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男抵三女」的刻板歧視,成為東京醫大女性的入學障礙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把目光放到日本女醫正在經受的困局,根源正是日本社會所在多有的陋習「女性婚後退回家庭,照顧家務與子女。」日本女醫在35歲的就業率便下滑至76%,造成醫界形成「一男抵三女」的職場歧視。
文:白黴菌(是一隻喜愛畫圖的黴菌,熱情關注女權議題,曾舉發成大通識課「存在、愛戀、也瘋狂」的性別刻板教育。夢想是吃遍全世界的美食。)、蕭凡鈞(現就讀於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喜歡投食並觀察黴菌的成長。)
對女性的壓抑
8月2日的《讀賣新聞》踢爆東京醫科大學的醫學系入學考試爭議,2011年以後,相比男學生,女學生成績會遭受不公正的調整,由此控制女性通過率。在更早之前,該校才爆發針對個別考生的放水弊案,校長鈴木衛、理事長臼井正彥與政府官員佐野太達成利益交換,讓佐野太的公子走後門入學。也是如此,在檢調追查的過程中,才揭露一個牽連更廣的「潛規則」:日本醫界對女醫有意、無意之間的打壓。
今年東京醫大共有2614名學生報考,錄取171人,通過率僅有6.5%,日本醫科入學的競爭激烈相比台灣不遑多讓。其中,男學生有1,596人報考,錄取141人;女學生報考人數稍少,但亦有1,018人之多,卻僅僅錄取30人。女學生在這份測驗的通過率(2.9%<8.8%)相較男學生可說遠遠「遜色」,若再把目光轉向錄取名額中女學生、男學生各自的佔比(17.5%與82.5%),當中呈現顯著的男多女少,更能感受到女性考生進入該校醫科就讀的艱困。
東京醫大醫學系入學考試結果呈現「女性通過率低下」、「女性學生錄取名額極少」的現象。不知道該說是幸運或是不幸,因為東京醫大對女性考生成績大動手腳的黑幕,我們才得以知道這個結果的來由。否則,也許我們在看到東京醫大的榜單,對著極低的女性通過率和錄取名額佔比,只能感歎女性在醫科就學的不易。甚至,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可以就此很快地得出女性本來就不適合讀醫科的粗率結論。
事實上,就算在爆出黑箱調分的新聞之後,直至現在仍有護航東京醫大的聲音,認為控制女性入學比率是一種不得為之的「必要之惡」,此種論調恰好反映日本醫界存在已久的「一男抵三女」說法。

一男抵三女的固化
日本醫界所謂「一男抵三女」,指的是女醫師因為結婚或懷孕的離職情況,如此可能會導致原醫院的醫生人力吃緊,造成醫界有著男醫師比女醫師好用的既定印象。乍看之下,「一男抵三女」只是一個針對事實的描述,貼切地表示了男醫師在職場環境中相比女醫師更能穩定工作的性質。然而,如此說法真的可以作為一種顛撲不破的事實,甚至當作替東京醫大招生黑幕的開脫理由嗎?
毫無疑問,「一男抵三女」的說法當然是歧視。也許,最初它的確只是作為一種狀態的描述,或者是某種自認無傷大雅的玩笑話,然而它最終固化為強而有力的成見。圍繞於此,隨即衍生出醫界乃至社會各種對女性從醫先入為主的否定。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曾對旗下35個會員國執業女醫比例做出統計,日本以20.3%敬陪末座。
以這次東京醫大醫學系入學考試的調分策略為例,幾乎所有男考生都會獲得20分的加分(第三年重考只加10分、第四年以上重考不加分),所有女考生均沒有加分。換言之,女性欲進入該校醫科就讀,必須先克服20分落後的劣勢,醫科窄門對女性而言更加窄小。此外,在招生上抱持對女性的疑慮並非獨此一家,只是窗戶紙恰好破在東京醫大。除了少數女子大學,女性在絕大部分學校的醫學系中都是絕對弱勢,作為第一志願的東京大學醫學系女性僅佔錄取名額16%。「一男抵三女」在各個階段都轉化成為實質的排除行為,羅織一張阻撓女性參與醫界的大網。
網羅嚴密的歧視結構
很多時候,不乏會聽到類似的說法:只要夠優秀,什麼限制都不用在乎啦!這絕對是最糟糕的風涼話。因為這並非個人優秀不優秀的問題,而是一個群體遭到先入為主的標籤,導致機會受到打壓。
歧視的形成多半可以向上溯源到文化習慣中討論,也是如此,往往使人對此不以為意,無法想像歧視竟然這麼容易就成為一牆網羅緊密的結構。讓我們把目光放到日本女醫正在經受的困局,根源正是日本社會所在多有的陋習「女性婚後退回家庭,照顧家務與子女。」日本女醫在35歲的就業率便下滑至76%,造成醫界形成「一男抵三女」的職場歧視。業界對女性的不滿,向下蔓延至培訓醫生的大學醫學系,進而影響入學考試制度對女性的不友善。經過由上至下、來自兩個階層的有色眼鏡,女性從事醫職自然困難重重,使得人數難以突破一定比例。
