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松茸》:日裔美國人 vs. 東南亞難民,兩種松茸採集人的差異

《末日松茸》:日裔美國人 vs. 東南亞難民,兩種松茸採集人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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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你越仔細凝視,越會覺得成為美國人便能重新開始的概念似乎很奇怪,這個美國夢究竟是什麼?

唸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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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娜・羅文豪普特・秦(Anna Lowenhaupt Tsing)

美國怎麼了?兩種亞裔美國人

與輕裝的「詩吟」朋友上山,
蔭涼野地,松樹鬱鬱。
停車入林,尋覓蘑菇。
哨聲頓揚,劃破林間寂靜。
飛奔而去,我們喊出喜悅。
秋光之中激動忘形的人們, 再次變成了孩子。

——瓜生田三櫻,《在瑞尼爾山採集松茸》(Sanou Uriuda, Matsutake Hunting at Mt. Rainier)

「開放票現場」的一切都讓我吃驚,當中尤以奧勒岡森林裡的東南亞鄉村生活感最為特別。這股如入他鄉的錯覺在我認識另一群松茸採集團體後更顯強烈;他們是日裔美國人。儘管我華裔美國人的背景與他們有諸多差異,他們卻仍讓我備感親切,彷彿就像與失散的家人團圓。不過,這種自在卻也給我臨頭一擊,像被潑了一頭冷水。我理解在二十世紀早期與晚期的不同移民之間,曾有過與美國公民權有關的、巨大而令人費解的事。一種狂熱的新世界主義已經扭轉了「身為美國人」的意義;它成了一團來自世界各處的未同化碎片,因文化事務與政治因素而彼此衝撞。我訝異的並非文化差異造成的那種一般性衝擊。美國的臨時工——生活在廢墟裡——就是源自這種非結構化的多樣性,一種未凝聚的混亂。美國不再是大熔爐,我們正與無法辨識的他者共同生活著。如果我是在亞裔美國人的圈子裡找到這個故事,相信其他圈子裡一定也有類似的事。這種不和諧音,以及環繞在世界各地的反響,就是美國白人與有色人種雙方都感受得到的不穩定生活。然而最容易觀察到這個現象的,卻是與它有關的替代事物,例如同化。

奧勒岡州第一批感染「松茸熱」的人就是日本人,他們是在一八八二年美國排華法案出現後,到一九○七年阻止日人移民美國的《紳士協約》(Gentlemen’s Agreement)頒布前的中間空檔,趁勢進入這個地區。最早過來的日本移民有部分成為伐木工,他們在森林裡發現了松茸。這些日本人定居務農後,每一季都會回到森林,春時摘蕨菜,夏時折蜂斗菜嫩莖,秋時則採集松茸。二十世紀初時,出遊摘採松茸同時野餐,已是流行的休閒活動,情景一如本章開頭引用的詩句。

上述瓜生田的詩是一面同時指向季節之樂與兩難困境的路標。松茸獵人駕車駛入山林;他們雖保有日本人的感性,卻也是融入美國世界的人。與其他明治年間出走的日本人一樣,這些移民非常認真地轉譯自我,學習另一種文化。當開心得忘我時,又以一種不分日美國籍的方式變成純真的孩子。然後世界變了:二次大戰來了。

當時這些日本人抵美後便一直苦苦爭取公民權與土地擁有權。情況雖不理想,但至少後來有權務農——尤其是種植一些需要密集勞動的蔬果,像是得避光的花椰菜與靠手工採摘的莓果。二戰卻打斷了這條常軌。日本人被趕出自有農地。奧勒岡的日裔美國人被囚禁在「戰爭拘留營」裡。他們的公民權困境因此也翻上檯面。

