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解日本人論》:「皇民」就是「日本精神」?

《圖解日本人論》:「皇民」就是「日本精神」?
鎮安堂飛虎將軍廟|Photo Credit:  茶葉蛋 CC By SA 4.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所以如果要探討出真正的日本精神,重視的不該是皇民的昭和時代,而是應該研究製造出昭和時代那種「壓縮空氣」的主要組合成分是什麼。

文:蔡亦竹

「皇民」就是「日本精神」?

日本精神。

這幾乎是近年談到台日友好時最常被提起的主題之一。許多親台的日本朋友——尤其是老一輩的日本人拜訪台灣之際,經常讚嘆在日本已經失去的精神遺產,卻在台灣以「日本精神」這種形態留存在超過八十歲的日本教育世代身上。所以許多日本保守派的朋友們,極端推崇李登輝這位曾為日本陸軍將校、到二十二歲為止都作為帝國臣民「岩里政男」度過其人生的台灣總統,甚至將之視為偶像。理由也很簡單,因為他們在這位台灣人的總統身上看到了舊式「理想的日本人指導者」模範。

作家司馬遼太郎的作品《台灣紀行》,絕對是李登輝廣受日本注目的契機之一。這位日本極富盛名、同時是我個人極為推崇的國民作家,在其晚年探討日本各地風土的《行走街道》 (街道をゆく)系列中,將韓國與台灣這兩個舊帝國時代的領土也列入日本的「街道」(地方)中,並且在台灣部分放了極大的敘述比重。在本書中,描述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先生就佔了兩節,甚至卷後還特別附上司馬遼太郎與李登輝間的對談錄。日後漫畫家小林善紀的《台灣論》,更在日本引起了一陣重新認識台灣的浪潮。

《台灣紀行》中司馬遼太郎用一貫觀察細微且帶著些許文學性哀愁的筆觸,道出台灣這塊土地的矛盾與日本時代的殘存風采。有時帶著幽默輕描淡寫地說著台灣人的大而化之,有時又帶著憐憫訴說這些住民五十多年來的苦悶。但更多時候在司馬眼中看到的是台灣所保留的「已失去的日本精神」,而這些特色的集合體,就是在司馬面前用日語流暢地訴說自己生為台灣人「場所的悲哀」(場所の悲哀),和堅持著「公」與「私」分際的哲學家李登輝。這些日本傳統希望上位者具有的特質和美德,在今日日本政壇早已消失殆盡。這也是司馬、或許許多多日本人對李登輝感受到親切感的最大源頭。同樣出現於書中的何既明、許文龍、「老台北」蔡焜燦等「元日本人」們,也成為司馬和日本友台人士眼中的「日本精神」守護者。

但是,這些「元日本人」們的特質真的是所謂的「日本精神」嗎?

講到日本精神,許多人首先聯想到的用詞就是「皇民」。也的確,李登輝和元日本人們正是出生成長在昭和初年這個皇民化如火如荼的時代。但是借用司馬遼太郎的說法,就知道昭和初期根本算是一種「異質」的時代——若從歷史連續論的觀點來看,昭和異常論這種說法當然有點不負責任,但是昭和是近代化國家對國民施加強大壓力的時代,卻是不容否定的。這種對內的強大壓力擴散至「外地」台灣的結果,就是皇民化運動。而李登輝等日本人世代也一半算是皇民化下的產物。

在台灣新生代成長過程中所受的教育,對於日本有相對客觀的評價。年輕人在反抗殘存舊思維的同時,就算被冠以「皇民」稱號亦不為意,熱衷日治時代的追溯體驗和重新評價、並從中確立台灣這塊土地主體性的思潮,已成為現今年輕人間的主流。不過對我這個已經頭洗下去、一生應該和日本關係難分難捨的台灣人來說,其實皇民並不是一個好聽的詞。作為凡事以大中華思想自限自卑的反諷,皇民這個詞在現今有不同於上述的存在意義。

