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國的經驗》:愛爾蘭大饑荒、博因河戰役與《亂世佳人》

《大英帝國的經驗》:愛爾蘭大饑荒、博因河戰役與《亂世佳人》
Photo Credit: Daniel MacDonald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馬鈴薯饑荒,大幅地改變了愛爾蘭的人口動態和移民觀。然而,為何愛爾蘭人必須非得依靠馬鈴薯維生不可呢?在思考這個問題時,英格蘭對於愛爾蘭的統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便會鮮明地浮現出來。

文:井野瀨久美惠(いのせ くみえ)

馬鈴薯饑荒

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四六年的秋天,愛爾蘭全土的馬鈴薯持續歉收。因為爆發了一種新型的植物疾病「胴枯病」,馬鈴薯的莖葉會變成暗綠色,然後整株逐漸發黑枯萎。病害遍及愛爾蘭全土。連續兩年的歉收,對於依靠著馬鈴薯勉強存活下來的愛爾蘭人而言,是一項致命的打擊。因為飢餓和營養失調,導致流行性斑疹傷寒和痢疾之類的疾病爆發,滿街都是乞討的群眾。政府發起了公共建設以作為雇用政策,然而,為了賺取日薪而聚集在道路工程作業現場的人們,卻因為飢餓而接二連三的死亡。人們在籌足埋葬費用之前無法掩埋屍體,而因為放任屍體腐敗的結果,造成疫情不斷地擴大。饑荒的情況開始趨於緩和,是在一八五一年左右,而根據同年進行的人口普查,確認在十年之間愛爾蘭的人口減少了一百六十二萬人。在這段期間,聯合王國政府和教區的濟貧委員會都未能夠採取適切的應對措施。

對愛爾蘭人而言,最佳的解決對策(事實上也可以說是唯一的對策),就是移民。慢性人口過剩的壓力,在大饑荒爆發以前,就已持續地將愛爾蘭人推往海外。愛爾蘭人聯合會的起事失敗,期待拿破崙所率領的法軍擊敗英軍解放愛爾蘭的願望,也在一八一五年的滑鐵盧戰役中被威靈頓將軍給擊潰後,襲擊愛爾蘭的戰後經濟不景氣推動了移民。無法繳納地租的農民被迫強制遷離,而因為工業革命流入愛爾蘭的廉價英國工業製品也造成了地方產業的荒廢。儘管如此,直至一八四五年為止,因為營養價值高、收穫穩定的馬鈴薯栽培普及,愛爾蘭本身的人口確實逐漸增加中。十九世紀前半的愛爾蘭農村,到處都是人。而馬鈴薯饑荒,導致那樣的風景為之一變。

饑荒爆發之後,在十年內,有遠遠超過上百萬人逃離愛爾蘭,其中三分之二是搭乘著通稱的「棺材船」前往美國。在這批大量的移民當中,應該也有約翰.F.甘迺迪(John F. Kennedy)的曾祖父派屈克.甘迺迪(Patrick Kennedy)。從那之後,到十九世紀末為止,從聯合王國前往美國的移民當中,愛爾蘭出身者一直占了超過半數。

馬鈴薯饑荒,大幅地改變了愛爾蘭的人口動態和移民觀。然而,為何愛爾蘭人必須非得依靠馬鈴薯維生不可呢?在思考這個問題時,英格蘭對於愛爾蘭的統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便會鮮明地浮現出來。

殖民地化的前奏曲

就像歷史學家湯瑪斯.高希爾(Thomas Cahill)的著作標題所謳歌的一般,中世紀的愛爾蘭是一座「聖人與學僧之島」。羅馬帝國崩壞後,因為日耳曼民族的大遷徙導致整個歐洲混亂至極之際,搶救保存各地的重要文獻、巡迴各地進行傳教的神職人員大量輩出的地方,就是這座漂浮在西歐邊陲的小島。愛爾蘭因為不曾受到羅馬帝國的統治,所以和明確地以國王為中心的英格蘭和蘇格蘭不同,地區性軍事領袖林立、抗爭不斷;自英格蘭國王亨利二世(Henry II of England)在十二世紀末入侵愛爾蘭以後,愛爾蘭與英格蘭之間,便刻畫出了一段複雜的統治與壓榨的歷史。而這份複雜的關係,讓愛爾蘭人出現了殖民的想法。