我第一次聽見有人以日文傳統方式吟詠瓜生田的詩,是在二○○六年一場日裔美國人慶祝松茸傳統的聚會上。吟詩的老先生還是在拘留營裡學到這種傳統吟唱法。確實,當時營區內有許多「日式」嗜好在流通。但就算營中有機會追求日式雅趣,拘留營也徹底改變了身為日裔美國人的意義。這些日本人戰後獲釋時,大多數都失去了身家財產與農地。(佩格斯〔Juliana Hu Pegues〕指出,美國在將日裔美籍農夫送進拘留營的同一年,開啟了「手臂計畫」〔Bracero program〕,引進墨西哥農工。)他們飽受猜忌,而他們的應對方式,卻是傾全力做個模範美國人。

正如一位男士所回憶的,「我們遠離帶有日本特徵的所有事物。就算你有一雙日式拖鞋,也不會把鞋穿出門。」不要公開展示日式生活習慣;年輕人不再學日語;大家期待你完全泡在美國文化裡,沒有雙重文化的延伸,而且孩子們就率先這麼做。日裔美國人成了「百分之兩百的美國人」。在此同時,日本藝術也在拘留營裡蓬勃起來。戰前逐漸衰落的日本傳統詩歌與音樂於焉復甦。拘留營內的活動奠定了戰後在美日人俱樂部的基礎。這些都是私下的休閒活動。包含松茸採集在內的日本文化越來越普及,只不過那變成美式表面自我上的一記文化隔離添加物。「具日本風範的」事物只能以美式風格的嗜好型式發展下去。

也許你能感受到我的一絲困窘。日裔美籍松茸採集人與東南亞難民相當不同——我無法從「文化」或在美居住的「時間」等常用來觀察移民者異同的社會學故事,解釋他們兩方的差別。第二代東南亞裔美國人對於公民權的表現,與在美日裔「二世」有天壤之別。這個差距與歷史事件有關——且容我指出,這就是不確定的遭遇——而且當中形塑了移民團體與公民權爭取兩者間的關係。日裔美國人遭到強制的同化。拘留營告訴他們的是,要當個美國人,就要從內到外轉譯自我。強制同化也讓我看見反差:東南亞難民是在新自由多元文化主義興起之際成為公民的。對自由的熱愛大抵就足以讓他們融入美國人群。

我個人對這個反差感觸良深。我的母親正好是在二戰結束後到美國求學,那時美中兩國還是盟友。不過共產主義在中國取得勝利後,美國政府便不許她回到故國。從一九五○年代到六○年代早期,我們家與其他華裔美國人一樣,被聯邦調查局視為潛在的敵人而受監控。於是母親也接受了強制同化。她學著做漢堡、肉餅和披薩;雖說她自己的英文還不好,但我們出生後她就不讓我們學中文。她相信要是我們學說中文,英語就會染上中文腔,不像美國人。作個雙語人士、用錯誤的方式走路、吃不正確的食物,在她看來都不安全。

小時候,家人會以「美國人」來指稱美國白人;他們就是我們平日謹慎觀察、引為楷模或警惕的故事範本。我在一九七○年代加入亞裔美國學生會,當中成員多半來自中國、日本與菲律賓。我們就算舉辦了最激進的政治活動,也仍視這幾個族群遭遇的強制同化為理所當然。可以說,我的成長背景讓我很容易同理我在奧勒岡認識的日裔美籍松茸採集者:對於他們表現出來的亞裔美國人姿態,我很自在。這裡有些長輩是移民第二代,幾乎連一句日文都不會,但他們會出門吃頓便宜的中國菜,也會烹調傳統日式菜餚。他們以自己的日本傳統自豪,這點從他們對松茸的熱愛可見一斑。但他們的自豪還是有一種刻意為之的美式風格。連我們一同烹煮的松茸,都是有違日本料理原則、充滿世界主義風的混搭。

