙、984人有情感性精神障礙(抑鬱症、躁狂症、憂鬱症等心境障礙)。

不過,台灣一般監所裡,沒有常駐的精神科醫生,通常是和外部醫院簽約,讓精神科醫師定期進監所看門診,目前只有台中監獄、台北監獄(桃園分監)這2個監所有專門治療精神疾病的「精神醫療專區」,而且配額有限:台中監所容額上限350人、桃園分監38人,並不是每個精神病犯都能進到這些專區,而是依照一定的移送順序,優先收容比較嚴重的病犯(如患有精神分裂、躁鬱、妄幻想型精神病等)。

另外,在心理治療與教化人力方面,矯正機關的編制更是失衡得嚇人。

監所
Photo credit: 法務部提供,資料統計至2017年1月31日止。

台北大學犯罪學教授周愫嫻在「我國矯正政策與管理機制之研究」(2011)就指出,國內教化經費羞澀,作為公務員的教誨師不僅人數「異常稀少」,每天又都忙於處理犯人假釋等的文書作業,根本沒有餘裕從事教誨工作,在這種情形下,教誨工作幾乎都交予外部的志工(監所最普遍、覆蓋率最高的「教化活動」是宗教教誨)。

宜蘭監獄的監所管理員林文蔚也表示,每個監所情況不同,以他服務的宜蘭監獄來說,一個教誨師通常要輔導500到600個受刑人,大部分的時間還要處理提報假釋、辦理懇親等行政業務,「真正做輔導的時間很有限啊,尤其收容人又是精神疾患,他沒有相關的專業背景,他也不會想自找麻煩。」

「我們要有一個認知,監獄不作治療,監獄也不是醫院,(裡面)資源其實非常稀少。」

玄奘大學心理系助理教授陳建安,這樣告訴我。陳建安目前在台北看守所服務,和教誨人員情況很像,在人力有限的情況下,監所內的心理治療也常要借用外部人力。陳建安每周到專門關押重刑犯的忠、孝二舍進行2個小時的個別晤談,他與另1個外聘心理師,卻要輔導80到90位受刑人,而這還不是每個監所都有的「福利」(監所內的心理治療,主要是針對毒癮犯、性侵犯、酒駕與家暴這類的受刑人做「集體治療」,並無特殊規定要給精神病犯做個別輔導)。

在監所裡面唯一方便的,是「約束」這件事

長期在監所服務的臨床心理師翁銘鴻指出,長遠來看,精神疾患如果能接受2到3年的治療,也許可以恢復部分的能力,因為從醫療經驗來看,約有1/3的精神疾患是可以治療的、1/3是可以控制的。

曾在台中某監所精神科門診服務的李醫師(化名)指出,精神患者有在治療,其實狀態會差非常多。在矯正機關裡,如果沒有遇到特別大的霸凌、委屈,生活變得比較規律、吃飯時間固定、又有受到治療,狀況「可能比在外面好。」

不過,在照護人力有限的情況下,醫師們通常被賦予「讓患者盡快鎮定下來」的責任。

李醫師不諱言的指出,監所和醫院最大的不同,是在「約束或隔離的方便」。不像在醫院,因為人權高漲,醫生為了防止病人受傷或傷害他人,如果用約束帶、床單暫時把病人綁起來,未來可能會被告;但監所人員有司法警察的身分,有權力做這件事。而當患者因為睡不著覺,或是在監所內出現傷害別人的混亂行為時,衛生科的醫師也會被要求「開好一點的藥」。

所謂的「好」,對他們來說只是「好管理」,在那裡睡覺不要亂講話不要亂動,不是比較好管理嗎?鎮定的作用比較強,讓他們不要那麼容易躁動。

但我們並不認同這樣的治療方式。鎮定的作用強,有可能會增加跌倒的風險,另外如果因為鎮定劑造成嗜睡的狀況,和因腦部病變而造成的意識改變,就很難區辨。

位於監所第一線、在隔離舍與各種病犯接觸的林文蔚也說,精神疾患其實非常不適合到監所。

林文蔚指出,部分精神疾患者在團體裡,沒有辦法和別人有好的互動,很容易就被列到「嚴重影響團體生活」或是「顯對他人有不良影響」而被關獨居,如果情緒過度激動的受刑人,會再被送到鎮靜室。鎮靜室也是獄中俗稱的「泡棉房」,四邊包括天花板和地板都貼泡棉,再貼一層隔水帆布。

林文蔚說,他曾遇到一個受刑人不想穿衣服,用水把獄房潑得非常濕,可以好幾天24小時不睡覺,「這種狀況就不可能和其他人同房,沒多久就被移到隔離舍,直到期滿出獄,大部分都在獨居。」

「宜蘭這邊可能有全台灣獨居最久的人吧,24年。當年是因為精神疾患犯罪,進來之後我們沒有給予精神醫療方面的積極協助,只用最簡單的方式,把他獨居起來、不讓他和其他人接觸,他的精神狀況不會比剛進來的時候好,而且會更差。」林文蔚指出。

這次訪談6名曾在監所服務過的教化人員,都不約而同的指出,這些病犯待在這裡,其實又是監所又是病院,除了戒護、鐵窗之外,應該需要一套完整的醫治療程介入,包括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的照護團隊,不只給犯人藥吃,也評估他的身心狀況、就業準備、與家人社會的連結,協助當事人復歸社會。

但不少人也坦承,就現階段來說這很難執行,因為成本太高、民意也不能接受,大眾會覺得哪有這種好事,在監所裡能順便把病治好?心理輔導師陳建安就感慨的說,「如果一個受刑人被判7年,這7年時間可以做多少治療......」

無論有沒有準備好,你都要回到社會去

在台灣,「無期徒刑」並不等於「終身監禁」,犯人服刑一段時間後如果表現良好,仍可透過一定程序申請假釋。

「想到這些人以後會回到社會,並且有很大可能再次失控,我就非常害怕。」「死刑雖然不能解決問題,但要怎麼拉他們一把呢?至少先處理掉這些人我好像會比較安心。每次這樣想的時候我都覺得自己很自私,但我也想要免於恐懼的生活啊!」諸如此類的擔心,真實的存在我們周遭。

「刑期都是有限的,所以他們(受刑人)一定會回去。但他們準備好了嗎?以目前的狀況來講,你有沒有準備好不重要,法務部已經准你假釋了,你就要回家了。」

曾因情殺入獄,劉北元在刑期第8年獲得假釋出獄。入獄前,長期罹患憂鬱症的他曾經試圖自殺,拿刀朝肚子劃一刀、也用打火機燒手臂。入獄之後,比起擁擠的監所,他說更難適應的是對自己的生命失去信心、失去價值感,「都沒了啊,你完全都毀滅了啊,不曉得自己為什麼要活下去,這才是最糟糕的。」

劉北元認為,台灣目前監所的教化工作,缺乏一個國家型的目標計畫,人們希望受刑人經由矯正機構能改變自己,變成社會一個穩定的力量、不要再犯罪,「那他的處遇計畫是什麼?我們該怎麼協助他能夠回歸社會?」

犯下湯姆熊割喉案的犯人曾文欽,待在台南看守所的時候,就曾在隔離室裡出現幻覺。為他做精神鑑定的中央警官大學教授沈勝昂表示,去看守所看曾文欽的時候發現,曾文欽的病況又更差了:「整個環境沒有提供他一個好的教育的過程,所以他認知或能力會慢慢地一直被剝奪,退化下去。」沈勝昂說,如果持續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他以前有多危險,未來也是這麼危險...... 」

核稿編輯:羊正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