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民主》:所有臭皮匠湊在一起,未必能勝過一小群諸葛亮

《反民主》:所有臭皮匠湊在一起,未必能勝過一小群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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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有些學者認為,只要團體內的不同成員擁有不同的意見與技能,整個團體的能力就會非常強。」前者在抽象層次上,索明和我都同意這個看法。不過我們都很懷疑,這件事能不能用來支持民主制會比任何一種已知的知識菁英制更聰明?我們甚至懷疑,這表示民主制的聰明程度足以與知識菁英制相匹敵。

文:傑森・布倫南(Jason Brennan)

德摩爾對洪—佩姬定理的應用

有時候,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舉例來說,大部分的經濟系教授的專業知識都比三年級的博士生多,但所有博士生加起來的知識量就可能超過教授。如果有辦法把所有博士生的知識集結起來思考經濟問題,他們的決策就可能比一位經濟系的教授更可靠。

索明對這個概念的總結如下:

有些學者認為,只要團體內的不同成員擁有不同的意見與技能,整個團體的能力就會非常強。擁有各種意見的大型團體,在解決問題時通常比成員較少的專業團體更有效。

前者在抽象層次上,索明和我都同意這個看法。不過我們都很懷疑,這件事能不能用來支持民主制會比任何一種已知的知識菁英制更聰明?我們甚至懷疑,這表示民主制的聰明程度足以與知識菁英制相匹敵。

社會科學家洪盧(Lu Hong)與斯各特.佩姬(Scott Page)有一套數學理論。該理論說,在正確的條件下集結各種彼此相異的大量意見,決策結果就能比一小群意見較為相似的專家更好。這個定理相當專業,但意義可以用白話文敘述出來。洪—佩姬定理表示:如果在適當的條件下進行集體決策,成員的認知多樣性比起每個人的能力或可靠程度,更能讓該團體找出正確答案。而所謂的適當條件,則包括以下幾點:

  • 成員的世界觀必須真的彼此不同
  • 各成員的世界觀都必須足夠複雜
  • 成員必須對問題與解決方案的認定方式有共識
  • 所有成員必須努力一起解決問題

近年來,數學家艾比蓋爾.湯普森(Abigail Thompson)指出,洪—佩姬定理的證明過程具有「無法修復的重要錯誤」。阿比蓋爾指出,該定理的「證明」都仰賴一段「沒有數學意義,而且沒什麼內容」的小瑣事,而電腦模擬結果顯示出該定理是錯誤的。她聲稱自己找到洪—佩姬定理的七個致命錯誤,每一個都足以獨立證明該定理為假,或者該定理未經證明、者該定理沒有顯示「多樣性」的任何資訊。但在這裡我不想回顧她的數學分析,只是想提醒讀者,洪—佩姬定理可能奠基在錯誤的假設上。對於以該定理辯護民主的理論學者(例如蘭德摩爾)而言,這問題極為嚴重。因此基於善意理解原則,我在這裡會假設該定理正確無誤。我要說的是即使它正確,也無法用來辯護大部分現實狀況中的民主決策,而且根本無法對知識菁英制提出重大質疑。

蘭德摩爾的新書《民主的理由》(Democratic Reason)嘗試以洪—佩姬定理,證明民主制度,這很聰明(注:如果湯普森的數學分析為真,這本書的錯誤就大了)。她的論述野心宏大,目的是證實民主比知識菁英制更聰明,也就是說一大群笨蛋的決定通常都比一小群聰明人好。她的論述總結起來是:「如果環境有助於正確審議,並有助於人們正確使用多數決,那麼民主程序處理大部分政治問題,看來都比任何一種非民主程序——諸如專家組成的議會,或良善慈愛的獨裁者——更好。」她這段話中的「更好」,指的是民主決策的效能會優於非民主決策,產出更好的結果,而且衡量結果優劣的方式與決策程序無關。此外也請注意蘭德摩爾認為民主優於「任何一種」非民主決策,這是她論述野心宏大之處。她認為即使是溫和版的知識菁英政治(例如禁止能力最差的五%人群投票),表現都會遜於全民普選權的民主制。

雖然蘭德摩爾引用了相當多樣的理論文獻來支持她的論述,我認為論證依然無效。在接下來幾節我會一一解釋。

為什麼要讓所有人投票?

