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男抵三女」的刻板歧視,成為東京醫大女性的入學障礙

「一男抵三女」的刻板歧視,成為東京醫大女性的入學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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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把目光放到日本女醫正在經受的困局,根源正是日本社會所在多有的陋習「女性婚後退回家庭,照顧家務與子女。」日本女醫在35歲的就業率便下滑至76%,造成醫界形成「一男抵三女」的職場歧視。

文:白黴菌(是一隻喜愛畫圖的黴菌,熱情關注女權議題,曾舉發成大通識課「存在、愛戀、也瘋狂」的性別刻板教育。夢想是吃遍全世界的美食。)、蕭凡鈞(現就讀於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喜歡投食並觀察黴菌的成長。)

對女性的壓抑

8月2日的《讀賣新聞》踢爆東京醫科大學的醫學系入學考試爭議,2011年以後,相比男學生,女學生成績會遭受不公正的調整,由此控制女性通過率。在更早之前,該校才爆發針對個別考生的放水弊案,校長鈴木衛、理事長臼井正彥與政府官員佐野太達成利益交換,讓佐野太的公子走後門入學。也是如此,在檢調追查的過程中,才揭露一個牽連更廣的「潛規則」:日本醫界對女醫有意、無意之間的打壓。

今年東京醫大共有2614名學生報考,錄取171人,通過率僅有6.5%,日本醫科入學的競爭激烈相比台灣不遑多讓。其中,男學生有1,596人報考,錄取141人;女學生報考人數稍少,但亦有1,018人之多,卻僅僅錄取30人。女學生在這份測驗的通過率(2.9%<8.8%)相較男學生可說遠遠「遜色」,若再把目光轉向錄取名額中女學生、男學生各自的佔比(17.5%與82.5%),當中呈現顯著的男多女少,更能感受到女性考生進入該校醫科就讀的艱困。

東京醫大醫學系入學考試結果呈現「女性通過率低下」、「女性學生錄取名額極少」的現象。不知道該說是幸運或是不幸,因為東京醫大對女性考生成績大動手腳的黑幕,我們才得以知道這個結果的來由。否則,也許我們在看到東京醫大的榜單,對著極低的女性通過率和錄取名額佔比,只能感歎女性在醫科就學的不易。甚至,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可以就此很快地得出女性本來就不適合讀醫科的粗率結論。

事實上,就算在爆出黑箱調分的新聞之後,直至現在仍有護航東京醫大的聲音,認為控制女性入學比率是一種不得為之的「必要之惡」,此種論調恰好反映日本醫界存在已久的「一男抵三女」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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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抵三女的固化

日本醫界所謂「一男抵三女」,指的是女醫師因為結婚或懷孕的離職情況,如此可能會導致原醫院的醫生人力吃緊,造成醫界有著男醫師比女醫師好用的既定印象。乍看之下,「一男抵三女」只是一個針對事實的描述,貼切地表示了男醫師在職場環境中相比女醫師更能穩定工作的性質。然而,如此說法真的可以作為一種顛撲不破的事實,甚至當作替東京醫大招生黑幕的開脫理由嗎?

毫無疑問,「一男抵三女」的說法當然是歧視。也許,最初它的確只是作為一種狀態的描述,或者是某種自認無傷大雅的玩笑話,然而它最終固化為強而有力的成見。圍繞於此,隨即衍生出醫界乃至社會各種對女性從醫先入為主的否定。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曾對旗下35個會員國執業女醫比例做出統計,日本以20.3%敬陪末座。

以這次東京醫大醫學系入學考試的調分策略為例,幾乎所有男考生都會獲得20分的加分(第三年重考只加10分、第四年以上重考不加分),所有女考生均沒有加分。換言之,女性欲進入該校醫科就讀,必須先克服20分落後的劣勢,醫科窄門對女性而言更加窄小。此外,在招生上抱持對女性的疑慮並非獨此一家,只是窗戶紙恰好破在東京醫大。除了少數女子大學,女性在絕大部分學校的醫學系中都是絕對弱勢,作為第一志願的東京大學醫學系女性僅佔錄取名額16%。「一男抵三女」在各個階段都轉化成為實質的排除行為,羅織一張阻撓女性參與醫界的大網。

