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勃起，還算是性侵嗎？3個迷思讓男性成為「最弱勢的受害者」

「我好像走在沙漠裡，看到了海市蜃樓，可是我摸也摸不到。」這樣極為抽象的形容，是一名性侵男性受害者，在社工詢問他「心情」時的回答。但這同時也是許多心理諮商師、社工面對男性受害者的狀態，社工與諮商師往往花許多時間「霧裡看花」，你的心情如何？發生了什麼事？這些看似簡單的問題，對於活在性別刻板印象下的男性受害者而言，從來就不簡單。

八十幾位性侵受害者中，只有2位是男性

根據衛生福利部的統計，男性性侵通報比率雖然年年增加，然而，真正願意求助、向他人訴說的男性性侵受害者，仍然非常少。台北市「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督導傅顗陵就透露，台北市2018年上半年的67位男性性侵通報個案中，成功「開案」、願意跟社工洽談的，只有個位數【註1】。長期協助性侵害受害者的「現代婦女基金會」社工督導宋孔葳也說，他們開辦「展心復原中心」一年多來，遍及北北基宜花的80幾位當事人中，只有兩位男性。

傅顗陵表示，性侵害防治中心聯繫的男性有的拒絕協助，有的甚至直接掛掉電話。為何對男性來說，接受社福單位的詢問、幫忙，這麼難？

宋孔葳和曾服務過男性性侵受害者的心理諮商師吳健豪歸納，男性受害者之所以不願意說，主要是因為，他們得面對社會上常見的3個「性別刻版印象」：

1. 男性應該「主動」
2. 「男男性交」的迷思
3. 男性應該當個「強者」

「主動」迷思：有勃起還算是性侵嗎？

相對於女性，大眾容易覺得「男生性慾比較強」、「男生比較主動」，加上男生的生理反應「勃起」很容易被察覺，如果男生在受害時有生理反應，很容易被引申成「有勃起就是有爽，有爽就是願意」。

「外在自尊已經被侵害，但人家又告訴我『我很爽』。」宋孔葳說，很多受害者會陷入這樣的矛盾中。吳健豪也曾聽聞，有個男生在軍中遭到性侵，而整件事情中，最讓他感到羞恥、困擾的是，性侵過程中，他有生理反應。

但是，性侵的重點在於「違反當事人意願」。宋孔葳強調，生殖器被撫摸、觸碰，有生理反應是正常的，但她說「生理反應是一件事，我不同意是另一件事，不同意就是性侵害。」

「男男性交」的迷思：被男生性侵，所以你是「同性戀」？

男生被性侵的案件中，加害人也大多是男生，因此，「男男性交」也讓不少受害人面臨「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的「拷問」。吳健豪舉例，有位被男老師性侵的男學生，明明是異性戀，卻被同學調侃，「你接受老師幫你口交，所以你是同性戀囉？」，也有人帶著「非男即女」的概念，問他「跟男生發生這件事，所以你是女生囉？」

某些案件中，被害人因為正值青春期，正處於探索性傾向、性別認同的階段，同儕的嘲笑，加上性侵時有生理反應，可能讓被害人自己也感到困惑。而目前，社會上仍然有種「異性戀為主」的氛圍，一旦被貼上「同性戀」的標籤，可能會讓受害者更加自我封閉。

另外，大眾對於「男男性交」的迷思，也讓很多男性受害者擔心自己會得愛滋。但吳健豪澄清，愛滋源於危險的性行為，跟同性性交沒有絕對關連，如果真的擔憂，也可以前往醫院進行檢驗。而台北市性侵害防治中心則表示，全台各縣市的性侵害防治中心都有合作醫院，受害者前往這些醫院進行驗傷、檢驗，都會有在醫院值班的專業社工陪同，醫院也絕不會將受害者的資料外流。

「強者」迷思：你明明比較壯，為什麼不抵抗？

除了「男生主動」和「男男性交」之外，宋孔葳解釋，社會對於男性最普遍的期待，就是男性得當個「強者」。這個「強」的概念，體現在各種面向，包括：力氣比較大、言行比較「堅決」，也不可以「示弱」。

對於男性「力氣比較大」、「言行比較堅決」的期待，常反映在司法或是警察人員的訊問。宋孔葳分享，他曾聽過有個男生被女生侵害，法官當庭就質問他「你明明就推得開，為什麼不反抗？」。而吳健豪也說，曾有警察問男性青少年性侵受害者，「你為什麼不抵抗？」「你為什麼不拒絕他？」【註2】

宋孔葳分析，如果被害人來自父權的家庭，也可能從小被教育「人家打你，你不會打回去啊？」所以，許多受害者也會因為「沒能保護好自己」而感到自責。

吳健豪說，預設受害者「能反抗、能拒絕」，來自於人們對性侵害的「單一想像」，大多數人對性侵害的想像是，不認識的陌生人在暗巷裡突然衝出來，當事人自然會下意識反抗。然而，根據衛福部統計，有7成以上性侵受害者跟加害者是熟識的。吳健豪也說，他曾遇過一個男老師性侵男學生的案例，他說「師生關係中有權力關係，我們通常都會跟孩子說，應該聽老師的，很少鼓勵學生唱反調，」因此「在那個關係裡，學生當場不知道怎麼反應。」

• 熟人加害、男性受害比例超乎想像——五張圖看十年來性侵案面貌

談論情緒就是「不理性的弱者」

此外，「男性不該示弱」的迷思，也讓許多受害者不願意求助。由於社會上還是有不少人覺得「談論情緒＝不理性」，而男性又被要求當個「理性的強者」。因此，社會很少鼓勵男生談論自己的事，這讓許多男性，就算願意尋求心理諮商師社工的協助，也不太願意說出性侵經過或分享自己的感受。

