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學重探》:冷戰格局中的個人安妥,張愛玲後期文學書寫

《張愛玲學重探》:冷戰格局中的個人安妥,張愛玲後期文學書寫
此照為張愛玲1954年於香港所攝|Photo Credit: 北角英皇道蘭心照相館@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大陸,她完全遭到屏蔽,為其時開始修訂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所排拒。與之相反,她開始為台灣和美國華人學術圈所關注,她的反共姿態及以個人書寫抵抗宏大敘事的方式,與後者相吻合,為他們提供重寫現代中國文學史及其相關規則的案例,因之備受推崇。

文:姚玳玫

1952年夏天,張愛玲離開中國,這是她對大陸政治現實的一種自主抽離。《浮花浪蕊》寫及洛貞從深圳過境的感受:

羅湖的橋也有屋頂,粗糙的木板牆上,隔一截路挖出一隻小窗洞,開在一人高之上,使人看不見外面,因陋就簡現搭的。……她拎著兩只笨重的皮箱,一步一磕一碰,心慌意亂中也像是踩著一軟一軟。……橋堍有一群挑夫守候著。過了橋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腳夫顯然認為還不夠安全,忽然撒腿飛奔起來,倒嚇了她一大跳,以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著跑,緊追不捨……

「自從羅湖,她覺得是個陰陽界,走陰的回到陽間,有一種使命感。」如果說洛貞是張愛玲的夫子自道,「走陰的回到陽間」的死裡逃生感,已表明她在那一刻的政治取捨及其自我放逐的難民定位,且油生一種使命感。

從那一年起,她終於可以「安全地隔著適當的距離崇拜著神聖的祖國」,或稱,可以隔著安全的距離審視和言說自己的祖國了。1949年底,大陸與台灣的分權統治開始,之後幾年間全球性冷戰陣營迅速形成。海峽兩岸政權背後的支持者由幕前轉入幕後,由真槍實彈的戰爭轉入文化宣傳的冷對峙。香港成為新一輪政治角力的中間地帶,布滿各式為冷戰服務的間諜機構,一種網及政治、經濟、文化方方面面的冷戰背景已經形成。

一、投石問路與政治表態

張愛玲怎樣應聘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簡稱「美新處」),至今未見有確鑿的資料。宋淇說:「張愛玲一九五二年由滬來港,初期寄居女青年會,靠翻譯工作維持生活。」實際上,張愛玲1952年8月到香港大學復學,11月離開港大去日本,三個月後從日本回來,那應該是1953年2月前後了。離開港大,寄居女青年會,靠翻譯為生,是1953年的事。

1953年初,離開港大的張愛玲受聘於香港美新處——「支持美國的外交政策」的美國政府在港頭號冷戰機構。麥卡錫事後回憶:「愛玲不是美新處的職員。她與我們協議提供翻譯服務,翻譯一本就算一本。」與美新處合作,提供翻譯服務,除了謀生,是否還有別的考慮?比如,尋找「赴美捷徑」?拓展寫作新空間?美新處特殊的政治背景,肩負的「中國報告計畫」(「從事反共的宣傳」),張愛玲的受聘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麥卡錫說:「我們請張愛玲翻譯美國文學,她自己提議寫小說。」寫小說是她自己的建議。宋淇也說:

她一方面從事翻譯,一方面還在撰寫和潤飾第一次用英文寫作的小說《秧歌》。起先她很少在我們面前提起這本書,……那時我們認識不久,友誼還沒有發展到日後無話不談的地步。等到有一天她讓我們看時,已是完整的初稿了。

《秧歌》是受聘美新處之前抑或之後動筆的?1949年7月第一屆文代會之後,張愛玲參加過土改隊,在北方鄉下住過三四個月,《秧歌》的構思及草稿,也許那時就開始了?它即便是在香港寫的,來港前至少已有構思或腹稿?

