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旺霖《走河》:從佛教、伊斯蘭教到基督教,從未撼動過種姓制度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你看看從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也從未撼動過種姓,反而還受到它的影響。」安迪又說:「你知道嗎?就連我們的國父甘地,也沒有主張廢除種姓制度。甘地反對的是,對賤民的歧視。」
文:謝旺霖
安迪談種姓
瑪莉亞旅館向來以廉價清潔著稱,因此經常客滿。而短短幾天,我能從十人房,換到頂層單人房,又換到一樓雙人房,這都多虧經理安迪明快的效率。每當我提出換房的詢問時,他也不管別房是否被預訂了,就先替我安排妥當。
其實沒有非換不可,我祇是覺得住在多人房,雖然省錢,但多少得面對各國旅者制式的交流問候,或搭伙吃喝,同遊的提議,難免就有些倦怠了。畢竟我不再像他們那般年輕,喜歡熱鬧。
有一次,隔床美國金髮女孩,親切地問我有沒有Facebook,我搖頭說沒有。祇見她露出一副驚訝又懷疑的表情,後來便懶得搭理我了。我才意會到自己已多麼落伍,不合時宜,就像那些零星在街上還拉著兩輪的黃包車夫。
而且往往一天下來,回到旅館後,我需要空出些時間冷靜獨處,也需要一個無須顧慮別人敲門,就急著得縮肛,強忍腹痛,拉上褲頭,真正可以安心瀉肚子的地方。
因為連番麻煩安迪的緣故,他便成了我在加爾各答最常互動的對象。他總說:「這是我的榮幸。」
安迪似乎對亞洲人較有好感(也可能是我常請他抽菸的因素吧)。他能說流利的英語,也會日語、韓語。他經常提醒我,今天又哪來一名單身女子,先品頭論足一番,又好像急欲把我們搓合成對。
後來我才曉得,安迪曾擔任專業導遊,之後轉任旅館業,交往過一些日本和韓國的女友,並分別在日、韓住了幾年。他顯然挺懷念在那異國的日子和情史。問他為什麼又回到印度?他說:「為了結婚囉!」而我好奇他怎麼沒想與國外交往的對象結婚?
「從來沒有,」安迪直率地回答:「若要結婚的話,還是選印度的女人好。因為在這裏,男人就像妻子的天。」
一有機會,我就會把話題轉移到那些令我困惑的疑問。譬如,那些街上的乞丐,或賤民。
我問安迪,印度憲法不是早已規定,不能歧視,並廢除不可接觸制,法律不是有保障他們一定比例擔任公職和接受教育?怎麼他們的情況,好像都沒怎麼改善?
「嗯……,」安迪沉吟了一會兒糾正我:「我們以前才叫『不可碰觸者』(untouchable)。後來,甘地改稱他們『哈里真』(Harijan,意為神之子)。而現在,他們稱自己為——『達利特』(Dalit,意為受壓迫者)。」但我並不在意那些名稱的轉換,而是他們在這國度遭受歧視的目光依舊存在啊!
安迪接著提到:「規定是規定,但我們宗教的力量一直很強。種姓制度的傳統長達幾千年了,早已根深蒂固存在人們心中,普遍影響著一般人的生活。而且也不祇是印度教,這裏的某些穆斯林,基督教徒也做劃分啊!尤其在農村地區。」
「事實上,各國不是也有階級、職業高低的分別嗎?」安迪似乎想為種姓辯護:「而且現在的印度,也的確在改變,就像我們也曾選出達利特的人,當總統。我們的政治,經濟,科學等等,可一點也不輸給世界列強,富豪更是多到數不清。」
安迪為我釐清一些疑惑。他說大致上可以從姓氏、膚色、職業、住地、穿著、氣質,判別一個人是不是達利特,但已不像以前那樣明顯了。現在有的達利特很有錢,獲得很多工作的保障,而有的婆羅門,卻窮到當乞丐。
另外,安迪說在印度教徒中,還可從聖線的配戴上看得出來,因為大多是先進階層(Forward Classes)、較講究古禮的人,才會舉行「再生禮」[1]儀式,佩戴起象徵某階層的聖線。那時,我才注意到他手腕上有一環毛織的線圈。
我發現安迪不太喜歡談及種姓的話題,尤其一提到達利特,他總會皺起眉頭,彷彿連帶沾染甚麼「不潔」的事物。他常把話題轉到他的情史上,或介紹哪家餐廳好吃,或問我去哪個景點參觀了嗎?