一五八三年,信奉天主教的德斯蒙德伯爵(Earl of Desmond)在愛爾蘭起事,而成為伊莉莎白一世的寵臣、逐漸嶄露頭角的沃爾特.羅利爵士,因為鎮壓起事有功,獲得了芒斯特地區的土地,於是他開始嘗試將故鄉德文郡的人們的遷居到此地。據說,他那個以「失落的殖民地」告終的維吉尼亞殖民計劃,就是始於芒斯特殖民。也就是說,愛爾蘭是他實驗美洲殖民的場域。

此外,在十七世紀初期,詹姆士一世也在愛爾蘭北部的阿爾斯特地區,實施了有組織的新教徒移民政策;到十七世紀中葉為止,已經有十多萬人從英格蘭及愛爾蘭移入。阿爾斯特地區因此逐漸「英國化」,而這也成為後來大大地動搖了二十世紀的北愛爾蘭問題的起源。

之後,奧立佛.克倫威爾放逐了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保皇派地主,沒收了他們的土地,並且將土地分配給信奉新教(清教徒)的共和國軍人,和為被稱作「清教徒革命」的內戰(The English Civil War)提供作戰經費的倫敦投資家們,也因此促使信奉新教的英格蘭人移入愛爾蘭。在牛津大學擔任解剖學教授和經濟學者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被稱為古典經濟學派的統計學之父,也曾經擔任過愛爾蘭駐軍的軍醫總監;他針對當時的愛爾蘭做了一份調查,指出愛爾蘭擁有豐富的魚類和鳥類,「大地上可採收到豐美的根莖類(特別是馬鈴薯)」。

在配第所描繪的愛爾蘭的未來藍圖中,因為受惠於豐富的大自然和肥沃的大地,農民應該能夠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不過,他的預想卻落空了。因為在他死後的隔年所發生的光榮革命,和蘇格蘭同樣地,也大大地改變了愛爾蘭的命運。然而,不同於蘇格蘭能將與英格蘭之間的合併轉化為正面的作用,愛爾蘭不論是在物質層面或是精神層面,都未能改變身為殖民地的處境,只有對於英格蘭的怨恨與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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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提供
博因河戰役:簡.懷克(Jan Wyck)畫於一六九三年左右,愛爾蘭國立美術館收藏。
博因河戰役的記憶——橘色與綠色

一六八九年,新國王威廉三世所親自率領的英格蘭軍隊(新教),和跟法國援軍一起在愛爾蘭登陸的詹姆士二世的軍隊(天主教),展開激烈的戰鬥。兩軍於一六九〇年七月十二日,在距離都柏林北方約三十公里左右的米斯郡的小村落德羅赫達附近的博因河畔之戰中,分出了勝負。而這場戰役的結果,也鞏固了愛爾蘭成為英格蘭的「殖民地」的近代構圖。博因河戰役(Battle of the Boyne)之後,許多愛爾蘭人在類似卡洛登戰敗後於蘇格蘭高地進行的掃蕩作戰之中被殺,然而等待著幸運倖存下來的人們的,是「刑法法典」(Penal Law)的一連串差別待遇法令。

從一六九五年開始施行的這一連串法令,禁止天主教徒在海陸軍、法律界和商業領域從事活動,不給他們選舉權,也不許他們擔任行政公職,連土地購買也遭到禁止。天主教的地主被迫強制採取平均繼承,他們所保有的土地漸漸地被細分;然而另一方面,新教的地主則和英格蘭一樣,透過長子繼承制來保有土地的完整性。結果,愛爾蘭的大部分土地被沒收,然後被分配給新教的英格蘭殖民者。聯合王國(不列顛),藉由全面性地否定天主教的愛爾蘭人,逐漸地構築起自己的新教認同。