網羅嚴密的歧視結構

很多時候,不乏會聽到類似的說法:只要夠優秀,什麼限制都不用在乎啦!這絕對是最糟糕的風涼話。因為這並非個人優秀不優秀的問題,而是一個群體遭到先入為主的標籤,導致機會受到打壓。

歧視的形成多半可以向上溯源到文化習慣中討論,也是如此,往往使人對此不以為意,無法想像歧視竟然這麼容易就成為一牆網羅緊密的結構。讓我們把目光放到日本女醫正在經受的困局,根源正是日本社會所在多有的陋習「女性婚後退回家庭,照顧家務與子女。」日本女醫在35歲的就業率便下滑至76%,造成醫界形成「一男抵三女」的職場歧視。業界對女性的不滿,向下蔓延至培訓醫生的大學醫學系,進而影響入學考試制度對女性的不友善。經過由上至下、來自兩個階層的有色眼鏡,女性從事醫職自然困難重重,使得人數難以突破一定比例。

若再進一步細究,作為根源的文化習慣「女性婚後退回家庭,照顧家務與子女」,其實也有一套盤根錯節的系統。已婚、有孕女性很可能退出職場的既成印象,讓諸多女性在職場僅受雇主安排在高替代性職位。相對地,這些女性也不大可能獲取較高的薪酬。最終,權衡比較之下,丈夫更有話語權讓薪酬較低的妻子退回家庭。如此循環周流,形成各行各業的普遍習慣,持續加強鞏固這樣的社會印象。

在這個細密的結構中,要追究哪些群體是加害者、哪些群體是受害者,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無心之間,人們往往就成為推動的幫兇,或者是化為一雙雙默許的眼眸,對於現狀無動於衷。一般而言,男性在其間時常會被視為得利者,然而持平來看,男性也無法逃脫此面歧視的天羅地網。在此結構下,職場更可能先決地將男性連同工作耐操、更能好好為公司效命畫上等號,忽視了男性對家務勞動、孩子照護的貢獻可能及參與意願。誠然,男性的確在之中享受到工作上的「得利」,也許在錄用上較不會受到家庭、婚姻問題的刁難;也許在職場環境中更被看重,擔負較為重要的工作。不過,一些重要的價值或者個人的主觀意願,也因此受到傷害與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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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前副總統陳建仁:「缺水問題,恐怕是不輸COVID-19的嚴重公衛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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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全球缺水危機正對人類生命帶來的威脅,缺水地區的人們在渴死以前,往往是因為缺乏乾淨水源而病死的。前副總統、公衛專家陳建仁不只為我們上了一堂「水源與疾病」的通識課,也呼籲台灣人展現愛心與國際救援力。

全球缺水危機正對人類生命帶來威脅,缺水地區的人們在渴死以前,往往是因為缺乏乾淨水源而造成疾病、進而死亡。根據聯合國統計,每天有超過700位五歲以下的兒童因為不安全用水、不良衛生環境導致腹瀉死亡。無水之地的悲劇不只影響當地居民,其衍生的疾病也可能會衝擊全球的未來。

為了呼籲讀者重視全球缺水議題、重視其所帶來的公衛挑戰,本文專訪具有公衛專家背景的前副總統陳建仁,從公衛的角度談缺水問題。並邀請社會各界付出行動,別因為輕視缺水衍生的公衛危機,而造成下一次的大流行瘟疫。

當人們病死在無水之地——乾旱、缺水、髒水與公衛的關係

在2030年前,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乾淨可負擔的用水、以維持個人健康衛生及永續管理,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的目標之一,也是當今世上所有人都應共同努力的任務。除了要確保現有的水源維持乾淨安全、減少污染,也要確保雨露均霑、人人有水,同時也不能忽視氣候變遷導致的乾旱、洪水對水資源造成的影響。儘管要努力的方向還有很多,「飲水思源」仍是世人時常忘記的課題。

2021年初,台灣曾遭遇旱災缺水危機,幸運的是我們有足夠因應的措施與設備,國人仍能保有安全衛生的淨水生活,但也可能因此未有深刻的缺水之痛。事實上,現在仍有許多國家或地區深陷乾旱的痛苦,並因為缺水或骯髒的水源導致大量疾病與死亡;根據聯合國統計(2022),光是因為洪災及水媒疾病導致的死亡人數,就佔了整體天災死亡率的70%。對此,陳建仁表示:

