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霸權的光和影》:十九世紀工業化與都市化,是否造成農村衰退?

《歐洲霸權的光和影》:十九世紀工業化與都市化,是否造成農村衰退?
讓-弗朗索瓦・米勒《拾穗》,1857年,收藏於奧塞美術館|Photo Credit:  Jean-François Millet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社會上的職業構成,工業、商業、服務業的比重拉高,農業的比重減少,這種移往現代型社會的現象,就從此處的十九世紀歐洲展開。然而,農業從事者的比例與絕對數開始減少,並非意味農業生產立刻遭受輕視。

文:福井憲彥(ふくい のりひこ)

出現差距的東、西歐

如同至此為止所介紹的,因為工業化的開展而邁向產業經濟與結構轉換的歐洲,藉由本身的發展與變化,以全球規模把世界各地捲入相關的結構中,而歐洲本身則處於世界資本主義體制的中樞地帶,十九世紀世界的狀態,肯定可以被稱為「歐洲的世紀」。然而,即便同樣身為歐洲,工業化與都市化的過程也不盡相同,這在之前的說明中也有觸及。

工業化在社會空間上帶來決定性變化的,就是被稱為都市化的現象。這部份如前章所述。然而,難道從十九世紀開始,歐洲各地皆一致轉變為都市化的社會,十八世紀大量以農村為基礎的社會,以及支撐著農村的人們與傳統的生活方式,這些都消失了嗎?當然不是如此。此外,及早開始發展工業化,位於世界資本主義體制中樞握有主導權的西北歐,與相對在經濟上、政治上都被迫處與半周邊位置的東歐,歷史發展狀況上有著相當的差異。

在本書一開頭也提過,即便現在,歐洲各國的農村風景依然十分富饒。在全球化更加進展的當下,歐洲各地的農村與農業,確實面對著許多深刻的課題,然而無論是慢食運動(Slow Food)或當地生產當地消費,在歐洲這些並非一時的風潮,而既是他們的歷史經驗,也是他們實質的生活,這點也不容否認。

自十八世紀起,英國等西北歐諸國領先帶動被稱為農業革命的巨大變化,這已經在前文提過。這種變化進入十九世紀以後,因為導入農業機械、肥料與飼料改良,再加上化學肥料出現等,隨著新科學技術的進步變化更大,而且速度更快。十九世紀中葉發生所謂的「馬鈴薯飢荒」以來,除伴隨戰爭而出現的危機,西歐已經可以遠離糧食危機。西歐農村的生產性被認為大幅獲得提昇,此外,因鐵路網的發達等大量運輸手段的整備,也給農產品的流通帶來重大的變化。如此伴隨著工業化的進展,農業本身也加速發生重大變化。

以非常簡略的概述,大概可以如此說明,但同時期的歐洲,情況卻遠非如此。

十八世紀當西北歐展開資本主義式農業大規模化時,東歐則透過強化農奴制勞動的方式,推進大規模農業。所謂的農奴制勞動,就是在領主或地主下農民禁止遷居,被迫處於各種強制與制約的不自由狀態中,被課以徭役不得不從事生產勞動。根據這樣大量生產出來的農產品,被輸出到工業化先進的西歐,東歐當地的地主貴族便得以中飽私囊。只不過,即便同樣是東歐,例如普魯士東部或波蘭的狀態,和俄國的狀態,即便農民們都處在農奴制度之下,仍舊有著顯著的不同,其中的情況並不單純。不過他們共通之處,是伴隨十八世紀世界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國際經濟關係中,東歐做為穀物輸出地區,此區各國都不處於資本主義體制的中樞位置。

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或俄國的凱薩林二世採取的由上而下的近代化路線,結果並不成功,但他們嘗試要擺脫落後的嘗試,已經在第三章中說明過。奧地利的瑪麗亞.特雷莎(Maria Theresa)的長男,也是開明專制君主的約瑟夫二世(Josef II),亦曾於一七八一年發布農奴解放令。承認農民的人格自由,也給予了移動遷居自由。但是農民要從徭役勞動中解放出來,則必須花錢換取,因此這此解放令的實際成效很薄弱,在約瑟夫二世過世後,保守派捲土重來,整個事態不得不又更退步了。