但是,如果說台灣皇民世代的特性就是所謂的「日本精神」,那我也要提出一個大大的問號:因為這個前提假使成立,那與昭和日本國民特性大不相同的江戶期、戰國時代、甚至還有大量「渡來人」進入日本的飛鳥奈良時代的日本人,不就都沒有「日本精神」了?而且就像司馬遼太郎以教育敕語為例說明昭和國家用來壓迫國民的「壓縮空氣」一樣,倘若日本精神代表的是日本文化的主要構成元素和日本人的深層心意,那麼我們更不應該把被「壓縮空氣」壓得喘不過氣的時代當成基準。

但是很遺憾的,對台灣影響深遠的昭和正是這麼一個時代,早先的明治也是為了對抗俄羅斯、全國忍耐國防預算重壓的非常時期,反而是兩者間短暫的大正時代才有曇花一現的民主熱潮。總之,如果皇民就是日本精神,那麼江戶時期把「公儀」(一般對於將軍的稱號)當成最高權力主宰,僅僅漠然地認識到天皇家存在的百姓們不就是「非國民」了?但是剛才我們也說過了,昭和時代雖然特異,但是它其實承繼了過去的日本演化軌跡。軍國皇民時代的出現,或許也是日本文化中某種元素長年累月作用下蓄積出來的結果。

所以如果要探討出真正的日本精神,重視的不該是皇民的昭和時代,而是應該研究製造出昭和時代那種「壓縮空氣」的主要組合成分是什麼。在台灣,真正的皇民世代應該都超過八十歲以上。這些接受日本教育的皇民們,也真的和年輕他們一個世代的六十多歲人幾乎是不同種族。皇民們重視禮儀、重視細節,或許還帶著一點男尊女卑和不苟言笑的氣質,但是他們「認真」的特質倒是很難讓人否定。不過就算如此,「皇民=日本人」還是一種不正確的認識。要從台灣皇民找到現在日本已經失去的日本精神,很容易流於懷古主義的幻想。

就像台南著名的「飛虎將軍廟」一樣,這座祭拜日本人為神明的廟宇在台灣當然非常奇特。不過在經過六、七十年的歲月後,廟裡的飛虎將軍——於二戰時殉職的日本零戰飛行員也早就被融入了台灣民俗信仰的神明體系中,成為當地保生大帝的手下。在「成神」的緣起故事裡,飛虎將軍的飛機遭美軍炮火毀損,為了不讓飛機掉在村落中央造成重大傷亡,於是他延遲自己的跳傘時間,才被美軍擊斃。

這個日本人在台灣成神的故事,是研究台灣民俗特性的極佳素材。可是想在台灣追求「失去的日本精神」——其實是戰前的大東亞戰爭時代國民性的日本朋友們,卻很容易因為自己心中的浪漫而戴上有色眼鏡,結果飛虎將軍在日本的文獻中成為了「駕機撞向美軍飛機同歸於盡」的神風式自殺者,還被解釋成和「關公一樣具有忠義精神」。這樣的解釋除了偏離事實外,也無助於了解台灣皇民世代的真正心境。如果我們把這種出發於善意的誤解當成是對「日本精神」的認識,那只會離真正的日本精神越來越遠,無法讓我們理解日本文化的真正底流。

相關書摘 ►《圖解日本人論》:江戶前的國家概念與「縣民性」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圖解日本人論:日本文化的村落性格解析》,遠足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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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亦竹

以民俗學為手術刀,以日本史為病歷
徹底解剖「地表最令人不解」的日本人原型
從對於死亡汙穢恐懼、對群體決策型態的仰賴
到強調內外之分、同儕壓力大到足以將人逼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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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多年前,畢生未曾踏上日本國土的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透過運用文化人類學方法分析日本國民的性格,留下經典不朽的著作《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超過半個世紀之後,負笈日本超過十年的民俗學家蔡亦竹,將透過其學術專業,從民俗學角度切入,為讀者精闢剖析日本人的原型以及日本文化的村落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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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遠足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