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祖國的召喚」,星馬華人是如何看待「中華民族」的認同?

面對「祖國的召喚」,星馬華人是如何看待「中華民族」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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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報導稱,一個崛起的中國,可能會把新加坡華人在文化上對中國的現有親近感轉化成對「祖國」的忠誠,從而破壞精心安排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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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杜晉軒

8月5日,美國《紐約時報》以〈「祖國」的召喚?新加坡警惕中國向華人施加影響力〉爲題報導,指稱中國政府借僑務工作統戰新加坡華人,以占75%新加坡560萬人口的華裔作爲中國在區域發揮影響力的媒介。

報導中引述了新加坡前官員與學者說法,稱擔憂新加坡華人「華僑化」,反映了他們憂心建國僅53年的新加坡,會因國內華裔族群的國族認同變化而發生族群危機。

《紐約時報》報導稱,一個崛起的中國,可能會把新加坡華人在文化上對中國的現有親近感轉化成對「祖國」的忠誠,從而破壞精心安排的平衡。

這所謂「精心安排的平衡」,是指新加坡建國以來,維持在區域複雜的種族、宗教、國際政治間的「超然」地位。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之所以以馬來文作爲官方語言,以及建國後打壓有左派勢力的華校,是爲了安撫馬來西亞、印尼等鄰國,保證新加坡不會成爲中共的第五縱隊根據地,當時正值冷戰反共時期。

另一方面,新加坡直到1990年才與中國建交,是最後一個與中國建交的東盟創始成員國,也是爲避免給鄰居國形成親中「急先鋒」的印象。

如今,隨著中國提出「中國夢」,無可避免地喚起了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情結,同時隨著今年三月原屬中國國務院的僑務辦公室,被並入中共統戰部後,也給一直對「中國崛起」抱有憂慮的西方國家起了警戒心。而對建構以「新加坡人」爲主體國族意識的星國官方而言,中國對海外華僑華人的招手無疑會給他們的國族建構工程帶來挑戰。

雖然星國多年來推行的英語教育已一定程度削弱了新加坡華人的中華文化意識,但近年仍有不少改革開放後移民到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

海外華人的多元認同

「國家認同」其實是近代民族國家形成後才有的概念,而中國大陸是一直到1980年才推出不承認雙重國籍的《國籍法》,在此之後中國大陸官方所明確定義的「華僑」僅指旅居海外並擁有中國(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中國公民,而華人和華裔則是指沒有中國國籍的海外華人。

由於華人的移民歷史相當悠久,並與原鄉(即今日所稱的祖籍國 / 祖籍地 / 僑鄉)多持續保有各種各樣,感情或經濟上的聯繫,因此形成了國籍上對出生國的認同,以及對祖籍國(中國大陸)同樣保有一定情感的「類似雙重認同」的情結。當然也有已在海外出生多代,對中國已無文化概念的華人。

而爲維繫海外華人與在中國大陸祖籍地的文化關係,中國大陸涉僑部門多會與海外華人的社團合作,組織各種辦到訪祖籍地的「尋根」活動。 《紐約時報》在報導中也不諱言這類活動並非中國獨有,如與以色列通行的生存權(Birthright)計劃有一些相似之處。

民族國家、主權國家是西方在近代才發明的概念,在主權疆界形成以前,華人在亞洲各地是自由流動的,即使到了異地,心中的國家認同仍有可能停留在中國。也因爲華人族群擁有悠久的移民史,在二戰後主權國家林立之後,「中華民族」這「想像的共同體」便與「主權國家」這概念相互碰撞或者融合,因此也就有《紐約時報》所稱的「祖國」的召喚。

而對「中華民族」的文化聯繫的看重,是不少西方世界看待境內華人與中國關係的重點,但此同時,對於已與移入國産生主權國家認同的海外華人來說,如何脫去這層「中華民族」外衣,却也是其試圖努力的方向。

海外華人與祖籍國關係引起質疑

新加坡外交部前常任秘書比拉哈利・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對於中國政府或政府相關力量在星國華人間的影響力感到擔憂,其稱「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存在的問題,風險非常大。」

有鑒於中國前駐馬來西亞大使黃惠康曾在2015年9月在吉隆坡茨廠街(類似唐人街的觀光景點)時發表言論,一度掀起馬國質疑其干涉內政的言論風波,被認爲是對中國問題敢言的新加坡外交官考斯甘坦言,有過這樣的先例,新加坡就不能不警惕。

黃惠康的言論風波發生在馬國族群關係緊張之際,當時黃惠康選在此「敏感時刻」對馬國華社稱「中國政府反對任何形式的針對特定種族或族裔的種族主義和極端主義,反對破壞社會公共秩序和社會穩定的嚴重暴力事件」。此說法隨即引發馬國的不滿情緒,質疑中國干涉內政。

此外,黃惠康事後還稱「我在這裡重申,不管走到哪裏,不管延續多少代,海外華人和華僑,中國永遠是你們溫馨的娘家」。

也許意識到了中國崛起對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影響。新加坡人力部長兼內政部第二部長楊莉明曾在2016國會辯論上提醒「華族新加坡人雖與中國人在語言和文化習俗等方面相近,以至被誤認爲是僑居海外的中國公民,但實際上,華族新加坡人是華裔,而非華僑,是擁有獨立國籍、效忠及身份的華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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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馬國華人的認同,如今某程度上已產生一定的變化,明顯的例子是今年5月馬國政權輪替後,馬國新政府委任了華裔背景的前民主行動黨秘書長林冠英擔任財政部長,當林冠英在國際記者會被中國記者問道身爲華人財政部長有何改革方針時,林冠英澄清自己首先是「馬來西亞人」,而不以「華人」自居。

因此對於中國官方或民間有意無意輸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觀念,對於國族認同已在地化的部分新加坡或馬來西亞華人而言,一方面是忌諱其他族群的異樣眼光,一方面也是個人心中已「本土化」的國族認同,對於所謂「中華民族」的觀念會保持一定距離,不一定會如西方媒體所言全然會被「統戰」。

但另一方面,從新加坡華人和馬來西亞華人的例子可發現,其對國族認同的效忠處於自我質疑與被動質疑之間游離,一方面得在所受教育的「主權國家」的概念底下,國際對所屬的國籍國保持效忠,另一方面又得小心翼翼地在「祖籍國 / 祖籍地」的文化紐帶保持關係,以免被主流族群質疑效忠。

新加坡華僑華人研究學者廖建裕曾在2016年就指出,中國新一届領導人加大力度推行僑務政策,似乎有意模糊「華僑」與「華人」的國籍界綫,這對海外華人「未必有好處」,因當局勢相對穩定時,東南亞國家與中國可以各取所需,但一旦發生經濟危機或南海問題引發衝突,一些國家可能再現「反華」情緒以致華人成爲代罪羔羊,而屆時將考驗中國是否會干預。

本文獲多維新聞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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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牧宜
核稿編輯:吳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