三個臭皮匠有時候勝過一個諸葛亮,但是所有臭皮匠湊在一起,未必每次都能勝過一小群諸葛亮。這似乎是蘭德摩爾論證中最大的問題。到目前為止,我認為蘭德摩爾對洪—佩姬定理用來辯護民主的能力實在太過樂觀,程度遠遠超過了佩姬本人。但這也不一定表示蘭德摩爾錯了。有時候提出定理的人未必看得懂它真正的威力。但如果我們知道佩姬本人的結論與蘭德摩爾不同的原因,就能從一些蛛絲馬跡,看出蘭德摩爾以洪—佩姬定理做出了過度推論。

佩姬認為認知多樣性(cognitive diversity)本身具有價值。認知多樣性乃表示人們具有不同觀點(呈現問題與解法的方式不同)、不同詮釋(對觀點的歸類與劃分方式不同)、不同的啟發性思維(找到方法解決問題的方式不同)、不同的預測模型(推論成因與效應的方式不同)。洪—佩姬定理認為我們在進行準確預測時,增加整個決策群體的認知多樣性,與增加任一子群體的預測正確度同等重要。換句話說,個人判斷力與整體認知多樣性一樣好。

但佩姬本人表示群眾未必每次都是對的。群眾可能會做出糟糕甚至瘋狂的決定。有時候是因為出現系統性偏誤,有時候是因為審議過程中意見趨於一致,喪失了預測準確度與認知多樣性。舉例來說,佩姬認為如果眾人分別被錯誤但有魅力的意見所影響,整個群體的準確度就會很低。因此,我們該思考現實世界的投票者究竟是不為激情所動、不容易被騙的理性真實愛好者,還是容易被個人魅力與政治場面影響的人?

佩姬還說,如果人們的預測能力很差,多樣性增加就有可能是壞事。他認為每個決策成員的判斷力即使不如專家,也必須有一定程度,這樣洪—佩姬定理才會成立。他的結論比較溫和,認為許多不同的優良預測者共同做出的決策,通常優於少數極為傑出的高手。佩姬在一場演講上說:「如果群眾智慧沒有出現,原因可能是成員欠缺判斷力(輸入系統的訊息是垃圾,輸出的也是垃圾),或群體欠缺多樣性。」他還說群眾需要的不只是多樣化的資訊,也需要詮釋資訊的優良「模型」或方法。他說:「民主要順利運作,民眾就需要優秀的預測模型。但很多時候,問題都太困難或太複雜,無法滿足條件。」佩姬本人並未聲稱各種不同的大量愚蠢預測者,一定會勝過多樣性較低的少量聰明預測者。根據他的觀點,缺乏判斷力的多樣性群體並不能做出好的預測。

因此,蘭德摩爾要引用該定理,就得證實一般人或大多數人有足夠的政治判斷力。但正如第二章所言,多數證據顯示大部分公民的政治判斷力都非常低,幾乎不具備佩姬或蘭德摩爾能夠認可的心智模型。其中很多人根本就是哈比人。

因此,我們不明白何以蘭德摩爾要如此解釋洪—佩姬定理。她認為洪—佩姬定理表示,最好的方式是讓所有成年公民參與投票。然而洪—佩姬定理雖然告訴我們多樣性的好處,卻並未表示所有公民或大多數公民都能投票,一定會是最好的方法。該定理說的是三個臭皮匠經常勝過一個諸葛亮,五百萬個通常勝過兩個,但有時候兩億個臭皮匠的結果卻遠遠比不上五百萬個諸葛亮。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蘭德摩爾並未證明過民主優於所有版本的知識菁英政治,她最多只證明了全民普選的民主制,優於僅有一小群民眾可投票的知識菁英制。但這個證明不足以支持她的結論。蘭德摩爾沒有認真想過,某些力道比較輕微的知識菁英制會不會優於全民普選制,如公民中最無知或判斷力最差的五%人口禁止投票。而洪—佩姬定理完全沒有討論到這種溫和版的知識菁英制,是否依然永遠遜於全民參與的民主制。