《秧歌》是張愛玲真正意義上用文學參與國家政治敘事的開始。寫土改背景下人為饑荒的災難,是一種關涉政治、經濟諸命題的大敘述。只是她將這種災難落實為個人的「體己事」,突顯個人在政治大變局中的位置和困境,血緣親情在政治統制、物質資源匱乏乃至個人權益受剝奪中的隕落。從家常溫飽寫起,依據日常生活邏輯來鋪排。筆觸綿密,層層鋪墊,悲劇的發生也顯得水到渠成。

從縱向來看,《秧歌》與《小艾》有其底層勞動者生活想像的連貫性,儘管兩者的政治指向恰好相反。在新社會背景下,上海女傭終於回鄉。張愛玲仍用寫《小艾》那種新環境與舊人物相嵌合的筆法,寫個人在時代裹挾下趔趄著走的情形。金花當新娘了,「她穿著厚墩墩的新棉襖,身上圓滾滾的,胸前佩著一朵大紅絹花,和勞動英雄們戴的一樣,新參軍的人在會場裡坐在台上,也是戴著這樣的花」。勞模戴的紅花被移植到婚禮上,「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國家敘述滲透於個人生活中,獲得一種似是而非的置換。

(王同志)把棉制服穿得非常髒,表示他忙於為人民服務,沒有時間顧到自己本身。亮晶晶的一塊油泥,從領口向下伸展著,成為一個V字形。他也仿照老黨員中的群眾工作者,在腰帶後面掖著一條毛巾,代替手帕,那是戰爭期間從日本兵那裡傳來的風氣。金根也仿效著這辦法,在他的褲帶後面掖著一條毛巾。……他有點害羞,彷彿在學時髦。

流行裝束背後有其政治學內容,透出社會風氣對個人的模塑。能說會道的譚大娘短短幾年已能自如說出一套新話:「咳,現在好嘍!窮人翻身嘍!現在跟從前兩樣嘍!要不是毛主席,我們哪有今天呀?要不是革命黨來了,我們窮人受罪還不知要受到哪年呵!」但生活窘境不斷動搖他們的這種配合。譚大娘藏豬床上逃避捐徵,月香想藏點私房錢以應對變故,金根和其他農民的暴動搶糧,餓肚子的事不是說幾句話就能解決的。「飢餓的滋味他還是第一次嘗到。心頭有一種沉悶的空虛,不斷地咬嚙著他,鈍刀鈍鋸著他」。回鄉的月香「感覺日常的一切都有點兒不對,不對到恐怖的程度」。這種恐怖在日常口角中慢慢積聚、蔓延,終於把事態逼上了的高潮。

用夏志清的話說,「《秧歌》是一部人的身體和靈魂在暴政下面受到摧殘的記錄」;她著眼於「一個普通的人,怎樣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制度下,無援無助地,去為著保存一點人與人之間的愛心和忠誠而掙扎的過程」;它「巧妙地保存了傳統小說對社會和自我平衡的關心」。胡適也稱它「寫得細緻,忠厚,可以說是寫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由家庭生活、個人溫飽切入的政治敘述,既符合張愛玲處理文學與政治關係的一貫主張,也是她自跨出國門之後首次「向國家機器(左右不論)交代心事」,那是她「思辨政治與文藝轇轕」的重要文本,是她家、國敘事的對接。

如果說《秧歌》由「家」述「國」,經由月香家及其親戚在新社會的掙扎,浮現一段大歷史,《赤地之戀》(以下簡稱《赤地》)則以「個人」述「國」,經由劉荃在剛解放五年間,從下鄉參加土改到回上海參加「三反」、「五反」到赴朝抗美的經歷,以新政權編制內的異己者,見證這段歷史。前者夾雜大量的家長裡短的非政治性的日常鋪陳,後者則基本是一個有政治判斷力的個人對現實從懷疑、審視到離心離德的指控,一種經由個人指控國家的敘事。至此,張愛玲完成其從「家」敘述向「國」敘述的轉換。

《赤地》將個人擺在高壓的政治經緯中來寫,將私人經驗帶進政治公共視域中,在政治的公共性宰制中注視個人境遇。作為政府工作人員,這群人物的兒女私情、個人友誼均為政治巨掌所拿捏,「出賣」成為人與人關係的流行色。弱小的個人在政治強大履帶的碾壓下隕落,唯一能做的,是以螳臂當車式的抵擋和疏離來對付這種宰制。小說到處流淌著離心離德的文字。劉荃和張勵乘火車過黃河鐵橋,聽說常常有游擊隊或特工人員炸毀鐵橋,劉荃心裡想:

真要是那樣倒又好了,至少可以覺得中國的地面並不是死氣沉沉。但是恐怕不見得有這樣的事。不過,也不怪共產黨這樣神經質——不要說中國才解放了一兩年,就連蘇聯,建國已經三十年了,尚且是經常地緊張著,到處架著機關槍,經常在戰鬥狀態中,每一個國民都可能是反動分子與奸細。