在俄國,農奴解放令終於在一八六一年由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發布。此處也同樣給予人格的自由權,但取得土地則必須花錢換取。換言之,缺乏購地資金就無法當農民。從而也無法立刻形成近代性的農業經營,或者類似西歐般自由的勞動市場。即便如此,對十九世紀末開始的俄國產業資本主義發展而言,依舊為其準備了一個發展的前提。

農村是否衰退

關於工業化發展與都市化發展齊頭並進這點,已經提過數次。那麼,勞動人口中農業從事者的比例,究竟如何推移?及早進行工業化,農業大規模化也進展快速的英國,可以看出農業從事者比例令人驚訝地也從很早便降低。十九世紀初期大約還佔一半,到了二十世紀初期已經低於一成。

與英國爭霸的法國,發生農業從事人口佔勞動人口一成以下的現象,得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從戰後復興邁向戰後成長期的時候,才首次發生。對此那個時代的社會學者指摘這是「農民的終焉」,還被當成一個社會問題。如此看來,英國的領先狀況非常明顯。不過,資本主義發展較晚的德國,透過國家政策性的殖產興業推動,比較十九世紀初與二十世紀初的農業從事人口比例,也可以看出比例急速減少。而且還知道是從十九世紀末之後突然加速。

實際上,十九世紀的歐洲,勞動人口中農業從事者所佔比例減少雖然很明確,但接下來這點還是必須注意。也就是,前面已經提過這個時代的歐洲,與經濟結構轉換相關連的就是總人口的急速增加。因此,截至大約十九世紀中葉,農業從事者比例減少,並不一定意味著農業從事人口的絕對數量減少。農業從事人口的絕對數開始明確減少的分水嶺,大概是一八七〇年代伴隨經濟大蕭條克服農業危機的過程。

社會上的職業構成,工業、商業、服務業的比重拉高,農業的比重減少,這種移往現代型社會的現象,就從此處的十九世紀歐洲展開。然而,農業從事者的比例與絕對數開始減少,並非意味農業生產立刻遭受輕視。鄰近國家之間若出現了所謂短兵相接的狀況,大概都是為了確保糧食這個基本議題,此點相當明確。

一如刷新法國歷史學領導年鑑派的歷史學家之一,勒魯瓦.拉迪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每每指摘的一般,我們下意識中深信的,認為那些具有非常古老傳統的農村文化特徵,實際上大部分只能上溯到十九世紀,或者最多到十八世紀而已。例如各個區域獨特的「民俗服裝」之類的衣服,或者獨特樣式的家具,又或者地方料理等皆是如此。這與農村本身經濟餘裕擴大,或與市場經濟活絡連鎖的社會地位變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根據拉迪里的說法,至少在關於法國的部份「農村文明的高峰期」是在十九世紀中葉,正好與法國農村人口最多的時代重疊。

確實,變化的徵兆出現得很明確。如前所述,因為機械化等要素農業本身也發生很大的變化。但不僅如此,兵役對農村的年輕男性而言,讓他們得以體驗與生長環境截然不同的經驗,而他們察覺到這股魅力。某些地區因為節育的普及,農村也開始帶有少子化的傾向。這是為了防止分割繼承造成土地經營的細碎化,或者因為隨著國家教育普及雙親認為較少的兒女可以獲得更多的照料,亦即基於一種提昇孩子社經地位的願望而產生的狀況。

因為參加學校教育、國家選舉,牽涉到各種各樣的行政、稅制等,跨越了本地生活而增加了與廣域性、或者全國性機制的接觸機會。加上報紙與郵購等服務進入了自己生活,與來自都市的資訊有更多接觸機會。透過鐵路網的發展更方便體會都市經驗。這些諸般事項,都開始為農村生活帶來巨大的轉變。

