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之道》:國家不對雅典人負責,但雅典人要對國家負責

《希臘之道》:國家不對雅典人負責,但雅典人要對國家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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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雅典人對國家的看法是,它是一群個人的集合體,這些個人可自由發展他們的才能和依他們自己的方式生活,他們只服從他們自己制定的法律,並能隨意加以批評與改革。

文:伊迪絲・漢彌爾頓(Edith Hamilton)

雅典是個民主政體。每一個雅典人都是會員的全民大會(General Assembly)為最高權威。行政機構是每個市民都有權當選的「500人議會」(Council of Five Hundred)。行政官吏則以抽籤決定或由人民選出。

國家並不對每個雅典人負責,但個人卻得對國家負責。結果他們對國家的看法當然與斯巴達人完全不同,雅典從不認為國家是個不同於且優於它的組成分子——人民——的神祕實體。雅典的實際作風使他們不至於有這種觀念。雅典人對國家的看法是,它是一群個人的集合體,這些個人可自由發展他們的才能和依他們自己的方式生活,他們只服從他們自己制定的法律,並能隨意加以批評與改革。

然而在這顯然為時極短的法律觀點之下,存著一個支配西元前五世紀之思想與藝術而為雅典所持有的信念——凡是沒有限制、不受拘束、零亂無法紀的便是野蠻、醜惡而無理性的。由自我克制所限制的自由,是雅典最偉大時所秉持的觀念。她的藝術家表現出這個觀點,但她的民主則否。雅典的藝術與思想安然度過了時間的考驗,而雅典的民主政治卻因演變成帝國專政而失敗了。

在打仗的時候,便顯出獨裁專制是強者。當戰爭一年又一年地進行下去,雅典的眾議政府與斯巴達的嚴明紀律以及不受牽制的專一政策比較之下,弱點便慢慢顯露出來。雅典常因當權者的更換而改變其策略。缺乏道德原則,但才氣極高的阿爾西比亞德斯便是其中之一。

這位蘇格拉底曾寄以很高期望的當權者,說服了雅典人派一支軍隊去攻奪西西里。他是個很不平凡的人,在他手中這次遠征很可能成功。它之所以失敗,顯而易見的是由於整個事件的執行雜亂不當。差不多就在雅典艦隊抵達西西里的時候,阿爾西比亞德斯就被召回了。那時因為他的敵人指控他褻瀆神聖而使人民鬧哄哄地反對他。他很識時務,不敢去面臨一群沸騰著衛教熱誠、欲嚴懲輕侮宗教者以儆效尤的民眾,因此他轉而向斯巴達投誠,替斯巴達做了一番事業。

西西里遠征毀於處理不善之上。領導雅典人的是些不稱其位的小人物——他們被領導向錯誤的路上。他們低估了敵軍的力量,及至發現錯誤為時已太晚了。他們盲目地信任他們在海上的力量,但他們的海上力量卻辜負了他們。在敘拉古附近的一場決定性的海戰中,雅典人的戰術受挫,使他們的龐大艦隊遭到敗績。這是個徹頭徹尾的大敗。船隻被捨棄之後,整個軍隊便由陸路撤退,沒有食物,沒有任何儲存的糧食。

幾天之後,這些境況困窘、挨著餓的士兵就分而為二了。前鋒與後衛失去了聯繫,敘拉古人自然輕而易舉地予以各個擊破。最後一場戰事發生在一個河岸上。那些渴得半死的雅典人爭先衝往河水中,他們看不到,或者根本就不管敵人已經向他們衝殺而來。血馬上就染紅了河水,但他們還是彼此爭著奔向河裡,他們就這樣一邊喝著河水一邊被殺。

被生擒的都變成了奴隸。他們大部分被帶到敘拉古附近的採石場,在那裡,不用人的幫助,自然就已經給予他們足夠的苦刑。白晝嚇人的熱毒與夜晚的酷寒,只留下極少數的幾條活命。修昔底德替他們寫了這句墓誌銘:「他們做了人所能做的事之後,挨了人必須挨的苦。」