知識菁英制的支持者可能會接受洪—佩姬定理(不過湯普森的分析讓我無法接受),但不會因此認為我們應該採用民主制。他們會說,應該找一大群意見各自不同的知識菁英來投票。這個定理會成為擴大知識菁英群體的理由之一。

此外,雖然三個臭皮匠有時候會勝過一個諸葛亮,但臭皮匠未必每次都會贏。回到一開始的例子,雖然一群三年級經濟學博士生的經濟知識總量,可能比一個明星級教授還高;但明星級教授的經濟知識量也可能輕易贏過一個高中裡所有學生的總和。整體美國公民對於經濟的看法存在系統性錯誤,有一些錯誤甚至是亞當.斯密在一七七六年的《國富論》中就提醒過的。

根據洪—佩姬定理,蘭德摩爾斷言眾人共治的制度優於少數人統治;但她的這種說法有誤導之虞。大部分支持知識菁英制的人也都希望眾人共治。蘭德摩爾真正想說的並非眾人共治比較好,而是全民共治會優於眾人(但非全民)共治。

人們投票是想解決問題嗎?

蘭德摩爾引用洪—佩姬定理有個更大的問題:該定理假設群體中的每個決策者都看到了某個問題,每個人對該問題的樣貌都有共識,而且大家都致力於解決這個問題。

在書中,蘭德摩爾把投票者與政治審議者比擬為一群困在迷宮中想要一起找出口的人。每個人都同意他們的目標是離開迷宮,也都同意怎樣才算是離開迷宮。如果真的離開了,不會有一半的人相信自己還在迷宮裡面。此外,每個人也都願意聆聽其他人對迷宮的看法,能用沒有偏誤的理性方式詮釋其他人提出的證據。

現實世界的審議過程看來並非如此。如第三章所述,即使在精心控管的實驗室中,政治審議的實驗結果也經常與蘭德摩爾提出的類比不同,更不用說是外面的真實世界了。雖然大多數投票者都希望促進公共利益,但人們對公共利益的認定並不相同,對於國家當下的主要問題,以及各問題重要性的看法也有差異。此外,即使大家已經一起解決了共同目標,還是有很多人會認為目標事實上並未解決。舉例來說,一九九○年代初的美國人都希望降低犯罪率,但犯罪率在這二十年中驟降了,卻幾乎沒有人知道。美國人甚至還以為槍枝相關的犯罪率增高了(在蘭德摩爾的迷宮類比中,不會有人離開之後還以為自己困在迷宮裡)。

現代民主社會的公民可能會同意「應該改善問題」,但對於改善的標準為何,以及實際改善的證據為何,卻沒有共識。除此之外,很多公民投票的目的純粹是為了表達心中不滿,或對喜歡的團體表示效忠。這些人不像是困在迷宮中的人,他們並沒有主動參與解決問題。最後,第二章與第三章也顯示,民眾傾聽彼此意見的能力也和蘭德摩爾的迷宮類比不同。他們在這方面的能力十分不佳。

在蘭德摩爾為民主制辯護的論述中,她經常把現實的民主審議當成電影《十二怒漢》(Twelve Angry Men)中陪審員們的討論。但虛構作品中的陪審員與真實世界的民眾之間實有重大差異。陪審員在電影中花了大量時間彼此辯論、檢視眼前的資訊,並將其納入心中。他們構築論證、專心聆聽其他人的論證、思考反對者的論點、努力用多種不同觀點來看事情。他們都知道自己的一票具有極大的重量,陪審團做出的決策會嚴重影響另一個人的生命。但是第二章的證據顯示,人們在現實世界中投票時,都彷彿自己的一票無關緊要。大部分的公民都不會為了吸收政治資訊或者理性思考而付出心力,只會用偏誤且缺乏建設性的方式進行審議。