即便因為國家或地區不同而出現發展不一的情況,但各地都蒙受這種均質化甚至是均一化的壓力。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許多地方各自帶有的不同區域文化特徵,確實都是以農村為基礎獲得保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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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Jean-François Millet Public Domain
讓-弗朗索瓦・米勒《晚禱》,1857年~1859年,收藏於奧塞美術館

成為民俗學的農村習俗

民俗學(Folklore)這個詞彙表現,現今帶有比較樸實的意思。在變化激烈的現代,也勾引出某種懷舊的感受。這個詞彙最早出現於一八四六年,來自考古學者湯瑪斯(William John Thoms)以筆名發表於英國雜誌上的一篇文章。Folk,就像民俗舞蹈(土風舞,folk dance)或民謠(folk song)所表現出來的意象,也就是代表「民」的意思,lore則帶有「知」的意思。因此Folklore「民之知」,就有民俗世界傳承而來的智慧之意,以及「關於民眾的知識」,亦即民俗研究的意思。之後這個詞彙就以這樣的雙重含意被世人使用。

這個十九世紀中葉創造出來的新造字,之後也被各國以同樣的含意加以使用,例如德語的Volkskunde、法語的Folklore、西班牙語的folclore等。包含英國在內,這個詞彙表現普及的過程,正好與各國民俗研究以農村生活文化、信仰、每年定例的活動與儀式為主要對象,廣泛展開調查的時期相同。亦即從十九世紀後半開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的這段期間。

這些調查研究的特徵,就是廣泛由各地的醫師、教師、作家或者好事者等,非專門的在野研究者來進行。在地方普遍以區域性語言進行表達的時代,如果不熟悉該片土地、缺乏對當地地理情況的認識,調查大概也必定會面臨困難。然而,如果回顧這些調查研究的關心所在,它們或者從近代的觀點來審視,或者從都市的觀點來審視各種被視為珍奇的、被視為脫離國民基準的、或者反之讓人彷彿可以一窺國民文化遙遠歷史起源的種種習俗、慣習,我們可以看出當時民俗學的重心一般大概就放在這些項目上。

當時的調查結果,現在看來隱藏了許多過往生活方式的貴重資料,但參考這些資料時也必須謹慎。不過換個角度來看,個別國家留下了數量龐大的紀錄,光這件事情就顯示出這個時代的各地,都維持著各有特色的生活文化。

對於這些生活文化,在此沒有餘裕加以詳述,很籠統來說,人的一生或者一年的生活節奏,不是靠個人的自由喜好自行加以決定,依然繼承著某種來自區域和職業種類的約束,在不超出這個框架的情況下生活。

在這裡有配合一天太陽的運動和季節變化的節奏,與自然和土地緊密連結的生活實際狀態,和離不開這種感覺及意識的世界。已經熟悉近代醫學的醫生民俗研究家,看見了農村民間醫療的習慣與衛生觀念中,帶有巫術般咒術的獨自特徵。不僅在醫療方面,一年之中的各個時期的祭祀典禮,婚喪喜慶等也具有這樣的特色。例如在天主教的農村地區,一般會在非常早的時期就替新生兒進行洗禮。在很極端的場合,出生幾天之內就會被帶去雙親所屬的教會接受洗禮。對新生兒而言還屬於危險時期階段施行洗禮,醫師們早就以外人的眼光留下批判性的紀錄。然而對重視傳承及早對新生兒施行洗禮的農村居民而言,儘早讓新生兒被基督教共同體所接受,透過命名儀式使當地社會認識這個孩子,才是最優先的考量。根據他們的說法,如果在尚未洗禮之前便死亡,因為孩子還沒被承認為正式基督教徒,他的靈魂便無法被救贖,只能暴露在徬徨的危險中。類似這樣的報告也被民俗學者所記錄下來。