相對地,我對會在「開放票現場」的營地目睹亞裔美國文化的身影這件事毫無心理準備。瑤族營地帶給我的衝擊特別大,除了讓我聯想起過去認識的亞裔美國人,還彷彿看見母親記憶裡的中國,以及我曾田野調查過的婆羅洲村落這兩個時空的疊合。進入喀斯開山脈的瑤族親眷鄰友,世世代代都抱著明確的目標,要在這兒過著修養生息的村落生活。他們堅定地保存自己在寮國生活裡的關鍵差異;例如寮國人習慣坐在地上,但瑤族人習慣坐小矮凳,後者也是我母親一直渴望保留的中式傳統。還有寮國人吃生蔬菜,但瑤族人不吃;瑤族人會煲湯、用筷子炒菜,這點又與中國人相同。瑤族營地裡看不到有人煮肉餅或漢堡。

由於這裡實在有太多東南亞人聚集,於是加州私人菜圃種植的亞洲蔬菜便得以源源不絕地送來。每個夜晚,鄰居們互相分享煮好的菜餚,訪客會抽著水菸聊到夜深。當我看見一位瑤族主人穿著紗龍蹲坐下來,忙著為熟透的長豆去莢或磨利她的彎刀時,我感覺自己平行移動到了初識東南亞文化的印尼高地村莊。這不是我熟知的美國。

其他「開放票現場」的東南亞團體比較沒那麼執著於再造村莊生活;他們當中有些人來自城市,而非鄉村。不過,他們和瑤族仍有個共通點,就是對於我背景裡的美國同化經驗興趣缺缺,甚至一頭霧水。我忍不住想,他們是怎麼逃脫的?我先是佩服不已,繼而也許也有點嫉妒。再後來,我意識到他們其實也被要求同化,只不過是以不同的模式。這就是自由與不穩定生活重回故事的地方:自由整合了廣泛多元的美國公民身分,而且為不穩定的生活提供了官方公認的唯一方向舵。然而,這也代表了日裔人士抵達美國、而寮裔與柬埔寨裔還沒入境前,這個國家與它的公民的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在美日裔人士的普遍同化,是二十世紀晚期「羅斯福新政」(New Deal)頒布後美國福利國家的文化政治促成的。當時政府有權以福利或強制命令去規範大眾生活。移民人士被勸告要加入「熔爐」,抹煞個人的過去,以成為徹頭徹尾的美國人。公立學校就是製造美國人的場所。一九六○年代到七○年代的積極平權政策雖開放讓少數族裔能受公立學校教育,以便找到專業工作,卻也忽略這些人因為種族因素而一向被排除於權力網絡之外的問題。因為同時受到哄騙與監督,日裔美國人因而接受了美國價值。

這種國家福利政策的腐蝕,最能解釋為何「開放票現場」的東南亞裔美國人會發展出相當獨特的美國公民認同。打從一九八○年代中期他們以難民身分抵美開始,美國就已廢除所有國家福利計畫。平權行動被定義成犯罪,公立學校經費遭縮減,工會被趕走,標準就業成了眾人眼中幻滅的理想,更不必談那些初階勞工的處境。即便成功化為美國白人的完美翻版,他們也得不到什麼酬賞,但謀生的危機卻迫在眉睫。

一九八○年代時,難民少有資源可享,而且需要公共援助,但嚴格來說當時的社會福利卻大幅縮減。在許多「開放票現場」東南亞難民眼中視為落葉歸根之地的加州,國家補助那時也以十八個月為限。許多寮國裔與柬埔寨裔的美國人都接受了語言教育與職業培訓,但很少能確實幫助他們就業。他們最終還是得靠自己在美國社會中找出路。只有少數受過西式教育、懂英文或金融的人才有選擇餘地。其他人處境困難,難以找到發揮個人原有資源——好比說能從戰場倖存——的工作。他們入境美國時所背書的自由,必須轉譯成生存戰略。

倖存的經驗於是成為他們的謀生工具。善用它,也有向這種生命資源致意的意味。但這也造成難民之間的差異。不妨思考一下這些差異:一位來自寮國首都永珍、家族從商的女性松茸買家解釋,自己決定離開故國,是因為共產主義不利經商利潤。永珍位在湄公河畔,對岸即是泰國;而離開,意味得在某個深夜游泳渡河。她有可能遭人槍殺,而且還得帶上小女兒。儘管危險重重,逃離的經驗卻告訴她必須把握機會。把她推向美國的自由,就是市場的自由。