吳健豪就曾遇過一個被父親亂倫的受害青少年，在諮商時很決絕地說，「10年後你再來問我，我是不會告訴你任何事情的。」宋孔葳也曾聽聞有位社工，陪伴一位男性被害人超過1年，才終於知道他經歷了什麼。

宋孔葳說，加上大眾對社福體系、社工的想像都是照顧「弱者」，男性可能會覺得「那都是女生去的地方，我怎麼可以去？」因此更不願意跟社工談。

就算肯表現情緒，男性「擅長」的也大多是「憤怒」

就算有的男性願意表達情緒，顯現的也多是「憤怒」，很少表現出「難過」或「脆弱」。吳健豪分析，「因為生氣時比悲傷、脆弱的時候更有控制感。」更符合男性「強者」的印象。

但無論是女性不擅表達憤怒，還是男性不擅表達悲傷，吳健豪說，從心理諮商的角度來說，兩者都不健康。「如果他只能用憤怒表達情緒，就無法了解自己的限制跟無力。」這樣的男性，可能就會陷在「我為什麼不反抗？」「我為什麼不拒絕？」的自責情緒裡，或是轉以暴力之類的問題行為，來表達自己的情緒。

然而，談論受暴經驗，忠實表現出所有情緒，其實是創傷復原重要的方式之一。吳健豪和宋孔葳都說，雖然他們都傾向「不強迫」受害者，但是吳健豪強調，復原的其中一種方式就是抒發，透過畫畫、書寫或談論，讓自己有機會可以表達感受。

其中，友善的談論更能幫助受害者重建人際信任感。吳健豪解釋，因為性侵是個破壞人際信任感的暴力事件，如果我們能創造出一個友善、傾聽、不帶著性別偏見的環境，讓受害者有足夠的信任感聊聊，那也會加速受害者的療癒，從而保持跟人的連結，無形中重建人際信任感。

而受害者，也可以尋找適合、值得信任的人訴說，或是透過專業人士的協助，讓自己重新擁有安全感。宋孔葳也說，很多時候，社工在做的工作，其實就是「以身作則」，透過每次每次不帶價值判斷、不強迫的傾聽，讓受害者知道，世界上仍然有人值得信任。

面對身旁的性侵害受害者，我們可以怎麼做？

雖然性別刻板印象仍然箝制著我們對「理想受害者」的想像，但只要違反意願的性行為，就是性侵害，因此任何性別、任何特質的人都有可能受害。

面對受害者，吳健豪說，由於受害者曾經「被強迫」，會有失去「主控權」的感覺，所以一定要給予足夠的「主控權」。童年曾遭性侵的陳潔晧目前也正在復原的路上，陪著他一路走來的太太徐思寧也提醒，別要求對方「一定要去運動、一定要說出來才會好」，應該讓受害者自己決定什麼時候要做什麼。

她也強調，必須嚴肅看待受害者的經驗，千萬不要因為同時認識加害人跟被害人，就「以和為貴」，她義正辭嚴地說，為了正義，有時候必須「選邊站」。

此外，有些人會建議受害者身邊的朋友、家人，「不要說話，靜靜地聽受害者傾訴」，但徐思寧說，每個受害者需要的事情都不一樣，不必要求每個人都要「靜靜地聽」。以她和丈夫實際相處的經驗來說，最好的陪伴就是「自然互動」，「用平常的方式相處就好，作回你們朋友的互動，如果感覺他不舒服，就問他是不是不舒服，再去調整。」

另外，得知朋友受害，免不了會有情緒。徐思寧也認為，不需要壓抑，「可能沒人看到他們的困難，你做為朋友，最有資格為他憤怒、為他哀傷。」當然不能哀傷或生氣到無法自拔，否則可能讓受害者覺得「我的事情讓朋友難過了」，這可能會讓他們不願繼續說，但她說「如果完全不表達自己的感覺，我也聽不了太久。」

採訪的尾聲，宋孔葳說，我們都希望受害者能夠復原，但究竟什麼是復原？復原不是當這件事「沒發生過」，而是「可以跟這個創傷共存，能夠很自在的跟它相處，當他是生命中的一段，而不是讓創傷挾持、控制我。」宋孔葳也說，有人可能一輩子都在學習如何與創傷共存，復原的路很長，急不得。

相關報導：

• 「男人不可能被性侵」：我們說的不是事實，而是父權社會的信念
• 性侵迷思下的審判文化：你是「理想的性侵被害人」嗎？
• 如果你不確定，那就克制一下：在瑞典，沒有說「好」的性行為就算「性侵」

【註1】我國法律規範，16歲以上才有「性自主權」，因此根據《刑法》227條，只要其中一方未滿16歲，就算當事人都情投意合，一樣屬於性侵。加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為了避免吃案，要求學校、醫院等若發現「疑似性侵」的案件就得通報，因此性侵害防治中心接獲的案件中，不一定全部都是一般想像中「違反意願」的性侵。根據台北市性侵害防治中心的統計，2016年和2017年的性侵通報案件中，約有30%屬於「16歲以下合意性交」的案件。

【註2】由於性侵很難取得外在客觀證據（就算受害者體內採集出嫌犯的體液，也很難證明被害人到底是「合意」還是「被迫」），因此被害人的證詞特別重要，司法人員會透過證詞是否前後矛盾、邏輯不通來判斷是否可信。因此宋孔葳和吳健豪都認為，司法或警察人員，為了在法庭上能有「客觀」證據，必須詢問許多很「確切」性交細節，並且會反覆確認。

核稿編輯：羊正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