若再進一步細究,作為根源的文化習慣「女性婚後退回家庭,照顧家務與子女」,其實也有一套盤根錯節的系統。已婚、有孕女性很可能退出職場的既成印象,讓諸多女性在職場僅受雇主安排在高替代性職位。相對地,這些女性也不大可能獲取較高的薪酬。最終,權衡比較之下,丈夫更有話語權讓薪酬較低的妻子退回家庭。如此循環周流,形成各行各業的普遍習慣,持續加強鞏固這樣的社會印象。
在這個細密的結構中,要追究哪些群體是加害者、哪些群體是受害者,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無心之間,人們往往就成為推動的幫兇,或者是化為一雙雙默許的眼眸,對於現狀無動於衷。一般而言,男性在其間時常會被視為得利者,然而持平來看,男性也無法逃脫此面歧視的天羅地網。在此結構下,職場更可能先決地將男性連同工作耐操、更能好好為公司效命畫上等號,忽視了男性對家務勞動、孩子照護的貢獻可能及參與意願。誠然,男性的確在之中享受到工作上的「得利」,也許在錄用上較不會受到家庭、婚姻問題的刁難;也許在職場環境中更被看重,擔負較為重要的工作。不過,一些重要的價值或者個人的主觀意願,也因此受到傷害與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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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力歐陪你喝一杯】看見身障老後的照顧困境,讓照顧悲劇不再發生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伊甸基金會期待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不需自己一肩扛起所有的照顧重擔。
高齡社會是醫療技術進步、養生觀念提升的反映,但這樣的發展,也伴隨著許多問題,比方勞動力下降、經濟問題、醫療需求改變等。與此同時,我們可能較少關注到的身心障礙族群以及他們的照顧者,同樣也呈現逐年高齡化的發展,而且背負著更多挑戰與考驗,包括家庭、社會資源、公眾意識等。
根據衛福部統計,近七成生活需要他人協助的身心障礙者,是由家人照顧。老人福利法定義老人為年滿65歲,而身心障礙者往往比一般人提早退化20年,表示身心障礙者45歲即邁入老年期。在家人依舊承擔最多照顧勞動的現況,身心障礙者與照顧者雙雙老化的現象加速,照顧需求更顯迫切與複雜。
關於身心障礙者,你所不知道的是⋯⋯
「自從2000年以來,台灣的社會福利發生了很多變化,不管是在食衣住行各方面,當然,也包括政府開始推動長照2.0的制度。這些改變的立意都是良善的,但是我們的社會觀念卻可能還沒有追上。」伊甸基金會副執行長何天元談起關於身心障礙者的福利,有感而發地表示。

在台灣,大眾對身心障礙者還是普遍存在著排斥的心態。何副執行長提到,這樣的排斥,可能不僅僅存在於一般身心健康的民眾,甚至是身心障礙者的家屬,都有可能抗拒接受現實,選擇封閉自己和身心障礙者,停止與外界接觸。「在推動照顧身心障礙者相關的服務上,真的是困難重重,比方我們要辦活動,或者要尋找合適的機構場地,常常遭到民眾抗議。」何副執行長表示。不過,即使如此,伊甸基金會想要持續為身心障礙者倡議、改善現況的決心,並沒有絲毫改變。「因為照顧身心障礙者,真的是非常重要,同時也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沒有人應該被孤立,或者獨自承擔這一切。」
目前伊甸基金會提供日間照顧、居家照顧、社區服務、住宿機構等不同形式的服務,希望可以讓更多有需要的家庭,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和家人的方式來照顧身心障礙者。「除此之外,因為科技不斷地進步,很多觀念也都在改變,伊甸希望可以永遠多想一步,替大家先做好準備,所以我們提供的各種課程、教材,還有對我們工作人員的培訓等,也都持續在更新。」為了打破傳統觀念上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排斥感,伊甸基金會更是持續舉辦活動,透過各種媒體、平台的宣導,希望能夠改變社會普遍的觀感。更重要的是,讓所有的身心障礙者和他們的家屬知道——你不需要孤軍奮戰,伊甸願意提供各種你需要的支援和資源。
當我老了,你也老了
提到伊甸所能提供的支援和資源,家有多重障礙者的恩蓉媽媽對此感受最深。「我們恩蓉是多重障礙的孩子,她還在我肚子裡的時候我就知道了。既然我們選擇迎接她的到來,就必須要為她做好最周全的準備,所以我跟恩蓉爸爸一直都很積極地去找各種課程、復健來上,希望恩蓉在人生的這路上,可以走得更順一點。」恩蓉自從八個月大左右就開始接受復健,在醫療上,恩蓉的爸爸媽媽也非常重視她的黃金治療期。除此之外,各種相關的課程、活動,恩蓉爸爸和媽媽也都盡可能去學習、接觸。在恩蓉一家搬到台北之後,恩蓉更是直接開始使用伊甸的日間照顧服務。「這個決定真的是最好的決定,因為伊甸的照顧服務,改變了我們一家相處的氣氛。」恩蓉媽媽真誠地說。