相較之下,苗族採集者堅信自由就是反對共產主義、擁有民族自治。「開放票現場」的老一輩苗族人曾在寮國為王寶將軍所帶領的中央情報局軍隊而戰。中年的苗族人則在共產黨人勝利後,花了數年時間往返泰國難民營與寮國叛軍營。這兩道生活軌跡都結合了叢林生存與民族政治的忠誠。它們就是苗族美國人在美生活時派得上用場的技能,一種以親屬為基礎、廣為人知的投資方式。有時,這一類的承諾(commitment)要靠在野外生活才能振興。

每個與我對談過的人,無不刻意將自己的謀生之道與民族、政治的故事連結在一起。「開放票現場」裡沒有人認為移民就是非得抹去個人的過往、成為新美國人不可。一名來自柬埔寨東北部的寮國人,夢想能在柬埔寨與寮國間靠開貨車維生。另一名來自越南的高棉人則因家人曾越過邊界保護柬埔寨,因此認定自己繼承了愛國精神,而那能讓他成為優秀的軍職候選人。這些夢想雖然許多將來仍未能實現,但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說:這都不是我們依然稱之為「美國夢」的新起點。

你越仔細凝視,越會覺得成為美國人、重新開始的概念似乎很奇怪。那麼,這個美國夢究竟是什麼?那顯然不只是經濟政策的影響,那有沒有可能是成為基督徒、以美式風格的變形方式,讓罪人向上帝懺悔,決心消除過往罪惡的生活痕跡?美國夢需要一個人放棄舊自我,也許這可算是一種形式上的信仰轉換。

自美國獨立戰爭以來,新教徒復興主義一直是美國政體裡的「我們」的重要組成。更有甚者,新教教義指導了二十世紀的美國世俗化過程,以拒絕狹隘的基督教、倡導無標籤的自由主義形式為目標。哈丁(Susan Harding)便指出二十世紀中期的美國公共教育是如何受到世俗化計畫的影響,某些基督教版本在當中成了宣揚「寬容」的例子,其他版本則被限縮解讀成歷史早期遺留的異國殘物。結果在此世俗形式裡,宇宙論政治學超越了基督教,要當美國人你就必須改變信仰,但信仰的對象不是基督教,而是美國民主。

二十世紀中期裡,「同化」就是美國新教徒世俗主義的目標。移民必須「改變信仰」,必須徹底浸淫在美國白人的行為表現與語言習慣當中。語言尤其重要——它是一種訴說「我們」的能力 。這就是為何我母親不讓我學中文。好比說,從我的美國狀態朝外窺探,會是邪惡的象徵。這是二戰後襲擊日裔美國人的改變信仰浪潮。

那不見得是要你成為基督徒。我合作的日裔美國人大都是佛教徒。確實,佛教「教堂」(很多教徒都這麼稱呼)凝聚了社群,我到訪的那一間就是個奇特的混合體。每週禮拜用的廳堂前,有一座色彩繽紛的佛教祭壇,其餘空間仍和美國新教教會一模一樣,有成排木製長凳,椅背有空格置放讚美詩與公告。地下室是用於週日日課、籌備晚餐與點心義賣的空間。這個聚會核心人物還是日裔美國人,但他們很自豪自己教會裡有個法師是白人,這位白人法師的佛教信仰增強了大家的美國認同。這個佛教徒集會的「美國版」皈依之道,提倡的是清楚易辨認的宗教風格。

反觀「開放票現場」的東南亞難民,從宇宙論政治學來說,他們也受到轉化而改信了美國民主。他們每個人都已在泰國難民營裡經歷過轉化儀式——那是一場決定他們能否入境美國的面試。面試裡,他們被要求支持「自由」,並表現出反共產主義的證據,否則就會被視為脫離美國價值的異國敵人。為了入境,就要嚴正主張自由的必要性。難民們或許不太懂英文,但他們需要懂得「自由」這兩字。