小說最後,朝鮮戰場上被俘的劉荃在戰俘營中作了回國的選擇,「他要回國,離開這裡的戰俘,回到另一個俘虜群裡。只要有他這樣一個人在他們之間,共產黨就永遠不能放心。」意氣用事的個人「反動」,扭曲而誇張的反派書寫,帶來敘述的破碎和失真,文學分寸感和節制感漸失,某種程度上落入反共文宣的公式化窠臼。

一直以文學規則把控自己的張愛玲,至《赤地》幾乎有些失控。政治表達熱情的高漲,直接間接地傷損了文學。事後有兩種說法頗為牴牾:宋淇和張愛玲本人都多次稱《赤地》「大綱由別人擬定」,多少在推卸其藝術失真的責任。而香港美新處處長麥卡錫則說:「《秧歌》之後,她還有話要說。當時我們期待張愛玲繼續翻譯美國文學,她自己要寫《赤地之戀》。」兩種說法道出了事情真相的兩個側面:一是較之《秧歌》,美新處對《赤地》加強了「授權」、約束的力度:二是比起翻譯,張愛玲本人更願意寫《赤地》。她說:「我逼著自己譯愛默森,實在是沒辦法。即使是關於牙醫的書,我也照樣會硬著頭皮去做的。」「譯華盛頓.歐文的小說,好像同自己不喜歡的人說話,無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寫《赤地》她則全力以赴,宋淇說,「她對《赤地之戀》並沒有信心,雖然寫時態度同樣的認真」。「愛玲當時把全副精神放在《赤地之戀》上,同時在申請移居美國,根本沒有心思寫劇本」。張愛玲也稱,在香港「寫作的速率已經打破自己的紀錄」。

從上述情況看,《赤地》是美新處與張愛玲默契合作的結果。前者的嚴管與後者的熱情回應可能是同步的,只是隨著政治涉陷的加深,尤其是《赤地》營銷情況不理想之後,才引發張愛玲對「授權」的抱怨。及至英文版,張的抱怨更直接:「寫《赤地之戀》(英文)真怨。Outline公式化——好像拚命替一個又老又難看的婦人打扮——要掩掉她臉上的皺紋,吃力不討好。」面對英語讀者,政治指向的清晰度要求更高,小說的家常質地更難顯現,讓張感到無奈。這是文學涉足政治的卡掐。

由《秧歌》和《赤地》而攪入的冷戰漩渦,為剛踏出國門的張愛玲設定了日後的道路,也讓她實現了離國後從生存空間到心理安妥的過渡性調整。她向國共兩黨、左右兩派文化人,向世人,表明其政治心跡,也招來海峽兩岸向背截然的後果:在大陸,她完全遭到屏蔽,為其時開始修訂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所排拒。與之相反,她開始為台灣和美國華人學術圈所關注,她的反共姿態及以個人書寫抵抗宏大敘事的方式,與後者相吻合,為他們提供重寫現代中國文學史及其相關規則的案例,因之備受推崇。

二、「家」「國」僭越與個人凸顯

張愛玲應該意識到《赤地》作為反共文化宣傳小說的缺陷。她一方面抱怨「授權」,將責任推給外部人為的制約;另一方面也做出相應的調整。後者體現於她定居美後不久所寫的〈色,戒〉和《少帥》上。這回,她小心翼翼地止步於個人情慾與國族利益兩敗俱傷的書寫上,不作深究。

與受聘香港美新處需要表明其政治態度不同,立足於美國英語出版界及其圖書市場,張愛玲的態度要模糊而複雜得多。決定移居美國,張愛玲開始揣摩幾位華裔作家的作品。其中,韓素音尤為讓她注意。1952年,張愛玲抵港當年,韓素音的英文自傳小說,以她在香港從醫期間邂逅英國記者伊里奧.馬克(Mark Eliot)的情感經歷為素材的《瑰寶》(A Many-Splendoured Thing)問世,此作奠定了韓素音在歐美文壇的地位。不久,《瑰寶》被好萊塢改編成電影《生死戀》(Love Is a Many-Splendored Thing),1956年獲得三項奧斯卡獎。那幾年張愛玲正在香港求生存求立足。女人天生是對手,同為女性,同為作家,甚至年齡相仿,韓素音的成功對張愛玲觸動之大,可以想像出來。她與鄺美文說過一番話:

