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勃起，還算是性侵嗎？3個迷思讓男性成為「最弱勢的受害者」

但無論是女性不擅表達憤怒，還是男性不擅表達悲傷，吳健豪說，從心理諮商的角度來說，兩者都不健康。「如果他只能用憤怒表達情緒，就無法了解自己的限制跟無力。」這樣的男性，可能就會陷在「我為什麼不反抗？」「我為什麼不拒絕？」的自責情緒裡，或是轉以暴力之類的問題行為，來表達自己的情緒。

然而，談論受暴經驗，忠實表現出所有情緒，其實是創傷復原重要的方式之一。吳健豪和宋孔葳都說，雖然他們都傾向「不強迫」受害者，但是吳健豪強調，復原的其中一種方式就是抒發，透過畫畫、書寫或談論，讓自己有機會可以表達感受。

其中，友善的談論更能幫助受害者重建人際信任感。吳健豪解釋，因為性侵是個破壞人際信任感的暴力事件，如果我們能創造出一個友善、傾聽、不帶著性別偏見的環境，讓受害者有足夠的信任感聊聊，那也會加速受害者的療癒，從而保持跟人的連結，無形中重建人際信任感。

而受害者，也可以尋找適合、值得信任的人訴說，或是透過專業人士的協助，讓自己重新擁有安全感。宋孔葳也說，很多時候，社工在做的工作，其實就是「以身作則」，透過每次每次不帶價值判斷、不強迫的傾聽，讓受害者知道，世界上仍然有人值得信任。

面對身旁的性侵害受害者，我們可以怎麼做？

雖然性別刻板印象仍然箝制著我們對「理想受害者」的想像，但只要違反意願的性行為，就是性侵害，因此任何性別、任何特質的人都有可能受害。

面對受害者，吳健豪說，由於受害者曾經「被強迫」，會有失去「主控權」的感覺，所以一定要給予足夠的「主控權」。童年曾遭性侵的陳潔晧目前也正在復原的路上，陪著他一路走來的太太徐思寧也提醒，別要求對方「一定要去運動、一定要說出來才會好」，應該讓受害者自己決定什麼時候要做什麼。

她也強調，必須嚴肅看待受害者的經驗，千萬不要因為同時認識加害人跟被害人，就「以和為貴」，她義正辭嚴地說，為了正義，有時候必須「選邊站」。

此外，有些人會建議受害者身邊的朋友、家人，「不要說話，靜靜地聽受害者傾訴」，但徐思寧說，每個受害者需要的事情都不一樣，不必要求每個人都要「靜靜地聽」。以她和丈夫實際相處的經驗來說，最好的陪伴就是「自然互動」，「用平常的方式相處就好，作回你們朋友的互動，如果感覺他不舒服，就問他是不是不舒服，再去調整。」

另外，得知朋友受害，免不了會有情緒。徐思寧也認為，不需要壓抑，「可能沒人看到他們的困難，你做為朋友，最有資格為他憤怒、為他哀傷。」當然不能哀傷或生氣到無法自拔，否則可能讓受害者覺得「我的事情讓朋友難過了」，這可能會讓他們不願繼續說，但她說「如果完全不表達自己的感覺，我也聽不了太久。」

採訪的尾聲，宋孔葳說，我們都希望受害者能夠復原，但究竟什麼是復原？復原不是當這件事「沒發生過」，而是「可以跟這個創傷共存，能夠很自在的跟它相處，當他是生命中的一段，而不是讓創傷挾持、控制我。」宋孔葳也說，有人可能一輩子都在學習如何與創傷共存，復原的路很長，急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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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我國法律規範，16歲以上才有「性自主權」，因此根據《刑法》227條，只要其中一方未滿16歲，就算當事人都情投意合，一樣屬於性侵。加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為了避免吃案，要求學校、醫院等若發現「疑似性侵」的案件就得通報，因此性侵害防治中心接獲的案件中，不一定全部都是一般想像中「違反意願」的性侵。根據台北市性侵害防治中心的統計，2016年和2017年的性侵通報案件中，約有30%屬於「16歲以下合意性交」的案件。

【註2】由於性侵很難取得外在客觀證據（就算受害者體內採集出嫌犯的體液，也很難證明被害人到底是「合意」還是「被迫」），因此被害人的證詞特別重要，司法人員會透過證詞是否前後矛盾、邏輯不通來判斷是否可信。因此宋孔葳和吳健豪都認為，司法或警察人員，為了在法庭上能有「客觀」證據，必須詢問許多很「確切」性交細節，並且會反覆確認。

核稿編輯：羊正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