此外,「開放票現場」有些瑤族與苗族美國人確實已改信基督教。然而,就像皮爾遜(Thomas Pearson)在北卡羅萊納州遇見蒙塔格納德——竇加人(Montagnard-Dega)越南難民之後指出的,從美國新教徒觀點來看,這些人的基督教儀式還真奇怪。對美國新教徒來說,改信的重點在於能把「我曾迷失,但現在我接受了上帝」這種話說出口。然而這些難民們念念有詞的,反而是「共產黨士兵瞄準我,但上帝讓我隱形」、「叢林戰讓我家庭破碎,但上帝讓我們團聚」。在此,上帝彷彿是土生土長的神靈,能抵禦危險。我遇到的改信者無須經歷內在的轉化,而是透過支持自由來獲得保護。

對比再次出現:一個向心(向內旋)的改信邏輯,把我的家人與我身邊日裔美籍朋友帶進一個廣泛、無所不包的美國同化世界。然而帶動「開放票現場的東南亞難民」的改信邏輯,卻是離心(向外旋)的,但因為自由這個邊界物件而凝聚為一。這兩種改信模式並存著,而推進兩者公民政治的歷史浪潮卻各有千秋。

於是,似乎可預見的是,這兩類松茸採集人不會混雜共處。日裔美籍人士在日本松茸進口熱潮興起時選擇了商業採摘,但到了八○年代,就被白人與東南亞採菇人所取代。現在他們採集松茸不為生意,只為朋友與家人。松茸是珍貴禮物與食物,確立了日本的文化根基。松茸採集也很有趣,是長輩展現知識的場合,也是孩子在林中玩耍的機會,對所有人來說更是共享午餐便當的美味時刻。

這種休閒活動能存在,是因為我身邊這些日裔美國人都已進入城市就業的階級利基。正如之前解釋過的,當他們從二戰拘留營獲釋返家時,已經失去原有的農地。不過很多人仍盡可能地回到原本熟悉的地方定居,有些成為工廠勞工,得以加入新興聯合工會。有些開起小餐館或到旅館工作。那是美國人財富成長的年代,他們的孩子上了公立學校,當上牙醫、藥劑師與商店經理;有些與美國白人結婚。不過,他們會彼此保持聯繫,整個社群相當緊密。即便現在已無人須靠松茸支付生活所需,松茸依然維繫著這個社群。

這個社群最喜愛的其中一處松茸森林,就是一座松樹羅列、苔蘚覆蓋的山谷,現場地表光滑潔淨,足以媲美日本寺院的地面。對於能為人類與自然謹慎地維護這麼一個區域,這群日裔美國人感覺十分光榮。甚至連已逝友人的採集區,他們都能細數且予以尊重。可是九○年代中期,一個來自「開放票現場」的大膽白人買家卻帶了一大批商業採集者進入這個區域。這些採菇人沒有謹慎採收的習慣,大面積踩踏才完成一天的採集,結果破壞了青苔,把現場弄得一團糟。一場對峙接踵而至。日裔美國人找來森林局主持公道,局處以國有森林內禁止從事商業活動為由規勸買家;買家則指控局處種族歧視。「為何日本人能享有特權?」這位買家說給我聽時還是滿腔不悅。最後,森林局關閉了該區的森林採集,買家則返回松茸拍賣會場。不過,一旦執法單位離開,商業採集者還是會偷溜進來,所以日裔與東南亞裔兩方的敵意至今仍暗自沸騰。他們顯然是兩種不同的亞裔美國人。一位日裔美國人理所當然般打趣說,「這森林曾經很棒,直到亞洲人到來」。這指的是哪一種亞洲人?

