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末世義兵(一):明成后與大院君的宮廷權鬥

朝鮮末世義兵(一):明成后與大院君的宮廷權鬥
Photo Credit: Republic of Korea@Flickr CC BY SA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韓國義士安重根在1909年擊斃日本明治維新元老、首任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行刺理由之一是「殺死明成皇后。」這位皇后究竟是何人也?為何她的死,會掀起19世紀後半葉朝鮮末期義兵抗爭之舉呢?

我常說韓國人被害意識深重,此被害意識其來有自,單舉朝鮮王朝歷史為例,我們即可以看到朝鮮半島作為中國藩屬國,諸事都要聽從天國皇帝的話,命令行事。儘管來到近代,日本帝國假借幫助朝鮮獨立之名,實則為殖民侵略,這樣的悲痛,在21世紀韓國當地層出不窮的慰安婦事件、電影內的日本鬼子形象、韓日運動競技場上的「國仇」較勁,都可輕易明顯地見到。

甚至在我之前的撰文,韓國義士安重根(안중근,1879—1910),他在1909年10月26日上午9:30左右,於哈爾濱火車站擊斃日本明治維新元老、首任內閣總理大臣,同時也是曾任朝鮮統監的伊藤博文(1841—1909)之義舉,最後被捕,於當年十一月初押送至旅順日俄監獄審判,他對他所行刺的伊藤博文,提出15項重大罪狀指控之,其中有一條,即牽動著朝鮮王朝末期義兵之舉——「殺死明成皇后(即閔妃)。」

那麼閔妃究竟是何人也?為何她的死,會掀起19世紀後半葉朝鮮末期義兵抗爭之舉呢?這就得從「乙未事變」(을미사변)言起。

乙未事變指得的是1895年八月,日本人虐殺朝鮮王朝國王高宗(고종,1852—1919)之明成皇后(명성황후,1851—1895)閔茲暎(민자영)事件。在朝鮮第25代國王哲宗(철종,1831—1863)去世,宮內鬥爭紛起,與安東金氏對立的神貞王后(前代王憲宗之母),指定與安東金氏沒有關係的「翼成君」(익성군)作為第26代國王即位,即後來的高宗。

但當時高宗1863年登基時,年僅十歲多,實際的權力仍由其父興宣大院君(흥선대원군,1820—1898)所掌握,就歷史評價來看,興宣大院君權力欲望強烈,除了攝政行鎖國政策外,對內也曾壓制東學宗教團體,如他於1864年斬殺東學道教祖崔濟愚(최제우,1824—1864),引起境內紛爭。

對外,興宣大院君也一視同仁地強力鎮壓外國宗教與勢力,如高宗三年(1866)一月,興宣大院君下令在朝鮮島內,強力取締邪教天主教,總共逮捕了近12萬人,其中包含了12名法國傳教士,爾後隨即處決上萬名天主教徒與家屬,其中包括9名法國傳教士,史稱「丙寅邪獄」(병인사옥,又稱「丙寅迫害」병인박해),這樣的舉動當然引起法國不滿,派兵前來攻打朝鮮,導致後來的「丙寅洋擾」(병인양요)。

此外,興宣大院君越權攝政之際,也發生與美國商船衝突的「舍門將軍號事件」(제너럴셔먼호 사건,1866)、爾後美國報復的「辛未洋擾」(신미양요,1871)等,許多重大外交事件。儘管這幾場洋擾,都是朝鮮方打勝戰佔上風,甚至大院君在朝鮮境內,也大設「斥和碑」來警告西方等舉動,都可看到他的強硬態度,但朝鮮半島面對西方勢力的侵入,已經是不可避免的趨勢,然而這已經是另一段未來值得書寫的故事了。

具有強烈權力欲的興宣大院君,之所以後來會跟日本人搭上線,其來有自的。早在1873年,高宗年滿20歲之際,其妻閔妃就看到興宣大院君意謀不軌,於是聯合了安東金氏、豐壤趙氏,以國王高宗已經成年,有能力「國王親政」為由,排斥大院君再繼續攝政,應該把政權還給高宗。當年度11月5日,高宗也宣布「親政」,不准大院君再入宮干預政事,大院君漸漸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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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興宣大院君|Photo Credit:Hulbert, Homer B.@Wiki Public Domain

但走了一位大院君,來了一位閔妃,閔妃的干政程度似乎不輸大院君。根據史實記載,當時閔妃排除異己,扶植親信,朝廷內充滿了許多「閔氏」人物,諸如閔謙鎬(민겸호,1838—1882)、閔台鎬(민태호,1834—1884)等人,集結成「閔氏集團」,他們貪汙腐化,欺壓百姓,甚至最著名事件,即當閔妃生下王世子李坧(이척,1874—1926,即後來「純宗」),要遍祭境內金剛山等一萬二千峰,各峰施以米一石、布一匹、清錢千兩,勞民傷財。