類似這樣的例子,在十九世紀,民俗傳承的行為原理和近代性思考發生多樣化的相互衝突情況。到了初等教育義務化的十九世紀末,兒童們六歲時入學,根據統一的學程接受教育。傳統上,這個年紀的小孩一般是在家庭或地區內,一面學習並協助農耕工作或家務,一面為熟悉、進入大人的世界做各種準備工作。但從這個時期開始,人生的節奏被強制放入新的環境中面對不得不面對的變化,這個決定性的分歧點,就是十九世紀的後半。

在這種變化開始之際,在各自區域紮根的文化人們,對於以農村為中心承擔起的區域文化獨特性,特別是對使用有別於標準語的區域性獨自語言所書寫出來的文學作品,給予了高度評價。在十九、二十世紀的轉換期,如愛爾蘭一般在英吉利帝國內部擁有蓋爾特(Celt)語言的地區,很明確地執行著挾帶民族復權意義的文學運動或語言復興運動。法國南部的普羅旺斯(Provence)一帶,日後獲得諾貝爾文學講的文學家密斯特拉(Frédéric Mistral)所推動的菲利伯立格運動(Félibrige movement ),促進使用迥異於法語的普羅旺斯語進行文學表達,展開了普羅旺斯文化的擁護運動。在這樣的風潮中,果然過去擁有與法語截然不同語言的布列塔尼地方,也開始發展評價自身獨特文學的運動。

這樣的地區文化擁護運動或者復權運動,光是強調歷史的獨特性並以此為依據一事,便蘊含了做為傳統主義和保守主義防禦堡壘的面向,以及最終到了二十世紀後半時,成為澎湃產生的本土主義運動及主張的先驅,可說同時孕育了這兩個面向。

相關書摘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歐洲霸權的光和影:「近代」的形成與舊秩序的終結》,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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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福井憲彥(ふくい のりひこ)
譯者:黃耀進

從大航海時代到歐盟的成立——
以長期跨距,全面俯瞰歐洲霸權勃興與衰退的四百年,

歐洲稱霸世界的主因——民族國家/產業文明
以這兩條線索為主軸,探索歐洲如何席捲近代世界!

令亞洲望塵莫及的歐亞大陸最西部的國家們,如何席捲世界,在現代擴散其影響?最終,近代歐洲霸權又是如何崩壞?一戰結束前的近代歐洲史,是一部歐洲稱霸世界的故事。然而,人類無論哪個時代的歷史都有光明與黑暗的一面。

十九世紀的歐洲不只確立了科學技術、經濟繁榮、國民政治權力的提升,同時潛藏著殖民地統治、移民差別待遇、勞工階級問題等不安。傳統的近代史只強調歐洲的進步與理性,卻未能公平對待歐洲殖民侵略的歷史真相。因此,本書指出歐洲霸權的成因及其影響,剖析民族國家的形成、產業文明的發展,乃是霸權興衰的雙面刃——它促成歐洲影響力擴及全球,最終卻也導致世界局勢重新洗牌,領導地位由美國取代。

《歐洲霸權的光和影》能夠帶給台灣讀者什麼啟示?

近代歐洲民族主義的光,成就了歐洲霸權;影,則把歐洲拖入總體戰的深淵。
「民族主義」是雙面刃,它對主體身分逐漸覺醒並高漲的台灣,又有哪些啟發呢?

本書的啟示是:
東亞大陸,包括台灣在內,本身就置身於工業革命、民族主義這兩大「近現代」框架內。兩岸在「民族主義」上的認知出現裂痕並開始角力,故歐洲霸權故事的光與影,實在值得當下的東亞加以借鑑。

來自日本講談社的全球史鉅獻

《歐洲霸權的光和影:「近代」的形成與舊秩序的終結》屬於日本講談社紀念創業一百週年,所出版的「興亡的世界史」套書第14卷。這套書的出版是希望跳脫出既定的西歐中心史觀和中國中心史觀,用更大跨距的歷史之流,尋找歷史的內在動能,思考世界史的興衰。八旗文化引進這套世界史的目的,是本著台灣史就是世界史的概念,從東亞的視角思考自身在世界史中的位置和意義。

歐洲霸權的光和影_300dpi立體書封(書腰)
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