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學重探》:張愛玲筆下的市聲、聲音景觀和現代都市

《張愛玲學重探》:張愛玲筆下的市聲、聲音景觀和現代都市
约1930年代的上海南京路|Photo Credit: Unknown@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現代都市層層疊疊的市聲中,經由機械複製所傳播的聲音尤其為張愛玲所注意。張愛玲與現代科技與傳媒的關係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研究課題。本文關注的是張愛玲如何處理現代科技生產的聲音,即技術化聲音(the technologized sound),如,話匣子(留聲機)、電話、有聲電影和電影音軌技術,以及無線電。

文:王曉玨

張愛玲的早期寫作即以對現代都市經驗的濃墨重彩聞名。與許多書寫上海的作家相比,張愛玲對聲音尤其關注。聲音和聽覺感官是她體驗都市現代性的重要媒介。比較一下茅盾《子夜》和張愛玲〈封鎖〉的開篇。兩部作品都以描寫上海城市景觀見長。茅盾的《子夜》開篇呈現上海炎夏的外灘暮色:

太陽剛剛下了地平線。軟風一陣一陣地吹上人面,怪癢癢的。蘇州河的濁水幻成了金綠色,輕輕地,悄悄地,向西流去。黃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經漲上了,現在沿這蘇州河兩岸的各色船隻都浮得高高地,艙面比碼頭還高了約莫半尺。風吹來外灘公園裡的音樂,卻只有那炒豆似的銅鼓聲最分明,也最叫人興奮。暮靄挾著薄霧籠罩了外白渡橋的高聳的鋼架,電車駛過時,這鋼架下橫空架掛的電車線時時爆發出幾朵碧綠的火花。從橋上向東望,可以看見浦東的洋棧像巨大的怪獸,蹲在暝色中,閃著千百隻小眼睛似的燈火。向西望,叫人猛一驚的,是高高地裝在一所洋房頂上而且異常龐大的霓虹電管廣告,射出火一樣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綠焰:Light,Heat,Power!

張愛玲的〈封鎖〉聚焦防空警報拉響那一剎那的街景:

如果不碰到封鎖,電車的進行是永遠不會斷的。封鎖了。

搖鈴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個「玲」字是冷冷的一小點,一點一點連成了一條虛線,切斷了時間與空間。

電車停了,馬路上的人卻開始奔跑,在街的左面的人們奔到街的右面,在右面的人們奔到左面。商店一律地沙啦啦拉上鐵門。女太太們發狂一般扯動鐵柵欄,叫道:「讓我們進來一會兒!我這兒有孩子哪,有年紀大的人!」然而門還是關得緊騰騰的。鐵門裡的人和鐵門外的人眼睜睜對看著,互相懼怕著。

電車裡的人相當鎮靜。他們有座位可坐,雖然設備簡陋一點,和多數乘客的家裡的情形比較起來,還是略勝一籌。街上漸漸地也安靜下來,並不是絕對的寂靜,但是人聲逐漸渺茫,像睡夢裡所聽到的蘆花枕頭裡的趕咐。這龐大的城市在陽光裡盹著了,重重地把頭擱在人們的肩上,口涎順著人們的衣服緩緩流下去,不能想像的巨大的重量壓住了每一個人。

上海似乎從來沒有這麼靜過——大白天裡!一個乞丐趁著鴉雀無聲的時候,提高了喉嚨唱將起來:「阿有老爺太太先生小姐做做好事救救我可憐人哇?阿有老爺太太……」然而他不久就停了下來,被這不經見的沉寂嚇噤住了[1]。

茅盾對上海入夜外灘的景象的描寫主要集中於視覺性的主觀感受,著眼點顯然是視界,即通過觀看所建構的視覺文化景觀:「蘇州河的濁水金綠色,」「電車線爆發出碧綠的火花,」「洋棧閃著千百隻小眼睛似的燈火,」「霓虹電管廣告,射出火一樣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綠焰」——是光,影,色彩,尤其是現代工業、機器所產生的光和影的交織和絢爛迷幻。唯一一處與聲音有關,風傳來的外灘公園裡的音樂,尤其是「那炒豆似的銅鼓聲」。因為發聲的主體不在可見的景觀內,聽覺描寫是在與視覺脫鉤時發生的。這段文字是跟隨敘述者的眼睛的觀看,凡視覺傳達的景觀都是無聲的,所以,這段敘述讀起來似乎是靜音的,如同觀看默片電影。城市景觀當然不會是無聲的,可是聲音並沒有出來,因為文字描寫主要聚焦了視覺感官,其餘則近乎無感。茅盾感興趣的更是上海的視界和視覺環境,而非聽覺景觀。