我要寫書——每一本都不同——(一)《秧歌》;(二)《赤地之戀》;(三)Pink Tears(《粉淚》);然後(四)我自己的故事,有點像韓素音的書——不過她最大的毛病就是因為她是個Second rate writer(二流作家),……雖然她這本書運氣很好,我可以寫得比她好,因為她寫得壞,所以不可能是威脅,就好像從前蘇青成名比我早,其書的銷路也好,但是我決不妒忌她……

她用「二流作家」貶稱韓素音,且拿蘇青作陪襯,口口聲聲「不妒忌」背後正流露她的妒忌。在韓的刺激下,張愛玲列出一個七本書的計畫,除上述四本,還有「(五)《煙花》(改寫《野草閒花》);(六)那段發生於西湖上的故事;(七)還有一個類似偵探小說的那段關於我的moon-face表姐被男人毒死的事……」這個寫作計畫包含兩部分:一是「他人的故事」,如《秧歌》、《赤地》、Mesh(《網》(中文名為〈色,戒〉)、《五四遺事》乃至後來的《少帥》;一類是「自己的故事」,如《浮花浪蕊》、《異鄉記》、《小團圓》和兩卷本英文小說The Book of Change(《易經》)和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峯塔》)等。張愛玲沒有韓素音的幸運。《秧歌》的影響不如韓的《生死戀》和賽珍珠的《慈禧太后》,令她憤憤不平。她思忖如何寫為英語國家讀者喜歡的中國故事,歷史買點?政治/情色奇觀?人性迷障?從〈色,戒〉到《少帥》,她開始新的嘗試。

動筆於1950年代、1978年正式發表的〈色,戒〉,顯示了新的格局。這回,張愛玲將背景推至1940年代日據期的淪陷區上海,迴避國共對壘的逼仄現實,涉及更廣泛內容——民族/國家/個人、忠/奸、男/女、愛/憎諸命題。但似有更大的觸犯——其超越民族正義的諜戰「陷情」書寫,直接觸犯忠正奸邪的價值規則。這是國族保衛戰舞台上的一場個人表演,一個因「陷情」而損害民族/國家利益的個人故事。她讓「個人」再次遊走於政治的刀光劍影之中。

王佳芝的走近老易,張愛玲有個合乎情理的鋪墊:一個業餘特工,一個沒有受過職業冷血殺手訓練的普通女孩,引誘老易只是一個模糊的目標,前此王佳芝為執行該任務所遭遇的一切,瓦解了她為民族正義獻身的實感,她得不到意義的肯定和心的安妥,孤獨而絕望。直到將老易誘上鉤,她才感到「一切都有了個目的」,有了意義的肯定。也因此,後面在珠寶店,面對老易用十一根金條換購那只有市無價的六克拉粉紅鑽戒指,她突然有愛的實感——「難道她有點愛上了老易?她不信,但是也無法斬釘截鐵的說不是,因為沒有戀愛過……有一陣她以為她可能會喜歡鄺裕民,結果後來恨他,恨他跟那些別人一樣」。她將老易與鄺裕民相對比,一個是懷疑「有點愛上了」,一個是「恨」。活生生的六克拉鑽戒擺在眼前,可能是愛的證明,有一種看得見靠得住的實感,讓感情無靠的王佳芝頓感恍惚,終至臨陣失手,引火燒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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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博偉電影
〈色,戒〉後來由李安執導,劇情即改編自張愛玲的同名小說。圖中人物即為電影男女主角易先生(梁朝偉飾)與王佳芝(湯唯飾)。

張愛玲寫得絲絲入扣,寫個人私情與國族公事的悖論關係。王佳芝的身體以愛國的名義被徵用,成為國家的工具。在色誘結構中,身體只是工具,不含個人內容。但實際上身體仍是個人的,充滿種種欲念和衝動,冷不防會收回「徵用」,往相反方向奔赴,那是「身體」背叛了「國家」。張愛玲再次以個人私情解構國家論說。其時,日本侵華已事過境遷,漢奸問題不再那麼觸目,在「號召團結反共,不問其人過去的政治經歷」的政策下,胡蘭成正在台灣訪問。〈色,戒〉於此時發表,別有意味,顯示了政治的網開一面。但即便政治集團不追究,民間的正義之士仍會發出質疑之聲:「歌頌漢奸的文學——即使是非常曖昧的歌頌——是絕對不值得寫的。因為過去的生活背景,張愛玲女士在處理這類題材時,尤其應特別小心慎重,勿引人誤會,以免成為盛名之瑕。」

