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勃起,還算是性侵嗎?3個迷思讓男性成為「最弱勢的受害者」

有勃起,還算是性侵嗎?3個迷思讓男性成為「最弱勢的受害者」
Photo Credit: depositphoto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都希望受害者能夠復原,但究竟什麼是復原?復原不是當這件事「沒發生過」,而是可以跟這個創傷共存,能夠自在的跟它相處。

但無論是女性不擅表達憤怒,還是男性不擅表達悲傷,吳健豪說,從心理諮商的角度來說,兩者都不健康。「如果他只能用憤怒表達情緒,就無法了解自己的限制跟無力。」這樣的男性,可能就會陷在「我為什麼不反抗?」「我為什麼不拒絕?」的自責情緒裡,或是轉以暴力之類的問題行為,來表達自己的情緒。

然而,談論受暴經驗,忠實表現出所有情緒,其實是創傷復原重要的方式之一。吳健豪和宋孔葳都說,雖然他們都傾向「不強迫」受害者,但是吳健豪強調,復原的其中一種方式就是抒發,透過畫畫、書寫或談論,讓自己有機會可以表達感受。

其中,友善的談論更能幫助受害者重建人際信任感。吳健豪解釋,因為性侵是個破壞人際信任感的暴力事件,如果我們能創造出一個友善、傾聽、不帶著性別偏見的環境,讓受害者有足夠的信任感聊聊,那也會加速受害者的療癒,從而保持跟人的連結,無形中重建人際信任感。

而受害者,也可以尋找適合、值得信任的人訴說,或是透過專業人士的協助,讓自己重新擁有安全感。宋孔葳也說,很多時候,社工在做的工作,其實就是「以身作則」,透過每次每次不帶價值判斷、不強迫的傾聽,讓受害者知道,世界上仍然有人值得信任。

面對身旁的性侵害受害者,我們可以怎麼做?

雖然性別刻板印象仍然箝制著我們對「理想受害者」的想像,但只要違反意願的性行為,就是性侵害,因此任何性別、任何特質的人都有可能受害。

面對受害者,吳健豪說,由於受害者曾經「被強迫」,會有失去「主控權」的感覺,所以一定要給予足夠的「主控權」。童年曾遭性侵的陳潔晧目前也正在復原的路上,陪著他一路走來的太太徐思寧也提醒,別要求對方「一定要去運動、一定要說出來才會好」,應該讓受害者自己決定什麼時候要做什麼。

她也強調,必須嚴肅看待受害者的經驗,千萬不要因為同時認識加害人跟被害人,就「以和為貴」,她義正辭嚴地說,為了正義,有時候必須「選邊站」。

此外,有些人會建議受害者身邊的朋友、家人,「不要說話,靜靜地聽受害者傾訴」,但徐思寧說,每個受害者需要的事情都不一樣,不必要求每個人都要「靜靜地聽」。以她和丈夫實際相處的經驗來說,最好的陪伴就是「自然互動」,「用平常的方式相處就好,作回你們朋友的互動,如果感覺他不舒服,就問他是不是不舒服,再去調整。」

另外,得知朋友受害,免不了會有情緒。徐思寧也認為,不需要壓抑,「可能沒人看到他們的困難,你做為朋友,最有資格為他憤怒、為他哀傷。」當然不能哀傷或生氣到無法自拔,否則可能讓受害者覺得「我的事情讓朋友難過了」,這可能會讓他們不願繼續說,但她說「如果完全不表達自己的感覺,我也聽不了太久。」

採訪的尾聲,宋孔葳說,我們都希望受害者能夠復原,但究竟什麼是復原?復原不是當這件事「沒發生過」,而是「可以跟這個創傷共存,能夠很自在的跟它相處,當他是生命中的一段,而不是讓創傷挾持、控制我。」宋孔葳也說,有人可能一輩子都在學習如何與創傷共存,復原的路很長,急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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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我國法律規範,16歲以上才有「性自主權」,因此根據《刑法》227條,只要其中一方未滿16歲,就算當事人都情投意合,一樣屬於性侵。加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為了避免吃案,要求學校、醫院等若發現「疑似性侵」的案件就得通報,因此性侵害防治中心接獲的案件中,不一定全部都是一般想像中「違反意願」的性侵。根據台北市性侵害防治中心的統計,2016年和2017年的性侵通報案件中,約有30%屬於「16歲以下合意性交」的案件。

【註2】由於性侵很難取得外在客觀證據(就算受害者體內採集出嫌犯的體液,也很難證明被害人到底是「合意」還是「被迫」),因此被害人的證詞特別重要,司法人員會透過證詞是否前後矛盾、邏輯不通來判斷是否可信。因此宋孔葳和吳健豪都認為,司法或警察人員,為了在法庭上能有「客觀」證據,必須詢問許多很「確切」性交細節,並且會反覆確認。

核稿編輯:羊正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