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脈絡:從歷史建築與「老」觀光潮談起

失落的脈絡:從歷史建築與「老」觀光潮談起
四四南村的入口標示與牆上彩繪|Photo Credit: 邱子佳攝影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從近代火車旅行興起以來,觀光即逐漸脫離身體性,轉向視覺展示性的消費,快速而表層性的瀏覽、拍照成為觀光行為的主軸。或許有導遊述說著不必然有根據的片段故事,或許遊客在觀光導覽中讀到隻字片語,論述與脈絡逐漸從觀光消費中退場,拍照、打卡顯示「到此一遊」的目的,遠勝於理解這個地方的歷史。

無論是哪一個問題,都無法逃開論述——或是不論述。

四年前一走進四四南村,入目的是五顏六色的門窗、小小的文創市集,以及爬滿了綠色藤草、早已看不出是防空洞的小丘,雖然比不上新竹眷村博物館或台中春安眷村滿牆彩繪的歡樂豔麗,但仍瞬間能理解網路上流傳的「打卡好地方」的評語:這是一個跟我記憶中完全不同的「眷村」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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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邱子佳攝影
四四南村廣場的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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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邱子佳攝影
四四南村內進駐的店家。

進入四四南村的建築,一間間小隔間裡被置入了1950至70年代的老家俱,展現當時眷村的客廳、廚房、臥室、書房。心中產生了一些疑惑,因為在展示的介紹中,四四南村是台北第一座眷村,每房只有3.5坪的空間,也就是一個展示間就是一戶人家,那麼,客廳、廚房的陳設都不可能像現在的展示那般寬敞、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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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邱子佳攝影
四四南村內部「臥室」與空間分配圖。

所以,四四南村展示出的「眷村」論述,不是再現,而是重組,配上一些著重在「眷村很團結」、「人情味」、「辛苦的母親」、「狹小困苦的空間裡養大的一家人」的回憶文章,這就是四四南村的論述。

接著很快看到了眷村居民的展品,瞬間,出現了一種時光凍結的隔絕感。展品是蔣總統語錄、「殺朱拔毛」「反共復國」「反攻大陸」的標語、黨徽、先總統蔣公及夫人的照片等,這些展品沒有說明文,它們就在那裡,旁邊一群小孩衝來衝去,年輕人在展櫃前自拍,這些事物曾經具有的意義,只留下了「它代表了過去」的意義。再走往前,好丘文創咖啡人滿為患。曾經,這個地方也曾人滿為患,居民們用四四兵工廠裡的水來作飯洗衣,在如今乾淨的巷道上蓋著竹棚瓦屋當作廚房,浴室當然不存在,來自中國各省、文化與生活習慣相異的居民們,被放在這個與外界=台灣人社會隔絕的小空間裡,1985年李國修與李立群的「那一夜,我們說相聲」裡提,所到的眷村生活中的不和諧,不存在於四四南村這個歷史建築的展示論述,在這裡,他們已被整合成為一個相對於「本省人」的「外省人」群體,傅柯的「全景敞式監獄」的概念,在這裡有另一層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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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邱子佳攝影
四四南村內部的咖啡店。

四年後,四四南村又有了變樣。新的特展主題是四四兵工廠,但色調與展示框架都是柔和的淺色木紋理,與誠品書店的感覺有點相像,淡化了武器的攻擊意義,「反攻大陸」等標語的塗鴉都被象牙白漆蓋去,每一個展示空間都更像「老屋」展場,若不是桌上仍擺著國旗與先總統蔣公的照片、牆上仍掛著「眷村很團結」、「人情味」等文章,這個「眷村」與台灣其他的老屋咖啡、老街文物展沒有任何特別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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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邱子佳攝影
特展品:木箱裡裝著砲彈的腳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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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邱子佳攝影
3.5坪的空間被展示成書房,淡木色展示框內是居民的回憶文章。

在這些觀光眷村,「眷村」只是一個失去脈絡的「老」詞,甚至,在它的論述中與國民黨、國共內戰的關連都被逐漸淡化,指涉的只是團結、人情味的「美好的舊時光」。而來此觀光的人,觀注的焦點在與「老」物或彩繪牆合照上,遠勝於理解眷村的歷史。然而,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或是讀過台灣史的人,大都還記得眷村的特殊性,那是一個本省人很難也不會進入的空間,也是一個外省人很難走出來的地方。而那些「殺朱拔毛」「反共復國」的標語,對照著現今許多外省人對中共的親近與認同,是極其諷刺卻又值得思考的問題。只是,這些都已被觀光眷村的論述給淡化、抹除,也順帶抹去了「百萬大軍」在國民黨「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下,不得不在這個空間裡生活了四十年的脈絡。

而另一方面,1913年日本政府在現今的花蓮鳳林鎮建立了一個移民村,1915年在此設了林田神社。1945年國民黨政府代表盟軍接收台灣、1949年將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至台灣後,日本的痕跡一點一點被抹去,尤其是1971年中日斷交,日本相關的事物遭到進一步的抹除或破壞,林田神社的主體、鳥居、石燈籠、狛犬均已不復見,只剩下當初拜殿的基座。

2016年,在當地居民的努力下重建了林田神社。然而,「重建神社」一詞往往立即帶起「媚日」、「美化日本殖民」的論點,而這些論點背後的論述,是中國中心的政治意識型態。只是這個論述透過教育、媒體、考試系統,在台灣根深蒂固了五十多年。即使1990年代末的台灣教育改革,也無法徹底改變這個論述在許多台灣人心中的「真理」性質。然而,反過來看,也顯示了林田神社缺乏了自身的論述。

古蹟或歷史建築不只是一個存在時間很長的建物,因為能被定位為古蹟/歷史建築,必然讓它們不同於舊建物——當然,這個被選擇或排除的標準,即是權力鬥爭的結果。也正因如此,歷史建物與古蹟必須要對自身的存在脈絡加以論述,賦與意義,這也是一個爭取自身存在與可視化的過程。

比如,當我們將「神社」視為殖民者的遺留物時,不能忘記這個論述的主體是誰。什麼是殖民?日本之於台灣是殖民,那麼,國民黨之於台灣人是否是殖民?神社對台灣人而言是日本殖民者將宗教植入的文化侵略,那麼,西班牙與荷蘭人在台灣建的紅毛城、熱遮蘭城,馬偕等人來台建立的教堂是否代表了政治與宗教的侵略?甚至,如果我們認為對於原住民而言,漢人具有「原罪」,那麼,天后宮、關帝廟是否也具有殖民的意涵?從這裡回頭去看,重建林田神社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批評為對殖民者的馴服,顯現出的是台灣仍處在「中華正統文化」論述的權力禁錮下,因而直接去除神社在台灣具有的其他歷史意義的可能性,只看到它在中華線性史觀的論述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