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殺與二二八的對談:沒有加害者,怎麼談轉型正義?

六四屠殺與二二八的對談:沒有加害者,怎麼談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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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二二八死傷那麼多人,難道都是臺灣前行政長官陳儀殺的嗎?難道都是警總殺的嗎?天安門事件也是這樣,數以千計的北京學生、市民死亡,破萬人受傷,難道都是鄧小平殺的?這麼重大的人權災難事件,不能只有一個主要責任者。

文:李奕萱

這篇文章是摘錄和改寫自青平台與李明哲救援大隊、哲學星期五、華人民主書院於4月19日所共同舉辦的【明哲之夜 (2) 如何面對政治屠殺和傷痕:中國六四和台灣二二八】。這是一場跨國界、跨世代,兩位與談人均出身歷史研究專業,又兼具政治實踐經驗,將從中國六四和台灣二二八的對照出發,展開一場關於國家暴力與轉型正義的深度對話。

與談人簡介

  • 吳仁華

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和見證人,歷史文獻學者。六四後流亡海外,長期參與中國海外民主運動,曾任《新聞自由導報》總編輯,中國憲政協進會秘書長。1989年以政法大學教師身分參與天安門民主運動,是首次遊行的組織者之一,曾任新華門絕食請願區負責人,在天安門廣場親身經歷清場過程。1990年2月從珠海跳海偷渡香港,輾轉定居美國。著有《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屠殺內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等書,均由台灣允晨出版社印行。

  • 嚴婉玲

野草莓學運、反黑箱服貿運動參與者,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主要研究範疇是日治至戰後的台灣政治史、文化史。學術之外對於社會議題也高度關心,曾參與發起成立社會民主黨並擔任秘書長,目前在台南與一群青年成立「台南新芽協會」,期待在故鄉打開更多公共討論與行動的空間。


近年轉型正義的呼聲逐漸升溫,在以轉型正義作為關鍵政策的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去(2017)年底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今(2018)年5月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正式掛牌成立,相關論戰更是在今年達到一個沸點。短短半年內,與其相關的爭議接連爆發:向蔣中正陵寢及銅像潑漆、國民黨新北市市長候選人侯友宜也被人起底曾是拘捕鄭南榕的刑警,再再引發大眾對轉型正義的討論。

提到台灣轉型正義,經常會有兩極的評價,有人認為轉型正義淪為「政黨鬥爭」,也覺得社會應該要「向前看」了。然而在這樣聲音的另一頭,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意見,批評台灣的轉型正義大有不足,威權遺緒依然深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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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二二八事件的畫作「恐怖的檢查」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六四屠殺見證人吳仁華參觀二二八紀念館後,感想是「非常不滿意」,直言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紀錄不足,更是缺少加害者的資訊:

二二八死傷那麼多人,難道都是台灣前行政長官陳儀殺的嗎?難道都是警總殺的嗎?天安門事件也是這樣,數以千計的北京學生、市民死亡,破萬人受傷,難道都是鄧小平殺的?這麼重大的人權災難事件,不能只有一個主要責任者。

台灣曾做過二二八平反運動研究的嚴婉玲也指出,台灣普遍存在「只需要追究官員、底下奉命行事的人員不必追究」的想法,當她參與「戒嚴時期不當審判補償基金會」的資料庫建檔會議時,軍方的人堅持不公開不當審判案件的軍法官姓名。類似的事件層出不窮,時過已久的事件、社會的氛圍與官方的態度下,台灣轉型正義磕磕絆絆的路途上,查到加害者的身份難,讓其公開更難。

互聯網埋伏只為找到殺人坦克兇手

二二八事件發生於1947年,時間的沖刷再加上國民政府統治下的長期噤聲,尋找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路並不容易;六四屠殺發生時間較晚,然而追尋真相的難度在中國的層層封鎖下,恐怕不亞於二二八事件。

吳仁華1989年任教於中國政法大學,與學生一起參與八九民運,堅守天安門廣場,直到最後才撤離。吳仁華依然記得當初的恐懼:

那是我有生以來經歷過最可怕的事情,天空上都是子彈畫出來的彈道,兩邊都是裝甲車、戴鋼盔的軍人。

六四屠殺後,他逃離中國,定居美國。六四屠殺宛如他人生的分水嶺,有感於事件真相的缺失,他全心投入六四屠殺及事件後的鎮壓、清理的研究,透過網路上零碎的資料與線索,抽絲剝繭拼湊出部分的真相,建立加害者與受害者名單,被視為研究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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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吳仁華的方法相當土法煉鋼,以自己擔任新聞工作者的經驗及學校考據學、目錄學的知識為本,在網路上大海撈針,利用不同的關鍵字搜尋資料,輔以中國政府宣傳平息反抗的書籍,一一比對、鑑定軍人姓名與部隊番號。「像小孩拼拼圖一樣,把真相拼出來。」吳仁華如此比喻。

接著,他把目標轉到互聯網上的退伍軍人、轉業軍人,雖然這些人對工作都有保密的義務,但在聊天時還是可能不小心暴露出部隊的番號。「我甚至進入各軍團的聊天室,每天都跟他們聊天。」吳仁華笑道。最後,他追出了血洗天安門的部隊名單,更是解開他多年來最耿耿於懷的問題:那輛追壓學生隊伍、造成11名學生死亡的坦克車上有誰?

二二八遲到太久的真相追查

相比於六四屠殺在中國依然是「不能說的秘密」,目前台灣已可以對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暢所欲言,然而「缺乏加害者資訊」這點卻和六四屠殺有類似的困境。嚴婉玲說:

二二八事件的加害者的確不好找,但吳老師都可以找到四、五零年代國共抗戰部隊的番號了,憑什麼二二八找不到呢?

她也更進一步提出:

找到跟被列出來、被看到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們可能會看到柯遠芬、彭孟緝、陳儀,再下來就沒了。但如果仔細看二二八研究的專著,還是會找到一些軍官的人名,只是這些不會被放到紀念館去。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二二八真相追查遲到太久了,長時間的言論控制延滯了應有的真相調查,白色恐怖的氛圍宛如濃霧包圍了民間。嚴婉玲舉例,1950年代,她父親的高職同學參加壁報比賽,畫了一個運動會上的跑者,好死不死,跑者的臂章號碼正是「228」,兩天後,這位同學就被請去約談。

在充斥恐懼的氛圍中,一個突破口在於海外的民主運動人士,許多逃出了台灣的菁英持續紀念二二八事件,日本的台灣青年社從1970年代開始,每年舉辦二二八紀念會,讓大家發表對二二八事件的個人感知。可惜這些紀念對真相的追蹤幫助有限,所得到的資料大多是斷簡殘編。

至於國內開始普遍談論二二八事件時,已經到了二二八事件40週年的1987年。當時,鄭南榕促成了二二八平反運動,串連各縣市發起民間自主遊行,才讓二二八事件見了光。隨著解嚴的鬆綁,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開始遍地開花,學術研究也加入了真相揭露的行列。然而時過四十年,很多受難者都已經過世,也有些仍在世的當事人不願意重提事件,一開始連做口述歷史、文獻資料的搜集都頗為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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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轉型正義三步驟:還原真相、追究責任、社會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