從來不曾有,也不可能有比這更徹底的敗績。給予敵人以雅典人在西西里所遭受的打擊,至今仍是鼓舞參戰國家的最大希望。不過這還不是戰爭帶給雅典的最大災難。修昔底德書中的高潮,是他對於戰爭期間在雅典城中發生於雅典人民身上的事之描繪。那是一幅一個偉大民族的解體之圖畫。他拿兩則故事,一則在戰爭前期,一則在戰爭後期,來指出這解體的過程究竟來得多麼迅速。第一則是關於一座重要的附屬島嶼的叛變。雅典先派了一支艦隊去掃平叛亂,後來在盛怒之下決定把該島的男人處死,婦孺則淪為奴隸。

在投票表決之前的辯論中,當時一個頗得眾望的領袖警告雅典人不要被帝國的三個死敵所誤,即憐憫、耽於討論以及公正的精神。結果他的意見被採納了。於是便派遣了一艘船帶著這道可怕的命令前往那座島去。然而尤瑞皮底斯時代的雅典精神使雅典人甦醒過來。於是他們又急忙派出第二艘船去追趕第一艘船,至少也要及時趕到那座島上以阻止一場集體屠殺。他們是這麼樣地熱心,那時划槳者連吃飯時都手不離槳,一直到他們及時趕到島上為止都不曾休息。

第二個故事則是關於七年後另一座得罪雅典的島。它就是米洛斯(Melos),一座欲求中立而毫無重要性的小島。但這七年已在雅典留下了痕跡。這次她根本不需要被警告不能有憐憫心和公正的精神。修昔底德筆下的雅典與米洛斯使者的一席談話,顯示出戰爭為雅典人民帶來了何種災害。希羅多德曾說雅典人民從前處於卑下與崇高兩者之間時,一向都選擇崇高。

米洛斯人辯解說他們並未犯錯,去征討他們將是違反正義的,但是雅典的使者回答道:「只有在雙方勢均力敵的時候才有正義可言。強者盡力刮取而弱者得獻出他們所必須獻出的。」

「你們罔視正義,」米洛斯人回答說,「然而尊重正義卻是對你們有利的事,否則萬一你們被打敗,你們便無法訴諸正義了。」

「你們應該讓我們冒這個險,」雅典人說,「問題是我們要征服你們以免麻煩,這對你們也是比較好的。」

「成為奴隸?」米洛斯人問道。

「這會使你們避免更惡劣的命運。」

「你們不同意我們在不做你們的盟國這情況下,做個朋友而仍享有和平?」

「不,」雅典人這麼回答,「我們不要你們的友誼。它看起來會像是證明了我們的弱點,但你們的憎恨卻可以顯示出我們的強大,請記住,你們的問題是如何自保不亡。我們是強者。」

「運氣並不常站在強者那一邊,」米洛斯人說,「我們還有個希望,假如我們盡力而為的話,我們仍能昂然而立。」

「要當心希望,」雅典人回答,「不要像一般人一樣,當可見的希望消失了便寄託於不可見的希望,譬如宗教之類的。我們勸你們不要存這種愚蠢的想法。讓我們提醒你們,在我們的談話中,你們不曾提出過一項實際的人會提出的論點。」

米洛斯人的確很不實際,他們起而抗戰。雅典不費吹灰之力就征服了他們,於是就殺戮男人、奴役他們的婦孺。雅典已到了不在乎用美好的字眼來處理醜事的地步,因為她已經不以它們為醜了。修昔底德說,到了那個時候,惡已被尊為美德。甚至於連字的意義都變質了:詐欺被稱頌為機敏,鹵莽被讚美為勇氣,忠誠、溫和、慷慨被譏為軟弱的證明。「高貴性格中的主要品德——善意,已被人們所恥笑而終於消失了。人人都互相猜忌。」這就是爭奪權力所帶給雅典人的後果。

