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天皇與戰爭世紀》:日本無條件投降,但該如何處置天皇?

《昭和天皇與戰爭世紀》:日本無條件投降,但該如何處置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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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戰爭結束後,所要懲罰的不是國家和國民,只有戰爭指導者的所謂指導者責任論,在此成為一個新注目點。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以說任誰一看都知道是戰爭指導者。不過,日本的天皇可以列入戰爭指導者嗎?

文:加藤陽子

無條件投降之意義

1945(昭和二十)年4月7日,從鈴木貫太郎組閣以來,天皇本身也覺悟到戰爭要結束了。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自殺,5月2日,蘇聯軍佔領柏林。依據彙整終戰工作情報的海軍高木惣吉的日記所述,天皇擔心屆時必須全面武裝解除和懲罰戰爭責任者,所以無法接受無條件投降。天皇考慮到假如武裝解除的話,蘇聯軍恐怕就會侵入,不過依據木戶內大臣,5月5日時間點的觀察,「最近想法改變了」(5月13日的日記)。在此之前的1943年1月,羅斯福和邱吉爾會談後,發表要求軸心國無條件投降的卡薩布蘭卡宣言,這成為天皇做決斷的絆腳石。同年11月,羅斯福、邱吉爾、蔣介石的開羅會議確認了無條件投降的方針。

另一方面,農民等當中,也有人把眼前這場絕望的戰爭當成好像是中世以來的戰亂般看待。警保局保安課第一組從1944年7月到12月,所整理的不敬言行的史料裡,在此引用當中冷靜的言辭如下。「反正這次戰爭是輸定了。事到如今,不如現在無條件投降比較好。既然無條件投降,怎會去殺農民呢?也許會殺害兵士和反抗的人,但是我不反抗,我只要好好耕種食糧販售就好。」

在此,產生一個疑問。美國為何不採取讓日本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條件,以阻止絕望式的抵抗,其結果不也可以減少自家士兵犧牲的策略呢?在英美內部裡,當然也存在這種想法的人。1946年身為國務院政策規劃室主管,也是提出對蘇聯採取「圍堵政策」廣為人知的喬治.肯楠(George Frost Kennan ),以及國務次卿格魯等都有如此想法。1943年1月的卡薩布蘭卡宣言有其必要的背景,因為英美方面有務必得讓蘇聯安心的內情。遭受德國從正面猛攻的蘇聯,向英美要求開設從法國北部攻擊德國的第二戰線,不過英美無力回應這個要求。在卡薩布蘭卡會談裡,英美和蘇聯約定1943年將進行第二戰線,在1943年5月的時間點,卻告知蘇聯到1944年預計是辦不到。蘇聯懷疑英美是否想在德國和蘇聯消耗戰力後,掌控全世界呢?為消除蘇聯根深蒂固的疑惑,英美有必要提出無條件投降的言辭。

肯楠和魯格,很清楚為使蘇聯安心的無條件投降,是一個深具危險性的問題。肯楠回顧第一次和第二次,兩場世界大戰時,他歸納雖然「兩場大戰,真正是以改

革德國」為目的,有些事情卻已鑄成重大錯誤。所謂錯誤,相較於蘇聯的權力,西歐已是要命般地衰弱了。談到何以會如此呢?第二次戰爭初期,肯楠所作的分析認為英美這邊因為當時準備不足、處於劣勢,沒有對借助蘇聯的力量來對抗軸心國的事實有所警覺。第四章第四節裡,已經觸及美國司法部長傑克森(Robert Houghwout Jackson,1892-1954)的所謂把侵略戰爭當成對國際共同體內亂的想法。對於引發內亂的對方要求無條件投降的僵硬想法,自是理所當然之事吧!

對美國而言,無條件投降的戰略並非合理判斷的問題,歐內斯特.梅(Ernest Richard May 1928-2009)也有所檢討。他說羅斯福不想重蹈威爾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所犯下的錯誤,因為經由交涉得來的和平,也許會讓第二個希特勒再度上場。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原則」路線的亡靈束縛住羅斯福的判斷。

戰爭指導者和國民分開處理

對於無條件投降,一方面讓天皇的躊躇,另一方面卻受到農民的歡迎,方才所引用的情況,很清楚顯示同盟國在戰時.戰後構想的弱點在哪裡。雖然揭櫫無條件投降,若是具體的內容不明朗的話,就是給軸心國一個以「同盟國意圖要奴隸德、日人民」作為政治宣傳的最好機會,而且只會引發軸心國拼死地瘋狂抵抗。事實上,戰爭末期的日本,說是戰敗的話就得當奴隸的煽動性政治宣傳到處都看得見。

在此,確認美國是如何回應。1943(昭和十八)年1月,卡薩布蘭卡會談後的記者會上,羅斯福發言:「只有完全排除德、日、義的戰爭勢力,才能夠帶來世界和平。〔中略〕所謂排除德、日、義的戰爭勢力,其意就是要德、日、義無條件投降。那並不是要消滅德、義,還有日本國民的意思。」羅斯福更進一步提到曾經到過日本的格蘭特(Ulysses S. Grant)。他說南北戰爭時,北軍將軍格蘭特強硬地要南軍無條件投降,一旦南軍的李將軍表明投降後,卻採取寬大的處置。這是暗示戰爭指導者和國民分開處理,並且也有寬大和解之可能性。羅斯福明顯地有意在對日本喊話。戰爭結束後,所要懲罰的不是國家和國民,只有戰爭指導者的所謂指導者責任論,在此成為一個新注目點。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以說任誰一看都知道是戰爭指導者。不過,日本的天皇可以列入戰爭指導者嗎?美國國內,1944年11月所實施的蓋洛普(Gallup)民意調查,問到「戰後是否應該對日本軍的指導者加以懲罰呢?」回答贊成者佔88%,反對者佔5%。1945年6月的蓋洛普調查,問到「戰後,應該對天皇做何種處置?」70%回答「應該判刑.由法院決定.放逐國外等各種處置方法」。4%回答「不追究」。3%回答「天皇被當成傀儡利用」。雖然調查時間和問題內容不一樣,只能當參考,不過也可以看到提問的修辭也周延地反映出對於軍的指導者和天皇是有所區分。雖然嚴罰主義是美國國民的反應,包含GHQ在內的美國政治指導者,早就決定在佔領早期要利用天皇,為眾所週知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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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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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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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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