博因河戰役之後,從英格蘭移民而來,被稱為盎格魯.愛爾蘭人(Anglo‐Irish)的新教愛爾蘭人,為了慶祝奧蘭治親王威廉的勝利,成立了名為「奧蘭治黨」的團體,以威廉的代表色橘色的緞帶作為他們的徽章。另一方面,天主教的愛爾蘭人,則因為愛爾蘭的守護神「聖派翠克」(St. Patrick)在傳教之際,以三葉草(類似苜蓿的三葉植物)來譬喻三位一體的教義,故而以綠色作為他們的代表色。博因河戰役,是橘色與綠色的對比,而這也是一場將愛爾蘭劃分成為兩種顏色的戰役。順道一提,愛爾蘭共和國的國旗,是在橘色和綠色之間配上了白色的三色旗,當中寄託著期待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能夠和平共處的願望。

被置於絕望的附屬狀態的愛爾蘭,在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的激勵下,奮起反抗。不過,超越了天主教與新教的差異,夢想著愛爾蘭共和國獨立的愛爾蘭人聯合會,起事失敗;之後,愛爾蘭被編入聯合王國之內,而進一步襲擊他們的是更從屬於英國的狀態。在那樣的狀況之中,若有愛爾蘭人將自身所處的苦境,與軍帽上別著橘色徽章的軍隊蹂躪愛爾蘭的土地與人民的記憶重疊,或許也不會讓人覺得有何不可思議。

那一個故事,便從十九世紀初期的某一戶愛爾蘭人家開始說起。博因河戰役之後,雖然已經過了一個世紀以上,但那戰役卻「好像就發生在昨日似的」,依然鮮明留在他們的記憶之中。被稱為是美國電影史上不朽名作的《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一九三六年)的原著作者瑪格麗特.米契爾(Margaret Mitchell)的故事,就是從「當倉皇敗走的斯圖亞特家的王子所揚起的塵煙消逝的同時,希望和夢想、土地和財富,也都全部被帶走了」的那一戶人家的小兒子所犯下的事件開始寫起。

郝嘉樂的渡海到美國

這一部由費雯麗(Vivien Leigh)扮演女主角郝思嘉(Scarlett O'Hara)、克拉克.蓋博(Clark Gable)扮演她的丈夫白瑞德(Rhett Butler)的知名好萊塢電影《亂世佳人》,是從南北戰爭爆發前夕的一八六一年四月的某一個明亮的午後場景揭開序幕。因此電影中省略了米契爾在原著的開頭,所詳細描寫的郝思嘉的父親郝嘉樂(Gerald O'Hara)的過往。為何他會來到美國的喬治亞州呢?他是如何得到以古代愛爾蘭的聖地(塔拉之丘,The Hill of Tara)命名的「陶樂」(Tara)農場呢?而他對於那塊由長女郝思嘉所繼承的土地的戀眷,又懷抱著何種情感呢?米契爾將這一切深深地扎根在愛爾蘭的過去,例如在書中有這麼一段描述:

某天,年輕的嘉樂,在愛爾蘭的老家附近遇到了一名替地主收租的代理人,他不假思索地罵了一聲:「奧蘭治黨的雜種!」那名收租代理人用口哨吹了一首民謠開頭的旋律回應他。那首民謠就是《博因河之水》(The Boyne Water)。一聽到這首慶祝英格蘭在愛爾蘭確立了新教統治體制的勝利的歌曲旋律,嘉樂就毫不遲疑地殺了那名代理人。而他的家人對於兒子的行為也沒有任何的罪惡感和感慨。郝家先前就已經因為反英行動被警察盯上。嘉樂的兩個哥哥在家中的床底下藏了武器和彈藥的事被發覺之後,便立刻逃到美國,當時他們已在喬治亞州的沿岸城市薩凡納(Savannah)成為成功的商人,嘉樂也將前往薩凡納投奔兄長。出發的早晨,父親給這個小兒子的臨別贈言是——「不要忘記自己是誰。」

二十一歲的郝嘉樂,就這樣來到了美國。這樣的說法或許會有些誇張,但若不是因為郝氏一家代代繼承了博因河戰役的記憶,就不會有女主角郝思嘉的誕生了。

抵達薩凡納的嘉樂,以一個相當典型的愛爾蘭人形象出現讀者的面前。嘉樂雖然發揮了精明的商業才能,逐漸地融入了美國南部社會,但米契爾說他有兩個無法改變的地方,那就是愛爾蘭腔的英語和「愛爾蘭的渴望」。何謂愛爾蘭的渴望?——米契爾如此說明了這句鮮明地為長女思嘉所繼承的話的內容。