面對上述這種批評,蘭德摩爾表示她研究的是「理想中的民主制度」。當民主制的表現在實證上出現問題,她便縮回理論之中。蘭德摩爾認為人們的行為不符合她認為應有的標準,因此現實世界的民主其實不夠民主。她認為民眾必須認真看待事情、以正確的方式審議、正確地處理資訊、大家一起努力解決問題……滿足這些條件之後,民主才會聰明。她的說法就像是說民眾必須改變作風,變成像《十二怒漢》裡面的陪審員那樣,民主才會聰明到可以贏過知識菁英政治。她的說法也像是說,如果大學兄弟會的成員都改變作風,從此循規蹈矩,兄弟會就是一個很棒的組織。

我在第三章討論過,有非常多支持審議式民主的人,都主張審議式民主能引發高尚情操、讓人學到知識。但目前的實證證據,卻強力顯示審議式民主會讓人墮落變笨。如果要回應這種批評,審議式民主的支持者可以縮回理論之中,說只要我們用對方法,審議式民主就能有情操教化的功能。我認為這種說詞,就像是說只要大學兄弟會的男生以正確方式利用兄弟會資源,兄弟會就能具有教育與教化功能。蘭德摩爾可不會希望自己的知識性辯護變成這樣。如果真是這樣,支持知識菁英制的人就可以說:「好啊,理想的民主制很棒。不過在有血有肉的現實世界,我們還是應該用知識菁英制取代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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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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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傑森・布倫南(Jason Brennan)
譯者:劉維人

在這價值混亂、制度失衡,民主神話即將破滅的年代
人人都應該要有投下神聖一票的權利,錯了嗎?
民主其實很無能?

民主是現代社會最普遍的政治形式。

我們相信,人人有同等的政治參與權,有權利參與選舉、投下神聖的一票。掌握參與政治的權利則讓每個人擁有權力,決定什麼法案是我們所需,什麼人物非我們所用,而這一再抉擇的過程,會讓公民更成熟、社會更建全,但本書《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作者傑森・布倫南卻說,我們都錯了!

布倫南指出,就現行實施民主政治的結果來看,這個制度顯然不夠好,而且人人有權參與、決定政治的結果,是社會被無知與非理性的選民牽著走,導致我們往往無法得到對社會來說最好的政治結果。民主,其實是效率低下的制度。

  • 你是無知的「哈比人」、意識形態主導的「政治流氓」,還是完美選民「瓦肯人」?

布倫南將選民依資訊掌握度的高低分為三類:

  • 哈比人——無知、資訊掌握量低,容易被煽動並選擇支持對自己並無好處的一方。
  • 政治流氓——資訊掌握量高於哈比人,但支持政策與候選人的根據為個人認同的道理,會罔顧事實與真相,支持與自己意識形態相合的一方。
  • 瓦肯人——資訊掌握量高,深具社會科學知識,對政策的看法不受個人看法影響,而以客觀的方式選擇結果最良好的一方。

布倫南認為,瓦肯人為最理想、最不受情緒、意識認同影響的政治參與者,但現實的情況卻是無知的哈比人與偏頗的政治流氓當道,整體政治走向被民粹引向歪路。實際的社會科學研究更表明,政治參與以及審議制度會讓公民更加劣化、更無理性、偏見更加嚴重。

  • 反對民主,才有修正體制的可能?

面對發展至此陷入僵局的民主制度,布倫南提出一個遭可能萬人撻伐的解決方法:知識菁英制。他認為此時此刻,我們真正該思考的是新政治體制的可能,不能再毫無限制地讓人們自由參與政治。由知識淵博的理性菁英運行政府、做決策,才是現在我們應該認真考量、實驗是否可行的方法。

民主的缺陷並不足以構成支持權威、走回頭路的理由,為了追求更建全的社會,我們有義務面對迫切待解的民主問題。

布倫南指出了當前社會最重要的難題,來自民主政治的失調。在這樣的情況下,未來我們該何去何從?民主這看似現代社會最珍貴的價值,難道真的是過度吹噓的神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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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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