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母語當外語教，新疆維吾爾族「雙語教學」的謬稱

文：尼克・霍史達克（Nick Holdstock）

整個2000年代，新疆當局積極力求推動少數民族學校雙語教學，在2004年時大約有20％的少數民族班級被稱為「雙語」班級（儘管有著程度上的不同），當局宣布他們「大力推進雙語教學工作的決定」，而其中的含義之一是維吾爾老師要不是再次接受以漢語教學的訓練，不然就得退休，對許多維吾爾教師來說，特別是對老一輩而言，因為他們對漢語的掌握能力很差，因此不太可能接受再次培訓。

在課堂上用漢語授課的規定特別嚴格——任何被發現以維吾爾語來補充其漢語解釋的老師都可能被罰款。非漢族老師也必須通過考試來證明其語言的流利程度——這些考試的偽造證書很快就以2,000到3,000人民幣不等的價格出現在市場上。

到了2010年結束時，烏魯木齊所有的高中班級都已經以漢語授課；當局的目標是在2012年時能讓85％的幼稚園課程幾乎以漢語教學，唯一指定用維吾爾語上課的課程是維吾爾語課程本身——因此這些老師唯一能說維吾爾語的就是這門課程，彷彿把學生的母語當成一門外語或是某種古老的語言，這樣的規定保證少數民族學生每星期可以在學校聽到兩個小時的母語，這使當局得以繼續延續「雙語教學」的謬稱。

2005年推行的「語言和諧」概念進一步將漢語和維吾爾語教學比例的明顯不平等正當化，那一年的早些時候總書記胡錦濤提出「和諧社會」的概念，所謂「和諧社會」提供一個和樂而朦朧的憧憬，認為中國在不遠的將來會成為一個社會的每一份子都為了整體的改善而共同努力的地方。

而「語言和諧」正如中國學者周慶生所闡述的那樣，是一種將新儒家倫理準則與扭曲過的資本主義融合而成的概念，認為應該由市場力量來決定一種語言的價值，這代表著每種語言在社會中所佔的席位取決於前述的價值，社會中各種語言之間的「和諧」關係是較無價值的語言（例如維吾爾語、藏語或其他少數民族語言）必須屈服於另一種更有價值的語言（最有價值的總是漢語），這種令人不舒服的功利主義概念的影響力在2007年新疆人民政府主席努爾．白克力的演講中可見一斑，他說：「每種語言的社會功能依據其歷史、地理和人口分布狀況有著相當大的差異。」

對新疆當局來說，少數民族學生以漢語學習的好處可從這個例子看出來：從2000年開始，當局開始將來自新疆貧窮農村的孩子送往中國內地各大城市的頂尖學校就讀，這個「新疆班」是四年制的寄宿學校，考慮到其邏輯上的結論，這基本上是一所民考漢學校，新疆班的少數民族學生不只用漢語學習、有漢人同儕，而且他們還在遠離自己母語環境的地方就學。前五年，每年只有1,000名學生被送去新疆班，但之後人數迅速增加——到2014年，這個數字預計增加到約有一萬人。當局一直費盡苦心地強調這些學校並非像某些人認為的那樣企圖切斷這些學生的民族認同感，並以提供清真食堂和文化節日的觀察報告（雖然大多數是世俗節日）為這個計畫辯護，但這些在文化敏感度上的嘗試偶爾會得到反效果，正如一位教師所說的：

因為我們不熟悉這些學生的風俗習慣，我們在對待他們時是非常小心謹慎的，曾經有一些維吾爾男孩把頭髮染成黃色、維吾爾女孩給自己塗了指甲油，我們認為這些行為是他們的民族習慣，因此就隨他們了。

儘管如此，當局並未掩飾新疆班的意識形態目標，學校的優先事項包括「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熱愛社會主義的祖國，維護中國統一的民族教育及促進民族團結教育」——換言之，漢族和少數民族是不可分離的，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而每個少數民族之間也是不可分離的。

Photo Credit:Reuters/達志影像

這樣的宣傳也大量出現在進行雙語教育的維吾爾學生的新教科書中，其中一本課本的第一課是速成的愛國主義課程：

第一課：我們是中國人
句型：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熱愛我們的祖國。

對話：
賈：我是個中國人。
易：我也是個中國人。
賈：我們都是中國人。
易：我們熱愛祖國。
賈：我們祖國的首都在北京。
易：我們熱愛北京，我們熱愛這個祖國的首都。

少數民族學生用以學習的漢文教材中，不太會提到各種不同的社會與文化環境，南疆的一位教師這麼說：

大多數課程的內容與那些下了課就不說漢文的學生毫無關聯，例如說，我教他們用漢文買菜，但他們去市場上的時候只會用到維吾爾語。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政策的重點正是要著重於更廣泛的漢族背景，新雙語教育的目標正是促成國家認同，而非地方性的歸屬感。國家利用教育（無論是用隱蔽的手法或公開的手段）試圖灌輸學生公民意識不是什麼新鮮事，但雙語政策所做的顯然並不只是灌輸公民意識，鑒於共產黨將任何一種非漢民族認同一概視為社會發展的絆腳石，推動新疆「雙語」教育的目標肯定是讓維吾爾人喪失文化與語言認同。

然而一些新疆班的維吾爾學生表示：即使是這種最為融入式的「雙語」（也就是說，實質上幾乎只用漢語）教育，可能也無法保證教出政府所希望的那種被漢族同化的維吾爾人。

自2006年就開始研究新疆班的古茂森斯（Timothy Grose）認為很多參與新疆班計畫的維吾爾學生仍然和他們的漢族同學保持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e），他採訪過的所有學生都表達了對維吾爾文化及傳統的強烈認同，而這也引出一個問題：儘管新疆的「雙語」教育對維吾爾語產生威脅，但這樣的教育是否也產生一批身分認同不只是「中國人」或「維吾爾人」的特殊維吾爾青年世代？或許同樣重要的還有透過音樂和網路傳播的全球青年文化影響力，研究維吾爾身分認同及青年文化的喬安妮．史密斯．芬利（Joanne Smith Finley）說，其產生的結果可能是一種更「多元」的「國際主義」身份認同，而這樣的認同如果經過「其他維吾爾社群的高度包容」，這些學生可能成為銜接漢族和維吾爾社群間的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