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威權時期「血統道德論」,才會覺得紀政支持東奧正名很奇怪

緬懷威權時期「血統道德論」,才會覺得紀政支持東奧正名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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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老菁英」崇尚的美好年代沒有民進黨,沒有太陽花學運,沒有公民社會與公投法,更沒什麼東奧正名這種反道德的社會運動,而紀政也因為被精心包裝符合黨國形象的「中國人」,所以才能被表彰。

針對紀政主導東奧正名活動的角色與政治選擇,資深媒體人王丰有著嚴厲的文字批判。仔細分析,王丰的說法就是典型廉價的「血統道德論」,除了展露充當權者自我中心的優越感外,更是一種時代的錯亂,讓人看了多少有「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感嘆。

紀政在1960年代發光發熱,被兩蔣國民黨當局捧為熠熠明星,當年的紀政說了一句「感人肺腑」的話:「我的皮膚是中國人的,眼睛是中國人的,我全身無處不是中國人的,我要永遠做中國人,為國爭光。」如今的她,要搞所謂「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公投運動」。想想看,曾國藩說的「黑白混淆的亂世」,紀政這種人不就是典型的投機份子,負面代表人物嗎?謗議囂囂,大家別失望!台灣,仍然有正氣。

在彼時威權時代,由於紀政在田徑場上擁有顯赫的成績,國民黨將其塑造為「飛躍的羚羊」,成為黨國體制統治下的文宣招牌,在經濟才要起飛的艱困時期,在那個與北京競奪「中國代表權」的年代,紀政被包裝為是「中國的驕傲」與「民族的象徵」,這自然與國民黨所訴諸的道統與正當性緊密結合,這才是箇中的關鍵。

持平地說,將運動員與國家形象相互結合時有所聞,在威權政體中更屬常態,蕾妮.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為納粹德國與柏林奧運所拍攝的紀錄片《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亞》應該是最鮮明的個案。她很巧妙透過運鏡與移位的技巧,將日耳曼神話、納粹壯盛軍容、雅利安人強健體魄與硬體設施融合一體。同樣的表現型態也出在北京奧運的影音作品當中,令人印象深刻。然而萊芬斯坦日後對其為希特勒宣傳的行徑有著深刻的自省與批判,原因不言而喻。

建構人民的政治認同往往是當權者落實政治合法性的基礎工程,對於威權政體而言,國家民族主義往往是政治合法性與認同的來源,執政者往往將個人崇拜鑲嵌在「民族復興大業」的使命中,這也構成國民黨與蔣介石統治正當性的來源。

深入觀察,王丰對於彼時紀政的肯定,不是運動場的成績,更不是艱困歲月中的希望形象,而是「中國人」與「中華民族」的認同與道統,這種論述就是威權時期最廉價忠誠/身份符號象徵,說穿了就是國民黨在威權時期所標榜的那套秩序規範。

AP4111191120 蔣介石與蔣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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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色恐怖的歲月,這個價值體系具有排他與二元對立的性質;直白說,接受者則成為黨國的光榮且道德正確,若有懷疑或是挑戰者,自然成為「三合一敵人」或是「民族敗類」,其下場就是以內亂外患罪入獄甚至槍斃,理由就是「違反道統」(誰的道統?誰來判定?)。這是許多走過黨國威權時代許多人的共同記憶,不分黨派而且無關省籍。

走過威權與白色恐怖的記憶與歲月,台灣已步入憲政主義與多元社會的階段,昔日奉為一尊的黨國道統論的合法性論述,逐漸被自由民主體制所取代,人權的保障與言論的自由成為台灣社會的進步價值。在公民社會的當下,公民投票與價值主張乃為憲法所保障的人民權利,政治平等的精神免除了「血統身分」、「政治正確」與「關係網絡」的封建思維。

在此背景下,王丰卻以威權時期的「血統道德論」公審民主政治下的憲法人民權利主張,引述曾國藩之言將紀政冠之「投機份子或黑白混淆」之流;錯把彼時威權下的政治表態當作是是非標準,作為批判別人的口實,這才是一種道德的墮落。說穿了,王丰心中懷念的仍是「那個美好年代」,因為在那個年代國民黨一黨專政,社會秩序不受挑戰,經濟社會資源操之餘黨國體系的扈從關係;那個美好年代沒有民進黨存在,沒有太陽花學運,沒有公民社會與公投法,哪來什麼東奧正名這種反道德的社會運動,由於紀政是個精心包裝符合黨國形象的「中國人」,所以才能被表彰。

這就是他語境下的心理狀態,也是許多藍營人士的內心世界。

諷刺的是,這樣的說法剛好讓大家理解,威權時期的當權者如何透過血統道德論進行政治審查與忠誠表態。然而,在民主政治與身份平等的當下,這種黨國文化霸權始終揮之不去,蕾妮.萊芬斯坦戰後尚能自省,自詡菁英的人卻依舊沾沾自喜且高高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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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