另一方面,歸隱的大院君仍心繫朝鮮王朝未來,諸如1876年一月,日本使臣黑田清隆(1840—1900)、井上馨(1836—1915)率軍艦來到江華島,以雲揚號事件為藉口,迫朝鮮放棄鎖國政策,且與之簽訂條約。但對於歷經洋擾,又大勝洋軍的大院君,怎麼可能眼看朝廷輕易答應倭寇要求呢,於是他上書抨擊,要求高宗與日本一戰,甚至還派人前往簽約地江華島,詰責申櫶(신헌,1811—1885)等談判官員,阻止朝日建交。但後來高宗與閔妃仍於當年二月,和日本簽訂下《江華條約》,開放釜山港,讓日本取得了自由勘測朝鮮海口、領事裁判權、貿易等權利。

爾後,1880年朝鮮又開放元山,做為對日貿易通商口岸,隨著釜山與元山兩港開放,讓日本在朝鮮半島奠基下貿易的穩定基礎,也漸漸控制朝鮮經濟命脈。此外,1882年,朝鮮也在各國勢力逼迫下,與美、德、英等國家,簽訂友好通商關係條約,鎖國政策漸漸崩壞。

外患加上內憂,朝鮮王朝政局不穩,1882年七月朝鮮京城五營士兵,因連續13個月沒有領到餉米,聚眾沸沸揚揚,儘管官方當局緊急地把剛運到京城的米發放下去,但米中摻雜大量砂糠雜物,不堪食用,憤怒的士兵前去與庫吏理論,又被朝廷強力鎮壓,雙方發生大規模衝突。大院君眼看機不可失,憑著累積已久不滿的民氣,發動「壬午軍亂」(임오군란)領軍入宮,試圖推翻閔妃,重新掌握政權。兵變之時,閔妃眼見勢況不對,趕緊打扮成宮女逃往外地,7月25日,高宗召大院君重新入宮,委託主政,然而重新回到宮內的大院君,無疑地就是要消除閔氏勢力,「擒賊先擒王」的大院君,不顧高宗與眾臣反對,宣稱亂政主謀者閔妃「已死」,強替生人舉行國葬,兵變士兵方才甘心撤出王宮。

然而,這場兵變平心而論,如同國內知名學者林明德,於《袁世凱與朝鮮》一書內所指出的,朝鮮才剛進入國際社會,隨即發生壬午事變,其事變之直接導因,雖為閔氏集團與大院君派的權力傾軋,但根本原因仍是朝鮮社會的貧窮,與日本侵略所致。

發生兵變後,中國以宗主國撫綏藩屬國之往例,立即出兵代朝鮮戡亂之最重要的主因,當然是為了防制意圖不軌的日本,同時清朝此次派兵,也是自元朝後,中國干預朝鮮內政最積極的表現,儘管明朝曾經援助過朝鮮,但並未干涉朝鮮當局之內政,壬午事變可說是中國改變對朝鮮政策的轉捩點。爾後,中國的朝鮮政策乃驟轉積極。

有此歷史脈絡下,清朝朝鮮事務大臣吳長慶(1834—1884)、幫辦大臣袁世凱(1859—1916)率兵來到朝鮮,平定此場兵變,迎回閔妃重新執政,且將上位才33天馬上就下台的主謀者大院君,押到天津保定府監禁三年,直到1885年才釋放回國。

然而,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清朝幫朝鮮當局平定壬午軍亂政變,馬上就換來朝鮮一紙《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增開仁川港(1883)為對外通商口岸,獲得了領事裁判權和海關監管權,並於仁川、元山、釜山等港口城市設立了清朝租界;而在壬午軍亂保護閔妃有方的日本,也在8月30日和朝鮮簽訂了《濟物浦條約》(1882),該條約使日本名正言順地獲得「保護」朝鮮的駐兵權——朝鮮半島門戶大開。

風水輪流轉,1884年12月4日,朝鮮政壇又發生「甲申政變」(갑신정변)。這場政變仍與日本有關,日本利用朝鮮親日派發動政變,目的在於剷除朝鮮事大黨勢力,蕩除閔氏政權,其根本乃是要推翻中國宗主國地位,進而建立以非戚族為中心的親日政權。但事變第三日,又被駐朝清軍將領袁世凱等人平定。

亂平之後,朝鮮上下歡欣鼓舞,萬分感激中國駐防營的「威德」,袁世凱更受到朝鮮人民歌頌,意氣風發的袁世凱在下都監「發號施令」,重建舊秩序,恢復閔氏政權,不久又率副營駐守玉宮,指導朝鮮朝政,儼然成為朝鮮的「監國」,使朝鮮諸臣「環繞左右,聽其指揮」,聲勢譽望,盛極一時。

1891年,袁世凱更進一步地認為,高宗昏庸無能無利國運,勸高宗禪讓於世子李坧,且推薦德高望重的大院君來輔政。高宗擔心不已,閔氏一族也倍感威脅,但又不得不從,遂命儲君代理聽政,兼以保全自身的權勢。

然而,宮廷政局不安定,民間也是如此,東學黨農民針對社會貧窮、不平現象發出怒吼聲,起義勢在必行……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