「當我讀完這篇作品時,我對愛、憎、忠、奸應該怎樣定義和分際,即變得一片惘然,甚至有點不知所措了。」這事讓宋淇著急,他明白忠/奸敘事的規約性,他強調這個間諜的「業餘」身分,淡化鄭蘋如之說,拉出燕京大學學生的另一種說法,一口咬定「王佳芝的原型也根本和中統特務鄭蘋如無關」。1977年,就〈色,戒〉該如何寫,張、宋之間不斷通信,從中可見國家敘事顧慮對張愛玲創作的制約。域外人的文章一刊載,張愛玲即寫〈羊毛出在羊身上——談「色,戒」〉,解釋、辯護、反駁,口氣激烈且緊張。這是張愛玲又一次自覺或不自覺地觸犯了政治。

相比之下,直接有歷史原型的《少帥》反倒弱化政治集團衝突描寫,明顯打市場的主意,有與韓素音的《生死戀》、賽珍珠的《慈禧太后》比高低之意。西安事變的中外影響,張學良與趙四小姐的婚外浪漫情緣,都能預見到這個故事的市場前景。赴台灣想訪問張學良未遂之後,張愛玲花大量時間在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等處蒐集張學良的資料。對生活轉機的寄望,《少帥》讓她全力以赴。

趙四說過,沒有西安事變,她跟小帥早就完了。張愛玲也說「是終身拘禁成全了趙四」。從西安事變的成全張、趙情緣中,張愛玲再次窺見「傾城之戀」式的大歷史與小個人互為玩轉的格局。《少帥》基本以周四小姐(趙一荻的形象)為敘述視角,國事只在男人們的酒席閒談中作交代,少帥與周四小姐的床笫之事才是敘述的中心,以男女主人公的私情沉迷擱置多事之秋的家國焦慮,將「歷史」壓進「個人」背景中,這部寫給洋人看的通俗歷史小說,已無暇於做人性深究或衝突情勢鋪排,只致力於把小說寫得好看,花繁葉茂,充滿女童趣味和畸戀特點。從《少帥》看來,張愛玲對張學良史事其實缺乏直觀感受,

能力所及的就只有「偏重愛情故事」,那是她的第一手經驗,最鮮活的素材。從這個角度看,不妨說《雷峯塔》、《易經》和《少帥》才是張愛玲六○年代的「自傳」三部曲。七○年代她寫《小團圓》,坦蕩蕩講她與胡蘭成的故事,已經豁出去了,於是那部未完的「影射」自己的《少帥》,便難免成為雞肋。

的確,《少帥》未及將西安事變納入統籌安排的框架中,除了用華麗而通俗筆法寫男女主人公床笫交往外,別無所為。既缺乏〈色,戒〉那種寫大歷史與小個人相夾纏的張力,也缺乏《小團圓》解構人性預設的顛覆力。其格調與《慈禧太后》之流,相去不遠。

1952年離開中國之後,張愛玲屢屢涉足政治或泛政治命題。從質詢政體合理合法性的《秧歌》、《赤地》,到觸犯民族正義規則的〈色,戒〉,到以「私情」擱置「國事」的《少帥》,顯示她身居海外前十年的情況:一方面隔著安全的距離,她放膽涉足政治。借政治議題,澆心中塊壘,重新擺置家國關係,整理自我安身立命的秩序線索,為變動不居的「個人」確定位置。另一方面身陷各方政治力量的牽扯中,她左右磕碰,動輒得咎。在遵循自我記憶、參與政治表態和迎合市場需求幾者間徘徊,以占卜測試前程,自始至終充滿難以調適的緊張。《少帥》整體水準的滑坡呈現了某種失控感。如溺水者,腳手自由,卻無依無助。

相關書摘 ▶《張愛玲學重探》:張愛玲筆下的市聲、聲音景觀和現代都市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千迴萬轉:張愛玲學重探》,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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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林幸謙
作者:李歐梵、王德威、桑梓蘭等