「其實缺水問題,恐怕是不輸COVID-19的嚴重公衛危機。COVID-19目前造成全球約5億人感染,且隨著病毒株變化和疫苗興起,這場流行病或許耗費2~3年就會減緩。但全球缺水問題卻有高達8億多人受影響,若不付出行動改善,當地居民只能一直面臨無水之苦。」

接著,陳建仁為我們上了一堂課,娓娓道來「水源與疾病」兩者之間的高度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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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副總統陳建仁,中央研究院 院士

「一直以來,人類期望從大自然取得乾淨水源,但是隨著人口增加、城市中的水源污染、氣候變遷造成的水災或乾旱,乾淨水源只會愈來愈得來不易。而不良水質當中,可能含有微生物細菌、病毒、化學污染物等,會造成霍亂、傷寒、阿米巴痢疾、病毒肝炎、癌症等疾病,因此缺水地區的人往往不是渴死,而是病死的。」

回顧人類歷史上跨國性的重大流行傳染病,就是起源於水中細菌的「霍亂」。19世紀中葉,霍亂從印度傳到歐洲,甚至傳播到中國和裏海;最後終結全球霍亂的關鍵,則是「流行病學之父」約翰・斯諾(John Snow)在倫敦霍亂流行時發現霍亂是因為嚴重的水污染所傳播。陳建仁說明:

「霍亂是污水引起,而非瘴癘引起。約翰・斯諾建立了這樣的觀念,可以說是公共衛生學上一項重大事件。」

陳建仁也強調,因為污水引起地方性疾病、後來蔓延至其他地區的案例,至今仍相當常見。「尤其因為氣候變遷而引發的洪水或暴雨,其過境之地使糞水、污水被沖刷出地面,更容易引起大範圍地區的公共衛生污染,所以,通常水災後的三個月內,受災地區又會流行好一陣子的腸胃道疾病感染。」

「時至今日,全球仍約有8.4億人無法享用安全乾淨的水,其中有3.4億人集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為了取水,當地人每天都要花好幾個小時取水,兒童也因此無法上學受教育。連飲用水都不足,遑論吃飯洗手的用水、或有沖水馬桶的廁所。水的問題尚未解決,公共衛生措施又該如何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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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顯微鏡下的霍亂弧菌。「流行病學之父」約翰・斯諾(John Snow)發現霍亂是污水引起,而非瘴癘引起。

不潔淨飲水,曾引發台灣地區性烏腳病

而台灣因為水污染引起疾病的經典案例之一,就是1950年代在西南沿海盛行的「烏腳病」。「烏腳病的患者,主要病徵是手掌與腳蹠皮膚發紫、角化、潰瘍,手指或腳趾末梢只要稍微受傷,就會壞疽發黑並且壞死脫落,而且伴隨劇痛。」陳建仁接著向我們說起這段故事。

在台灣盛行烏腳病的年代,當時的孫理蓮牧師娘(Lillian R. Dickson),與王金河醫師、謝緯醫師三人心疼受苦病患,便展開義診與照顧服務。不只免費為病人截肢,還設立「烏腳病患手工藝生產中心」,由王金河醫師的太太王毛碧梅女士教導病患編織竹簍等工藝,習得一技之長以自食其力,照顧病患的生命尊嚴。

「然而,光是截肢並不能解決層出不窮的烏腳病病例。」因此,謝緯醫師找上台大醫學院的陳拱北教授(後被譽為「台灣公衛之父」),與當時多位台大醫學院菁英組織研究團隊,試圖找出烏腳病的原因。「後來發現是居民飲用了深達地下30至100公尺的「地河井」水源,由於部分深井水的砷濃度很高,因此居民飲用後產生砷中毒現象,烏腳病也就是其中之一。」陳建仁說。

而在這段台灣烏腳病的流行史上,陳建仁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80年,我從美國學成返台,當時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主任吳新英教授就給了我一筆經費,授命我去研究烏腳病。」因此陳建仁走訪烏腳病盛行地區,採訪了300多位病患,發現慢性砷中毒不只造成烏腳病,還引起多重健康危害,包括缺血性心臟病、頸動脈硬化、癌症等。」