被英格蘭人奪走過去曾屬於自己的土地、被迫變成佃農的愛爾蘭人,全對土地懷著貪婪而深切的渴望。那份出自愛爾蘭人的渴望,讓他希望看見自己的土地就在眼前,變成一片綠地蔓延開來。也因為這份激烈、堅定不移的心情,讓他想要擁有自己的家、自己的農園、自己的馬匹、自己的奴隸。而且,在這個新天地,不像他拋在身後的故國一樣,必須要面對兩種危險的威脅——那就是不管是作物或是小倉庫都會被一口吞噬的沉重稅賦,和說不定何時土地租借權就會被沒收的不安。(新潮文庫,大久保康雄等譯)

這裡提到的沉重稅賦和被沒收土地租借權的不安,精準地說出了在郝嘉樂渡海前往美國的時代,折磨愛爾蘭人的事情是什麼。

嘉樂渡海前往美國的時間,是設定在「他二十一歲的時候」,因此從小說開頭所記載的時代,一八六一年四月,倒推三十九年,就是一八二二年。在被納入聯合王國二十多年、成為英國糧食供給地的愛爾蘭,像郝家那樣的農民,被置於佃農競標制度之下。這種藉由佃農之間的自由競爭,在每個收穫期決定地租的制度,表面上給人一種民主式自由競爭的錯覺,但也正是郝嘉樂所擔憂的「沒收土地租借權的不安」的元兇。

根據同時代的經濟學者J.S.穆勒(John Stuart Mill)指出,這個制度雖以參加投標的佃農越多、地租就越高的自由競爭為基礎,然而佃農們卻支付不起得標的地租,所謂的地租也不過只是個表面上的名目。因而,在他們取得土地耕作權的同時,也就等於背負了對於地主的債務。而佃農原本就不可能以現金支付地租,因此只有繳納實物給地主——也就是除了馬鈴薯以外的,所有自己生產的農作物。

換言之,愛爾蘭人因為以馬鈴薯為主食,所以將自己生產的馬鈴薯以外的作物,全部都繳納給地主,用來輸出前往英國。這個佃農競標制度的結果,造成弱者彼此之間的互相傷害,強化了佃農和地主之間的從屬關係。然而,競標制度得以成立的前提,卻是因為馬鈴薯種植的普及而持續擴大的愛爾蘭的人口過剩。這是多麼諷刺啊!

實際上,在大饑荒的時代,愛爾蘭歉收的作物只有馬鈴薯;針對英國輸出的穀類,據推算足以養活當時愛爾蘭的兩倍人口。而且,呼應英國市場需求的變化,耕地正逐漸地被轉化成牧地,因此畜牧業的產量也是呈現增加的趨勢。因此,饑荒是人禍。而且,為了取得牧地的來源,付不起地租的人們,會立刻被強制驅離他們所賴以生存的土地。不過,在愛爾蘭,並沒有可以吸收他們的產業。

愛爾蘭人的帝國

郝嘉樂為了逃離穆勒所指出的馬鈴薯饑荒的元兇——佃農競標制度、取回被英國所剝奪的土地,而渡海到美國。他在薩凡納的某間酒吧遇上了一名在喬治亞州中部擁有農場的男人,並以他領悟到「在南部的風俗習慣當中最有用」的撲克牌和男人一決勝負,取得了那座農場。米契爾不忘如此附加說道,「這全部都是因為他(郝嘉樂)擁有不會被酒精擾亂判斷的愛爾蘭人的腦袋,和在撲克牌上賭上一切的勇氣,才能夠得到手的東西。」

經過三十九年的南部生活、完全融入當地社會的嘉樂,堅決不和左鄰的農場主人,蘇格蘭裔愛爾蘭人的麥金塔家(Macintosh)往來。米契爾寫道:「僅僅因為他們的祖先是奧蘭治黨人,在嘉樂的眼中他們就已經是該永遠受到詛咒的存在。」米契爾設定這戶麥金塔家,「已經在喬治亞州居住了七十年,在那之前,也在南北卡羅萊納州居住了三十年。」如果從故事的時代倒推的話,麥金塔家是在一七九一年來到喬治亞州,而移民到北卡羅萊納或是南卡羅萊納,則是在一七六一年。芙蘿拉.麥克唐納的移民在是一七七四年,當時麥金塔家會不會也就住在附近呢?他們是如何看待北卡羅萊納的第一次軍事衝突「麥克唐納家族之亂」呢?