且讓我回來談談東南亞採集人的自由。確實,在能躲開懲誡的前提下,自由也包含潛入禁地採集。但自由不是個人的膽大妄為而已,它也銜接了新興政治的形成。我自己身為一種同化產物,當發覺二十一世紀裡還有人——尤其是那些自覺遭遺棄或被遺忘的鄉村白人——對這段歷史演變懷有強烈憎惡感時,我確信自己不是唯一驚訝的人。有些白人採集者與買家會稱自己的立場是「傳統主義」;他們反對融合;他們欣賞自我價值,但不想受他人污染,他們也將之稱為「自由」,但這並非多元文化的表現。然而,諷刺的是,這卻推了美國一把,因而實現有史以來最具世界性代表的文化組成。

新的傳統主義者反對種族融合,也反對提供國家福利以促進融合——亦即反對強制同化。當他們拆解同化狀態時,新的組成卻應運而生。沒了中央的安排,移民與難民只能抓緊自己謀生的最佳機會:那就是他們的戰爭經驗、語言與文化。他們透過最簡單的詞彙「自由」,加入美國民主世界。他們確實是自由的,能繼續跨國政治與貿易活動;他們甚至可能密謀推翻外國政權,把個人財富賭注押在國際潮流上。與早期移民相比,他們無須思忖如何從內而外地變成美國人。在福利國家政策結束之後,這個同期出現、置身在動盪的多樣性裡的自由日常事務把握住了良機。

全球供應鏈裡難道還有更好的參與者嗎?這裡有現成的節點與積極的創業者,無論有無資本在手,都有辦法動員自己的民族與宗教同胞,填補所有想像得到的經濟利基。再也無須薪資與福利了。基於社群共同的理由,整個群體都可動員起來。普遍的福利標準似乎也無所謂了。這些都是屬於自由的任務。然而請注意,資本家們此刻想找的,是殘值積累。

相關書摘 ►《末日松茸》:跟隨松茸,我們就能找到在失調環境裡共存的契機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末日松茸:資本主義廢墟世界中的生活可能》,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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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娜・羅文豪普特・秦(Anna Lowenhaupt Tsing)
譯者:謝孟璇

當地球進入「人類世」,資本主義搖搖欲墜,不穩定性已成生活常態,經濟再難有進步可能,自然又遭受嚴重破壞……
身處如此廢墟世界,人類該如何自處?又該何去何從?
——也許,這答案就藏在一朵蘑菇當中!

松茸,這個僅見於北半球的奇特菇菌,是世上身價最高的蕈類之一。它藉由自身滋養樹木的能力,協助森林在受人類侵擾的地區猶能茁壯。而在日本,松茸之於文化及社會的意義,早已遠遠超越它的菇蕈身分,潛入歷史懷舊雅趣以及建構人際網路的領域。儘管如此珍罕價昂,松茸卻完全無法由人工栽植——它在林中現蹤與否,全憑機緣與巧合。

在橫跨日本東京與京都、美國奧勒岡州、中國雲南,以及芬蘭拉普蘭地區的田野調查中,加州大學人類學教授Anna Lowenhaupt Tsing藉由尋溯一條微小、罕為人知的商品供應鏈,從經濟活動、生態科學和人類學三個面向,追蹤松茸如何在美國廢棄的工業林地悄悄破土而出,經遁入山林尋求自由的瑤族、苗族與東南亞裔尋菇人採集,再由買手憑藉技巧購入,之後累積層層價值「轉譯」進入日本,經中間人穿針引線,化身為帶有強烈象徵意涵的饋贈物件,在成為桌上珍饈前傳達贈禮者不言說的訊息。

松茸在濃縮如此奇特的跨地理、跨文化轉譯過程之際,也投映出一個更宏觀的提問——在邁進「人類世」的此刻,不強調發展與進步的資本主義會是什麼模樣? 人類是否能與各物種保有互不和諧、但又無須掠奪的和平共存?

《末日松茸》以嶄新且深刻的方式,呈現一位人類學者對於社會和生態的原創觀點,見解透徹而犀利,同時串聯起各個互異卻又相通的領域,引人思索人類在經濟不穩定且環境惡劣的末世環境裡,如何打破固有的本我意識,與其他國族、文化、甚至物種等「他者」共生共榮,以及我們苦苦追求的「進步」意義究竟為何,是否仍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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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