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共產黨未到49年就收了皮?——看《建豐二年》劇場改編

如果共產黨未到49年就收了皮?——看《建豐二年》劇場改編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烏有史給搬到舞台上,歷史學家的角色與演員顯得意外地相似,在場者通過「重演」,一同經歷一段疑幻似真的半虛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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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法國哲學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在著作《思想錄》中有名言:「如果克麗歐佩特拉的鼻子長或短一吋,整個世界或許就會不同。」如果克麗歐佩特拉(Cleopatra)的鼻子過長,長相怪異,或許她在意圖奪權而遭放逐之後,便從歷史消失,也就沒有之後的高潮迭起。

要是克麗歐佩特拉成不了「埃及妖后」,歷史會朝哪個方向走,世界會變成怎樣呢?帕斯卡沒有寫下去,但「what if」的歷史想像,卻在1857年成為同是法國人的雷諾維耶(Charles Renouvier)筆下的「烏有史(Uchronie)」一詞。這原是結合「烏托邦(utopia)」 和希臘文中「時間(chronos)」而創的新詞,可是,樂此不疲地書寫烏有史的後來者,卻不一定遵從烏托邦、或人間天堂的定式。作家所創造的烏有史可以是烏托邦,或敵托邦,或曖昧地兩者皆非。

「建豐」時空

劇場版《建豐二年》建構的架空歷史大概算是後者。《建豐二年》原著小說有談及文學的部份,陳冠中想像老舍完成鉅著《正紅旗下》,沈從文創作了華語魔幻寫實主義小說力作《存者》,而且老舍、林語堂皆獲得諾貝爾獎。在沒有文化大革命的平行時空,中國的知識份子沒有在政治鬥爭中凋零淨盡,而得以走完各自的文學路途,完成自身的藝術追求。在這個層面上,平行時空無疑是一個更理想的世界。

可是,劇場版卻選擇完全不處理這段烏有文學史,這使得平行時空的色調——除卻麥家的部份——顯得灰暗許多。小說中的七組人物,在劇作中減至五組,分別是東蓀、立人、浩雲、平旺、麥妹頭/麥阿斗,涵蓋不同階級、職業、民族、政治取向以至性別,共同組成一個頗為精巧的社會縮影。不過,無論是因功高震主而被軟禁33年之久的將軍立人、事業處處受阻的船王浩雲、還是身陷牢獄十年的平旺,在「建豐」時空都可謂命途多桀。

此外,首尾兩場的時空是1979年12月10日,即現實中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的一天。當晚在高雄發生大規模警民衝突,導致其後黨外人士被大舉搜捕。這在「建豐」時空變成「美麗台客情飯堂事件」:一批合法地聚餐議政的民間知識份子被逮捕。無論當日中國花落誰家,至少在1979年的時空,民主與自由都是遙不可及的。

烏有史中的烏有史

比較幸運的是東蓀。在歷史中的張東蓀被指控出賣國家機密,文革時死於獄中,三個兒子中兩個自殺,一個精神失常,連孫兒亦被長期監禁。平行時空的東蓀,雖不見容於國共兩黨,但得以偏安一隅(香港的調景嶺);雖然因為政治立場而不得志,但終能靜靜完成《我花開後百花殺?假如共產黨統治中國》一作,最後在睡夢中安然離世。

《我花開後百花殺?》一書是烏有史中的烏有史,這也是劇作中我最感興趣的部份。在架空歷史的書寫中,這個設計其來有自:出版於1931年的經典架空歷史論文集《If It Had Happened Otherwise》,收錄了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文章〈If Lee Had NOT Won the Battle of Gettysburg〉。其時正處於政治生涯低潮的丘吉爾,在文中想像南部同盟軍在美國南北戰爭中勝出,並杜撰了一名歷史學家,在平空時空想像聯邦軍勝出戰爭(即現實歷史走向)的世界;作者因此得以隔著(虛構的)歷史距離審視他身處的現實。

劇中有東蓀與夫人討論共產黨統治中國一幕,設想了一個最佳情境:經濟發展雖不及國民黨治下快速,但財富分配更平均,而且共產黨遵從和平建國綱領,更早實現民主選舉,人權狀況亦比國民政府治下好。然而,東蓀有著知識份子的清醒,他牢記著中共過去的暴力土改和黨內清算往績 ,對於他們會否實現民主承諾始終保持懷疑。

另一處「烏有史中的烏有史想像」則見於平旺一段。他身為西藏共產黨領袖,心向西藏民族、共產主義和辯證唯物論,被國民政府逮捕下獄,在獄中與囚友傾談時說出如果中國由共產黨統治,至少藏人能民族自決——而令人感到揪心的是,我們清楚知道藏人與藏文化在七十年中共統治下經受的劫難,獨立與民族自決,單是談談也隨時招來災禍。這些半虛構人物在烏有史中的命途,提醒我們兩個敵對政權共通的暴力與高壓本質;無論中國走上哪一條岔路,這些人都不免要在政治鬥爭中苦苦掙扎,載浮載沉,就像舞台上一張張鋪藍布的桌子,一掀開桌布,底下完全是漆成殷紅的。

與此同時,人物對非此的歷史的想像,在某程度上也是共通的;或者個體在面對歷史的壓倒性力量時感到憂懼、無力,總不免過於天真,將另一條岔路想像得太好。

重演歷史

歷史哲學家柯林烏(R. G. Collingwood)認為,理解歷史須通過對過去經驗的重演(re-enactment),即歷史學家必須有能力重演歷史人物的經驗,思想他們的思想,才能理解他們的判斷與行為,並為歷史事件和現象提供有力的解釋。借用這套不合時宜的歷史哲學來想,烏有史給搬到舞台上,除了歷史學家的角色與演員顯得意外地相似,在場者通過「重演」,一同經歷一段疑幻似真的半虛構歷史,這樣是不是可以打開另一種理解歷史的方法?對「那個」現實的理解,是否可以轉回「這個」現實並生產更大的意義?

一座長久被殖民者洗去歷史的城市,也許特別需要關乎歷史的作品,促使人們回首細看來時路,因為我們需要更豐富的記憶,也需要對現在有更複雜的認知,這些族群共有的歷史與記憶,才是我們陣地的根基。

相關文章︰「如果當年國民黨沒有敗走臺灣? 」陳冠中用《建豐二年》重構新中國「烏有史」

責任編輯︰鄭家榆
核稿編輯︰王陽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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