長女思嘉,從無法消除博因河戰役的記憶的父親身上,繼承了更強烈的愛爾蘭移民的氣質。當她失去女兒邦妮,也失去了丈夫瑞德,開始模模糊糊地理解到自己什麼都不明白的時候,原著作者米契爾讓她如此吶喊道,「明日,在樂陶思考吧!明日,再思考挽回瑞德的方法吧!因為,明天又會是嶄新的一天!」「不要忘記自己是誰」的郝家之血,是「就算面臨敗北,也不會承認敗北的祖先之血」。在愛爾蘭之外,肯定有很多繼承了那份血統的「郝思嘉」。南北戰爭前夕,在一八五八年的紐約,以愛爾蘭的獨立與成立共和國為目標的「芬尼亞運動」(Fenian movement)的組織化,與都柏林幾乎同時發生。他們甚至還不辭發動恐怖攻擊行動。而為愛爾蘭共和軍(IRA)的恐怖攻擊行動提供武器和炸藥的,主要也都是美國的愛爾蘭人。獨立後的美國和愛爾蘭之間,以共和主義為志向的反英、反大英帝國的網絡,以各式各樣的形式產生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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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英帝國的經驗:喪失美洲,帝國的認同危機與社會蛻變》,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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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井野瀨久美惠(いのせ くみえ)
譯者:黃鈺晴

從新教帝國到世界帝國,從喪失美洲到縱橫七海,
「大英帝國」其實是跨越兩種不同面相,經過解體再重組的「兩個帝國」?

移民、奴隸解放、百貨公司、商品與人的流動……
從社會生活史的「柔性帝國」角度,描繪不為人知的「帝國側臉」,
如此便會勾勒出一幅饒富趣味的景象。

當我們提到「大英帝國」時,首先想到的是什麼?優雅的下午茶、強大的海軍、大英博物館的精美收藏、還是小說家福斯特和毛姆筆下的異國風情?

然而,號稱「日不落」的大英帝國,卻是從「領土喪失」開始建構起的?

美洲殖民地的獨立在傳統的大英帝國史中,往往只被視為一段不重要的插曲。然而,本書作者大膽地提出一個論點:美洲的喪失,才是大英帝國由「新教帝國」,重組為「世界帝國」的一大關鍵!

「島嶼帝國」的經驗能給今日的世界與台灣什麼反思?

現今的英國,正為認同危機所苦惱著。然而,決定自己是誰的,是個人的經驗。正因為如此,人們對於自己是誰的意識,並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動的。那麼,在英國從島國擴張成為帝國的過程,又以何種方式刻印下了什麼呢?這種「經驗」一直持續到伊拉克戰爭,仍然是困擾著英國與眾多殖民地乃至屬國的問題。今日的英國,雖然對於帝國的過去感到迷惑,但仍然嘗試著找回在那段過去中的失去之物;這正是本書所要描述的「帝國輪廓」,也是持續至今的殘影。 

來自日本講談社的全球史鉅獻

《大英帝國的經驗:喪失美洲,帝國的認同危機與社會蛻變》屬於日本講談社紀念創業一百週年,所出版的「興亡的世界史」套書第17卷。這套書的出版是希望跳脫出既定的西歐中心史觀和中國中心史觀,用更大跨距的歷史之流,尋找歷史的內在動能,思考世界史的興衰。八旗文化引進這套世界史的目的,是本著台灣史就是世界史的概念,從東亞的視角思考自身在世界史中的位置和意義。

大英帝國的經驗_300dpi立體書封(書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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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