斯巴達的情形要好一些。在斯巴達,國民有責任死於戰場的這個理想注定是不會令人滿足太久,但它至少比之雅典在與米洛斯使者的談話中所顯示出的缺乏任何理想要好得多了。雅典於西元前四百零四年被征服。激烈的黨派之爭離間了這座城市,而最後親斯巴達的貴族黨占了上風。但是另一個權力週期的循環又發生了。

事實上,接著而來的這一圈循環運轉得更快。斯巴達不懂如何統治他國。雅典除了榨取重稅之外,並未干涉治下的其他國家。斯巴達人所採取的方法可以一個崇拜她的雅典人的一句話來說明:任何一個斯巴達公民的意志就是臣屬國的絕對法律。除了她自己的方式之外,斯巴達從不能夠了解任何別的方式,而其他希臘人並不接受她的那一套。他們並不馴順,尤其不喜歡服從。斯巴達無法長久羈繫住他們。斯巴達帝國只持續了沒幾年就垮了。在戰爭的末期,她與她一向的生死大敵人波斯訂定聯盟,而波斯確曾大力襄助她打敗雅典。但不久之後這兩個盟國便發生爭吵。斯巴達被打敗,而波斯遂從她手中奪走她奪自雅典的海上帝國。

這就是打了27年戰爭的結果。乍看之下,它似乎是一場徒勞無益的勝利,但實際上比這更糟。在這二十多年當中,許多雅典人被殺。幸運的是,一些達到役齡的人——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修昔底德本人,以及其他跟他們一樣為我們所熟悉的人——並沒有死在戰場。但是毫無疑問地,在那些死於戰場的人當中,一定有能夠引領這世界到達新高峰的人。要是這些死者不徒死戰場上的話,則西元前五世紀在雅典燃燒的那一道燦爛的火焰,必定會為這世界放出更多更多的光芒。

造成這些罪惡的原因,便是由貪欲和野心所引起的權力欲。——《修昔底德》,第三章,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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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希臘之道》,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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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迪絲・漢彌爾頓(Edith Hamilton)
譯者:林耀福

《希臘羅馬神話》作者伊迪絲・漢彌爾頓初試啼聲成名作!
進入希臘古典世界不二之選,長銷90年歷久不衰。
希臘人喜歡事實,並厭惡誇大。
所以我們只告訴你事實:希臘誕生,我們所熟知的世界於焉開始!
要了解自己與這個世界的關聯,你必須先了解希臘人!
看希臘人如何看透生死,卻又活得精采。看希臘人如何堅持理性,卻又真摯暖心。

沒有任何雕刻能與希臘人的相提並論,沒有比他們更優美的建築,沒有勝於他們的文學作品。
希臘人的偉大成就已為舉世所公認,然而我們卻不了解希臘何以偉大!

漢彌爾頓的《希臘之道》創作的目的不是為了敘述那些事件的歷史,而是要闡述希臘的成就與精神。
耶穌誕生之前500年,有一股新奇的力量在當時文明世界西陲的一個小城醞釀著。那時,當地人的心靈和精神中迸發出某種醒覺,而這一醒覺注定了要產生廣大深遠的影響,使一世紀接著一世紀的漫長歲月,和這漫長歲月所帶來的巨大變化,都無法磨損它遺下的烙印。他們當時在思想和藝術上的成就,至今仍無人能夠超越,也甚少能與其相等,其印痕深深烙於整個西方世界的思想與藝術之上。
是什麼因素促成這一新的發展?希臘人何以有如此偉大的成就?
漢彌爾頓創作《希臘之道》,正是要告訴20世紀的讀者,西元前五世紀的希臘,達成了什麼樣的精神與成就。對21世紀的我們來說,這個問題仍具有重大意義。

希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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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