為了徹底解決烏腳病問題,陳建仁積極投入砷中毒研究,並估計出飲水砷濃度的可容忍極限。後來這項台灣研究算出的標準,美國和世界衛生組織也正式採用,修法將標準濃度從50μg/L改為10μg/L。

而當時全世界最嚴重的飲水砷中毒地區還包括孟加拉。為了解決缺水、污水引發的消化道疾病與死亡,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與世界銀行援助孟加拉的公共衛生工程處共同開發地下水,以提供人民「安全」乾淨的飲用水,殊不知又遇到砷中毒的挑戰。後來世界衛生組織取經陳建仁的研究,陳建仁也大方分享台灣經驗,推廣並協助檢測井水砷濃度含量,篩選可飲用的水源,才得以緩解這項全球公衛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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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陳建仁研究團隊在宜蘭地區發現因飲水造成的砷中毒、烏腳病案例。當時陳建仁火速建議宜蘭縣縣長游錫堃改善之道,後來宜蘭縣在短短三年內完成自來水管線的全面鋪設,確保民眾享有乾淨安全飲用水,減少砷中毒罹病風險。

再將時間往前推移,相信不少讀者的童年,有著每逢開學都要吃驅蟲藥、貼蛔蟲貼片的回憶。「台灣早期農業習慣直接用水肥灌溉,因此很多寄生蟲卵會接觸到蔬果,若沒有清洗乾淨,誤食寄生蟲卵污染的食物或水,即會造成腸胃道寄生蟲病,例如:蛔蟲。」

另外,早年的偏鄉或山區較少公共廁所,尚未有自來水廠,民眾多取用山泉水,或習慣隨地便溺,容易造成水源污染,大量引發兒童下痢、A型肝炎等案例。雖然這些經驗因為環境衛生措施和人民衛生習慣改善而愈來愈少,不過陳建仁也強調:「隨著台灣經濟發達、人口愈來愈多,水源供應的挑戰仍不會結束。」

從污水處理下水道的普及化,水庫集水區、河川遭到農業農藥或工廠廢水污染的問題,以及水資源再利用等,仍是近年台灣必須直接面對的水資源課題。萬一忽視水資源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最終付出代價的仍是人類的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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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合國統計,每天有超過700位五歲以下的兒童因為不安全用水、不良衛生環境導致腹瀉死亡。

疫情下的反思:全球已是命運共同體,別讓地區性缺水釀成全球大瘟疫

「住在台灣的我們很幸福,但我們必須要知道世界上仍有許多人連喝水都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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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can help. Taiwan is helping.」陳建仁期許國人透過台灣世界展望會水資源資助行動,為改變世界盡一份心力。

從歷史上有名的幾次全球霍亂大流行,到近年最令人感同身受的COVID-19,無不揭示著全球化時代、國際交流與旅遊盛行的現代,傳染病的擴散之速,已不可同日而語。當世界上仍有許多偏遠角落的居民面臨缺水帶來的死亡威脅,而COVID-19疫情也印證了全球已是命運共同體,若人們持續對缺水議題保持冷漠,那麼其所衍生的公衛問題,將是全球人類共付代價。

陳建仁不只祈願世人能發揮愛心、疼惜他人,也期許台灣人能實踐地球村一份子的義務,透過資助的方式加速國際救援的影響力。陳建仁說:「我和台灣世界展望會是老朋友了,一直以來都有關注展望會的行動。這次台灣世界展望會倡議關注水資源議題,並且看見水源與疾病的關係,我很敬佩也很支持。」即使無法以犧牲奉獻的精神到實地服務,或許也能透過資助台灣世界展望會的水資源救援行動,為改變世界盡一份心力。

事實上,在世界展望會的行動下,每10秒就多1個人獲得乾淨的水;每1天多3所學校因安全飲用水受益。光是2021年,世界展望會即幫助300萬人擁有安全水源、230萬人改善家中衛生環境,並向350萬人宣導建立良好衛生習慣。

「Taiwan can help. Taiwan is helping.」

陳建仁不只為我們上了一堂「水源與疾病」的通識課,也呼籲國人付出實行,展現台灣人的愛心與國際救援力。

I can help! I am helping! 立即資助台灣世界展望會,展開水資源救援行動

閱讀數位敘事:把水送進最遙遠的地方|台灣世界展望會#WASH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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