恩蓉是個喜歡學習的孩子,在享有義務教育的十二年期間,她白天到學校接受教育,傍晚放學回家休息,行程和一般的學生幾乎一樣。但是在高中畢業之後,恩蓉就面臨了大學裡面沒有這樣的服務的問題,換句話說,她白天沒有地方可以去,只能待在家裡,由爸爸媽媽照顧。
「那時候我們想了很多方法、討論過各種可能性,但是因為恩蓉是多重障礙,能夠幫助她的機構真的不多,後來我們只能選擇看護,讓她待在家裡。」但這樣的做法引起了恩蓉很大的反彈,因為她喜歡接觸新事物和具有學習的熱情,和被困在家裡的現實,起了巨大的衝突。恩蓉常常鬧起脾氣,爸爸媽媽也被迫在日常的工作之外,還要處理更多事情、更多情緒,一家人都感到喘不過氣來。
「搬到台北之後,我們進入了伊甸的民生日照中心,在這裡恩蓉可以參加課程,可以復健,有很多她沒有接觸過的新鮮事,讓她非常開心;甚至我常常很驚喜地發現,她持續在進步、在成長。」不只如此,一家人因為伊甸照顧服務的幫助,都各自獲得了喘息的機會,在體力上、心情上都更加有餘裕與彼此相處。
你的辛苦有伊甸懂,請放心好好休息
「絕對要尋求協助,一定要給自己一點休息的空間。」恩蓉媽媽談到過去認識的朋友中,也有一位家有身心障礙兒的媽媽。「那位媽媽的先生沒有辦法接受有障礙的孩子,在孩子出生沒多久之後就選擇消失,把孩子丟給媽媽。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他們家家境還不錯,不需要為經濟問題太費心。」即使如此,這位媽媽朋友還是在某一天傳訊給恩蓉媽媽,說自己真的很累,想要結束一切。「我收到訊息真的嚇到了,立刻找里長、找社工過去那位媽媽家,還好沒有發生遺憾的事情。但這也讓我思索到,人是沒有辦法獨自存在的,特別是有身心障礙者的家庭,了解各種支援系統可以怎樣隨時幫到你,隨時給你一個出口、一個喘息的機會,真的很重要。」
把成為身心障礙者家庭的後盾,當成一生目標的何副執行長,也提到他在第一線上,觀察到一些家庭的狀況。「很多家庭把自己封閉起來的原因,是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家裡有這樣的問題,覺得很羞恥;有些則是對外尋求協助,就會產生愧疚感。這樣的觀念,其實直到今天還一直困擾著非常多的家庭。」除此之外,經濟上的壓力,也是讓許多身心障礙者家庭不敢求援的主要原因之一。何副執行長提到,曾經遇到過一位身心障礙者,他的一天四餐就是一片厚片吐司,切成四塊,早餐、午餐、晚餐、宵夜各一塊。「而且你可以看到那片吐司已經是幾乎要腐敗的狀態,真的很令人揪心。」

目前政府已經開始在很多地方設立日間照顧機構,就是希望讓身心障礙者可以就近在社區裡也接受到不同需求的照顧服務。何副執行長強調,現在政府有補助,伊甸基金會也很願意提供急難救助,給所有有需要的家庭,一個暫時緩解現況的機會。「只要願意尋求援助,我們一定會想辦法幫到你。我們只希望能夠傳達一個觀念:讓身心障礙者獲得更好的照顧,其實是讓整個家庭過得更好。」
這是一段讓力量凝聚的旅程
除了縱向的提供幫助之外,橫向的新知教育、心得分享也一樣重要,伊甸透過許多方式,讓資訊透明,讓不管是不是身心障礙者和其家庭,都能對身心障礙者的能力和需求更有概念。
何副執行長邀請大家收聽伊甸的Podcast——「先來一杯,我們再聊」,希望能透過照顧者的分享,讓彼此都有傾訴、傾聽的機會,更讓未來都可能是照顧者的你我,有越來越多的參考樣本。與此同時,讓照顧者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自己也有權力追求快樂與自我人生。
談到分享,恩蓉媽媽也非常同意「吐苦水」的重要性。「因為我先生是牧師,我身為師母,其實也常常扮演著傾聽者、照顧者的角色,所以我都很鼓勵有同樣狀況的家庭,把感受說出來、把問題說出來,我們一起來解決。」恩蓉媽媽希望讓更多身障家庭知道他們並不孤單:勇於求助、適時喘息、讓專業介入。
伊甸基金會從身心障礙者的角度出發,提供個案管理、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持、支持性就業、日間作業設施、日間照顧服務、社區居住等服務,另外還有居家修繕、交通接送、輔具服務等。不僅為身心障礙者提供了實際的幫助,更重要的是給予了他們和家庭一份深深的愛和希望。就像恩蓉和恩蓉媽媽,透過這些協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義和價值,並成為社區中傳播正能量的重要角色。我們期待更多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身心障礙者的照顧重擔,真的不用自己一肩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