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脈絡:從歷史建築與「老」觀光潮談起

失落的脈絡:從歷史建築與「老」觀光潮談起
四四南村的入口標示與牆上彩繪|Photo Credit: 邱子佳攝影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從近代火車旅行興起以來,觀光即逐漸脫離身體性,轉向視覺展示性的消費,快速而表層性的瀏覽、拍照成為觀光行為的主軸。或許有導遊述說著不必然有根據的片段故事,或許遊客在觀光導覽中讀到隻字片語,論述與脈絡逐漸從觀光消費中退場,拍照、打卡顯示「到此一遊」的目的,遠勝於理解這個地方的歷史。

文:李衣雲(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一切的事物必須經由語言論述,才能被人們看到,從來不曾被論述的混沌,不存在於人們意識裡。論述不只是說出來,還包含了怎麼說、不說什麼、以及不准說什麼。所謂的「真理」是透過論述才被人們認識、接受、並視為當然,而整個論述的過程即是米歇爾.傅柯所說的權力鬥爭。

事實上,「不准說」本身也是一種論述,要將某些事物、觀念給排除出去,就必須有一個被排除的對象,被禁止的事物相對於從未被論述而言,其實已是一種存在,它仍然存在於論述的脈絡之中。反而當禁止的強制性解消之時,「不准說」將事物繫於脈絡中的形塑力也會隨之淡化,事物與其意義之間的指示關係變得不確定,如果沒有新的論述建立起新的脈絡,事物可能被遺忘、轉為不存在,也可能成為一個斷裂的、飄浮而沒有著落之處的空殼。

就從這點,來思考近年來話題不斷的老街、老屋、歷史建築、古蹟保存的議題吧。現今的老街保存議題,大約在1990年代前後開始,這當然與同時期的民主化運動與台灣主體性的建立息息相關,一直到1980年代,對抗中共、成為中華正統文化的意識型態都處於絕對優勢,不僅是日治時期的遺跡不被視為應該保存的「古蹟」,就連在清領時代興建的台北城東門(景福門),也在1966年時被台北市政府改建為北方宮殿的建築樣式。1966年這個時間點極具有政治意義,這一年5月,中國發生了文化大革命,對傳統文化、思想等進行批鬥與破壞,而國民黨政府則在台灣進行一連串維護中華文化的運動,並在1967年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中共搶奪中華文化的正統性。在這條脈絡裡可以看到「中華文化」與「漢人」均是被論述出來的「存在」,並非排除了日本、荷蘭、原住民在台灣的痕跡後,留下的就是中華正統文化。否則,又何必改建台北城東門?

在中國道統裡,正統的文明與秩序是「華夷秩序」。最初,以黃河中流的城壁都市發展出的文明,在作為文書行政的漢字發達後,國力或文化的成熟度高於周邊,於是,城壁都市將自己視為「天下」的中心,優於周圍的「夷狄」,而「華」要教化「夷」,因為「華」的中國文明應是所有人共有的,這即是「中華.華夏」的意識。[1]但這個「華夷秩序」事實上是一種論述,而非事實。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的版圖基礎,來自於滿州人(夷)的清帝國,「華夷秩序」若是事實,那麼承繼了滿清帝國的版圖,即已不可能具有中華文化的正統性。

然而,如同本文一開始所述,具有權力的論述被視為「真理」,「華夷秩序」的論述主導著1990年代前(甚至今時)的歷史認識。因此,原本台北東門的四面屋坡、「歇山式」的建築樣式,是被歸為閩式風格,相對於荷日與原住民,這是「漢人」的建築風格,然而,相對於「華夷秩序」的北方正統中華文化,閩式卻屬於邊陲而非中心,因此必須被改建為北方宮殿式建築,才能彰顯其所應有的中華文化正統性。這一層層的相對關係,又再度證實了歷史認識中的權力關係,以及「真理」的虛構性。

1990年代後,在台灣的集體記憶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原本單一的中國史觀與外省人中心的歷史記憶受到了質疑,而為了獲得與中國史觀的區辨性,外省人所不曾經歷的日治時期轉而帶有了對抗的象徵意義,這即是「不准說」的雙重意義。在日治時期記憶的承載者還未完全消逝前,台灣的民主化運動讓曾經被禁止/被抹除的日治時期的記憶與經驗重新被論述,重新具形化,日治時期建築的市街、老屋慢慢被修復、被看見。

老屋老街作定位為歷史建築、甚至進一步被視為消費觀光的對象,則要等到2000年代以後。消費相對於購買,是建基在欲望而非需求之上,人們或在消費的對象上看到了自身的理想像,或在消費的過程中體驗到了遊戲性,這均是一種認可,在這裡,事物不僅存在,同時對消費者而言具有了正向的意義。例如在1990年代中掀起一時的台灣言情小說,早期的大多是中國古裝架空背景,現代的故事描寫到的時尚流行地之時,若不是作者想像出的理想之境,則多是在日本東京、法國巴黎等處,直到1990年代末,台北東區才開始成為可以出現在言情小說中的高級時尚區。而花蓮的金針花、蓮花池步道等景點則到2000年代初,才登場成為浪漫愛情的佈景。台灣成為一個可以被觀光消費的對象,是產生在中國單一中心的論述弱化、台灣主體意義的論述興起的背景下,在此之前,被視為「被日本奴化」、「邊陲」、「民俗」的台灣,並不具有被消費的理想像。

然而,從近代火車旅行興起以來,觀光即逐漸脫離身體性,轉向視覺展示性的消費,快速而表層性的瀏覽、拍照成為觀光行為的主軸。[2]或許有導遊述說著不必然有根據的片段故事,或許遊客在觀光導覽中讀到隻字片語,論述與脈絡逐漸從觀光消費中退場,拍照、打卡顯示「到此一遊」的目的,遠勝於理解這個地方的歷史。

當然,這樣的觀光不必然是負面意義,安全泡泡裡的異文化體驗仍促成了視野的拓展。然而,當這樣的觀光消費與台灣本身的歷史場所連結在一起時,就出現了一個不得不深思的問題:歷史場所的存在是為了保存那個場所,或是讓來者認識這個地方的歷史意義?而這又進一步牽涉到古蹟保存裡一直爭議不斷的問題:是要凝結式地將古蹟凍在某一個時間點?亦或是要活化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