安迪要我多去欣賞加爾各答那些堂皇美麗的建築,享受美味的料理,甚至教我跟異國女子搭訕的技巧。他接過我遞上的菸,喜孜孜地說,「不然就枉費到有『宮殿之都』稱號的加爾各答了,」然後,他又補上一句:「一切要往好的地方看啊!」
每當安迪見到(或嗅到)我在(哪個角落)抽菸,一有空檔,他便會找上前來,聊上幾句。雖然他從不主動開口要菸,但他卻能讓吞雲吐霧的我自感歉疚失禮,而自動把菸遞上。於是我也會趁機把話題,又帶到他不太喜歡談論的種姓上。
「你知道瓦爾那(Varna,意指膚色)嗎?」安迪問。
我約略曉得那是當初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後,為了與當地人區隔,把人依序劃成四種階層,規範各階層的地位、職業、權利,世襲制的分類:最高的是婆羅門(Brahmin,祭司階級);其次為,剎帝利(Kshatriya,武士階級);第三是,吠舍(Vyshya,商農階級);首陀羅最低(Shudra,僕役階級)。賤民則被排除在瓦爾那的體系之外,專門從事卑賤汙穢的工作,如:搬運屍體、清掃糞便、撿拾垃圾、處理皮革的工人……。
「你知道迦提(jāti)嗎?」安迪又問。
啥?我張大著嘴。他顯得有點得意洋洋的樣子:「這經常是你們外國人搞不清楚的地方。」我趕緊把菸又奉上。
安迪解釋,簡單來說「迦提」是出生、職業的意思,你生在甚麼家庭便繼承甚麼工作,是根據瓦爾那再細分出的亞種姓。例如:婆羅門有的是祭司,有的擔任學者,或各級老師;吠舍,有的賣珠寶,有的賣菜,賣糖果。因此每一階層,就會產生很多不同的迦提,其中的地位自然也有高有低。
【馬力歐陪你喝一杯】看見身障老後的照顧困境,讓照顧悲劇不再發生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伊甸基金會期待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不需自己一肩扛起所有的照顧重擔。
高齡社會是醫療技術進步、養生觀念提升的反映,但這樣的發展,也伴隨著許多問題,比方勞動力下降、經濟問題、醫療需求改變等。與此同時,我們可能較少關注到的身心障礙族群以及他們的照顧者,同樣也呈現逐年高齡化的發展,而且背負著更多挑戰與考驗,包括家庭、社會資源、公眾意識等。
根據衛福部統計,近七成生活需要他人協助的身心障礙者,是由家人照顧。老人福利法定義老人為年滿65歲,而身心障礙者往往比一般人提早退化20年,表示身心障礙者45歲即邁入老年期。在家人依舊承擔最多照顧勞動的現況,身心障礙者與照顧者雙雙老化的現象加速,照顧需求更顯迫切與複雜。
關於身心障礙者,你所不知道的是⋯⋯
「自從2000年以來,台灣的社會福利發生了很多變化,不管是在食衣住行各方面,當然,也包括政府開始推動長照2.0的制度。這些改變的立意都是良善的,但是我們的社會觀念卻可能還沒有追上。」伊甸基金會副執行長何天元談起關於身心障礙者的福利,有感而發地表示。

在台灣,大眾對身心障礙者還是普遍存在著排斥的心態。何副執行長提到,這樣的排斥,可能不僅僅存在於一般身心健康的民眾,甚至是身心障礙者的家屬,都有可能抗拒接受現實,選擇封閉自己和身心障礙者,停止與外界接觸。「在推動照顧身心障礙者相關的服務上,真的是困難重重,比方我們要辦活動,或者要尋找合適的機構場地,常常遭到民眾抗議。」何副執行長表示。不過,即使如此,伊甸基金會想要持續為身心障礙者倡議、改善現況的決心,並沒有絲毫改變。「因為照顧身心障礙者,真的是非常重要,同時也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沒有人應該被孤立,或者獨自承擔這一切。」
目前伊甸基金會提供日間照顧、居家照顧、社區服務、住宿機構等不同形式的服務,希望可以讓更多有需要的家庭,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和家人的方式來照顧身心障礙者。「除此之外,因為科技不斷地進步,很多觀念也都在改變,伊甸希望可以永遠多想一步,替大家先做好準備,所以我們提供的各種課程、教材,還有對我們工作人員的培訓等,也都持續在更新。」為了打破傳統觀念上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排斥感,伊甸基金會更是持續舉辦活動,透過各種媒體、平台的宣導,希望能夠改變社會普遍的觀感。更重要的是,讓所有的身心障礙者和他們的家屬知道——你不需要孤軍奮戰,伊甸願意提供各種你需要的支援和資源。
當我老了,你也老了
提到伊甸所能提供的支援和資源,家有多重障礙者的恩蓉媽媽對此感受最深。「我們恩蓉是多重障礙的孩子,她還在我肚子裡的時候我就知道了。既然我們選擇迎接她的到來,就必須要為她做好最周全的準備,所以我跟恩蓉爸爸一直都很積極地去找各種課程、復健來上,希望恩蓉在人生的這路上,可以走得更順一點。」恩蓉自從八個月大左右就開始接受復健,在醫療上,恩蓉的爸爸媽媽也非常重視她的黃金治療期。除此之外,各種相關的課程、活動,恩蓉爸爸和媽媽也都盡可能去學習、接觸。在恩蓉一家搬到台北之後,恩蓉更是直接開始使用伊甸的日間照顧服務。「這個決定真的是最好的決定,因為伊甸的照顧服務,改變了我們一家相處的氣氛。」恩蓉媽媽真誠地說。