李歐梵:我覺得張愛玲最大的優點,就是她的作品——特別是早期的作品——對不管是菁英學者還是普通讀者都有一股特別的魔力。這股魔力從何而來?我認為多多少少和她從中國的通俗文學和西方中等的通俗文學之中吸取的養分,並內化在自己的作品裡有關。我認為這是最關鍵的聯繫。

王德威:張愛玲出生於天津的租界,成長於上海的租界,她生命的前半段基本是在一個所謂「治外法權」的生存情境——不論是歷史或政治的情境——裡進行教育。而在她的感情世界裡,這個「治外法權」似乎變成她的遊走規則,變成一個遊戲。在一個似乎是約定俗成的、彼此意會、無需贅言的狀況裡,她把自己隔離出來,雖然明知這是一個大家都會奉行而遵守的狀態,卻希望自己是被「包括在外」的。

林幸謙:我們這些張迷,暫且或也可看作是張愛玲詩中的彩雲人民:在語言文字上、理論學說上、文化符號上、思想精神上,乃至心靈╱性靈上,也許我們都是另一類型的補釘之族。我們把中、西、古、今、異、同,等等各種「國色」、各種思維基因混合之後,產生出獨有的文化人——包括張愛玲本身;形成張愛玲詩中她當年所看到的、那些在街上行走的彩雲的人民:身穿各種色彩各種布料的、補了又補連了又連、深深淺淺雨洗出來的「彩雲的人民」。

閱讀張愛玲與張學研究是感觸一個時代的心靈之旅。在這意義上,這裡所論述的張愛玲,也許可以視為一個時代的文學史的開拓者,出現在當代中國文學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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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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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救援行動涵蓋甚廣,下至民生物資援助、上至個體關懷照護及社會系統建置,面對如此緊急又錯綜複雜的需求,世界展望會也嚴肅謹慎的對待,從前期評估到後期規劃都有完備的流程,系統性的把關所有環節,並於地方上累積更豐沛的區域網絡及行動量能,張開更多防護網,最後運用專業落實每份跨海祝福,建立關懷世界與孩子的正向循環。

一、漸進式評估與規劃
  首先審視對象於生理、安全、社會等各方面需求的急迫性,擬定不同階段的救援行動。優先項目為「挽救生命」,例如供給糧食飲水補給、遞送生活物資等,滿足難民生理上的基礎需求;接下來則以「陪伴、關懷」為進階項目,例如提供基礎的庇護所收容,或是成立婦女兒童專責關懷中心、教育機構,旨在建置完整的安全及社會生態,給予難民最大的協助。

二、服務團隊在地化
  世界展望會在工作執行時,總是會盡量組織在地的團隊,或與當地且具信譽的非政府組織共同完成,避免因各地不同的語言、文化、風俗民情而產生隔閡,也讓地方上資源及訊息網絡,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展開,如此一來才能使資源被誠信且有效的利用。

三、專業規劃與救援
  世界展望會於任何行動前,都會制定明確清楚的工作方向,包含救援目標、執行策略、救援對象數量規模、工作細目等,且前往前線的事工們都必須經過特殊的訓練,學習判別危險及緊急因應措施,如此一來提供當地適切妥當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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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重新牽起聯繫:Kindness is a universal language.

除了世界展望會,世上仍有許多人以自身力量,志願投入人道救援的服務。就像來賓張雍在羅馬尼亞邊境認識的當地志工,他們在邊境發放三明治、飲水等物資給滿載烏克蘭難民的遊覽車,但因為羅馬尼亞與烏克蘭的語言並不相通,這讓張雍感到十分好奇:「在援助的過程中不會碰上溝通障礙嗎?」男子搖了搖頭,笑著回答道:「Kindness is a universal language.」。

雖然剛開始並不完全瞭解這句話背後的意義,但經過接著的幾次物資發放,張雍目睹了好幾次相同的畫面──當志工將三明治交到人們手上時,人們的淚水就從眼眶裡泛出。於是我們都懂了,那是某種難以言說的、人與人之間珍貴而無可取代的聯繫。

一起幫助孩子結束旅程,重返家園!飢餓三十救援專線:(02)8195-3005 即刻救援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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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國際大風吹|行動講堂》

由《國際大風吹》李漢威、金鐘主持人蔡尚樺聯手主持,每集《國際大風吹|行動講堂》直播節目將邀請重磅來賓,帶大家深入淺出、探討急需人們重視的國際議題,並呼籲各界付出實際行動,向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展開即刻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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