而張愛玲筆下的上海,卻包涵了更多的感官體驗。尤其是聲音和聽覺經驗,雜亂喧囂,躍然紙上。聽覺與視覺的感官一樣,成為觀察、記錄城市的主要媒介和功能。她所關注的是城市的聲音文化,或者,聲音景觀:這段文字中可聆聽到人說話的聲音,人群活動的聲音,現代機械和交通的聲音,等等。從封鎖警報之下停滯的城市的喧譁無序到剎那沉寂,動和靜,有聲和無聲,裁剪出城市緊急狀態下的音景——聲音的形態每一刻都在發生、變動,是一個城市正在生存、正在活動的證據。這裡,與《子夜》相比,城市更是以聲音型態(acoustic form)出現的。

張愛玲特別強調市聲。她在常德公寓住過五年之久,在〈公寓生活記趣〉這篇關於個人生活的散文中,她寫道:「我喜歡聽市聲。比我較有詩意的人在枕上聽松濤,聽海嘯,我是非聽得見電車聲才睡的覺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裡,北風徹夜吹著常青樹,還有一點車的韻味[2]。」 相比於中國文人的樂山樂水,她更親近人造環境,世俗景觀。葡萄牙現代詩人Fernando Pessoa(1888-1935)在書寫都市體驗時,起句寫道:「在白晝,連聲音都會發光」(In broad daylight even the sounds shine)。他以光線(light)來比喻聲音(sound),指出視覺和聽覺的感官聯繫和不可分割。「我曾渴望如聲音般因物而活」(I have wanted, like sounds, to live by things),聲音和光線一樣,只是媒介,它托物而存在,物的繁響才是城市靈魂真正的生機所在,而這種繁響所匯成的文化景觀就是所謂城市的音景(soundscape)。張愛玲將這些現代城市日常生活的種種聲音的匯集指稱為「市聲」。

在聲音文化研究中,1960年代末期1970年代初期由加拿大作曲家R. Murray Schafer創立了「世界音景計畫(The World Soundscape Project; W.S.P.)團體」,關注社會的、自然的、文化的聲音等,Schafer將這些聲音稱之為「環境的音樂」(The Music of the Environment),並認為聲音環境是人類生存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3]。他提出了音景這個概念,用來定義和理解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一切聲音的總和,一種整體的聲音景觀。在這個概念的形成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學者和藝術家的影響,比如,Richard Wagner。在寫於1870年的一篇題為〈貝多芬〉(Beethoven)的文章中,Wagner提出「聲音世界」(sound world)這個概念,用來對應和補充「光的世界」(light world),並在自己的歌劇創作中試圖實現這樣一個融合了聲音和影像的整體藝術作品(Gesamtkunstwerk)。

近些年前,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Emily Thompson進一步提出,聲音景觀不僅是外在於人的存在,也內在於人的聽覺感知中,是物質和感知的統一體。在2004年出版的《現代性的聲音景觀:美國1900-1933年的建築聲學及聽覺文化》一書中,她實踐了這一想法,探討二十世紀早期美國現代聽覺文化史,尤其探索了聲音、城市與現代性的關係[4]。

在現代都市層層疊疊的市聲中,經由機械複製所傳播的聲音尤其為張愛玲所注意。張愛玲與現代科技與傳媒的關係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研究課題。本文關注的是張愛玲如何處理現代科技生產的聲音,即技術化聲音(the technologized sound),如,話匣子(留聲機)、電話、有聲電影和電影音軌技術,以及無線電。這些技術化的聲音與人聲、市聲、自然的聲音相互作用,構成現代都市的聲音景觀。這些技術化的聲音怎樣改變和影響了都市生活的音景?文學和藝術作品又是如何去表現這些新聲音和新的聽覺經驗?機械複製的聲音和技術如何進入日常生活,改變人與人的關係,調節了人在現代生活中的感受方式、自我定位和倫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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