恩蓉是個喜歡學習的孩子,在享有義務教育的十二年期間,她白天到學校接受教育,傍晚放學回家休息,行程和一般的學生幾乎一樣。但是在高中畢業之後,恩蓉就面臨了大學裡面沒有這樣的服務的問題,換句話說,她白天沒有地方可以去,只能待在家裡,由爸爸媽媽照顧。
「那時候我們想了很多方法、討論過各種可能性,但是因為恩蓉是多重障礙,能夠幫助她的機構真的不多,後來我們只能選擇看護,讓她待在家裡。」但這樣的做法引起了恩蓉很大的反彈,因為她喜歡接觸新事物和具有學習的熱情,和被困在家裡的現實,起了巨大的衝突。恩蓉常常鬧起脾氣,爸爸媽媽也被迫在日常的工作之外,還要處理更多事情、更多情緒,一家人都感到喘不過氣來。
「搬到台北之後,我們進入了伊甸的民生日照中心,在這裡恩蓉可以參加課程,可以復健,有很多她沒有接觸過的新鮮事,讓她非常開心;甚至我常常很驚喜地發現,她持續在進步、在成長。」不只如此,一家人因為伊甸照顧服務的幫助,都各自獲得了喘息的機會,在體力上、心情上都更加有餘裕與彼此相處。
你的辛苦有伊甸懂,請放心好好休息
「絕對要尋求協助,一定要給自己一點休息的空間。」恩蓉媽媽談到過去認識的朋友中,也有一位家有身心障礙兒的媽媽。「那位媽媽的先生沒有辦法接受有障礙的孩子,在孩子出生沒多久之後就選擇消失,把孩子丟給媽媽。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他們家家境還不錯,不需要為經濟問題太費心。」即使如此,這位媽媽朋友還是在某一天傳訊給恩蓉媽媽,說自己真的很累,想要結束一切。「我收到訊息真的嚇到了,立刻找里長、找社工過去那位媽媽家,還好沒有發生遺憾的事情。但這也讓我思索到,人是沒有辦法獨自存在的,特別是有身心障礙者的家庭,了解各種支援系統可以怎樣隨時幫到你,隨時給你一個出口、一個喘息的機會,真的很重要。」
把成為身心障礙者家庭的後盾,當成一生目標的何副執行長,也提到他在第一線上,觀察到一些家庭的狀況。「很多家庭把自己封閉起來的原因,是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家裡有這樣的問題,覺得很羞恥;有些則是對外尋求協助,就會產生愧疚感。這樣的觀念,其實直到今天還一直困擾著非常多的家庭。」除此之外,經濟上的壓力,也是讓許多身心障礙者家庭不敢求援的主要原因之一。何副執行長提到,曾經遇到過一位身心障礙者,他的一天四餐就是一片厚片吐司,切成四塊,早餐、午餐、晚餐、宵夜各一塊。「而且你可以看到那片吐司已經是幾乎要腐敗的狀態,真的很令人揪心。」

目前政府已經開始在很多地方設立日間照顧機構,就是希望讓身心障礙者可以就近在社區裡也接受到不同需求的照顧服務。何副執行長強調,現在政府有補助,伊甸基金會也很願意提供急難救助,給所有有需要的家庭,一個暫時緩解現況的機會。「只要願意尋求援助,我們一定會想辦法幫到你。我們只希望能夠傳達一個觀念:讓身心障礙者獲得更好的照顧,其實是讓整個家庭過得更好。」
這是一段讓力量凝聚的旅程
除了縱向的提供幫助之外,橫向的新知教育、心得分享也一樣重要,伊甸透過許多方式,讓資訊透明,讓不管是不是身心障礙者和其家庭,都能對身心障礙者的能力和需求更有概念。
何副執行長邀請大家收聽伊甸的Podcast——「先來一杯,我們再聊」,希望能透過照顧者的分享,讓彼此都有傾訴、傾聽的機會,更讓未來都可能是照顧者的你我,有越來越多的參考樣本。與此同時,讓照顧者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自己也有權力追求快樂與自我人生。
談到分享,恩蓉媽媽也非常同意「吐苦水」的重要性。「因為我先生是牧師,我身為師母,其實也常常扮演著傾聽者、照顧者的角色,所以我都很鼓勵有同樣狀況的家庭,把感受說出來、把問題說出來,我們一起來解決。」恩蓉媽媽希望讓更多身障家庭知道他們並不孤單:勇於求助、適時喘息、讓專業介入。
伊甸基金會從身心障礙者的角度出發,提供個案管理、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持、支持性就業、日間作業設施、日間照顧服務、社區居住等服務,另外還有居家修繕、交通接送、輔具服務等。不僅為身心障礙者提供了實際的幫助,更重要的是給予了他們和家庭一份深深的愛和希望。就像恩蓉和恩蓉媽媽,透過這些協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義和價值,並成為社區中傳播正能量的重要角色。我們期待更多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身心障礙者的照顧重擔,真的不用自己一肩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