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平等報告2018》:「私有化」是中國和俄羅斯財富累積差異的關鍵

《世界不平等報告2018》:「私有化」是中國和俄羅斯財富累積差異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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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的俄羅斯和中國一樣,私有財富非常有限,只相當於國民所得的100%出頭。但到了2015年,中國的私有財富大約達到國民所得的500%左右,大致等於美國的水平。而俄羅斯的私有財富只有350%到400%,遠低於中國和西方國家的水平。

文:皮凱提(Thomas Piketty)、祖克曼(Gabriel Zucman)、諾瓦科梅(Filip Novokmet)、楊利(Li Yang)

私有化策略是決定中國和俄羅斯財富累積差異的關鍵因素

中國和俄羅斯轉型脫離共產主義,對兩國的整體財富具有深遠的影響,然而,兩國間也有相當大的差異。首先,兩國的私有財富/國民所得比的演變差異很大。富裕國家的私有財富/國民所得比,從一九七○年代至一九八○年代以來普遍上升,可說是眾多因素匯聚造成的結果,這些因素包括成長減緩、相當高的儲蓄率,以及資產價格普遍上漲。俄羅斯、中國和其他前共產國家可以視為這種一般演變的極端例子,但兩國選擇的自由化和公共資產私有化策略,對兩國的財富/所得比的發展,也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

一九八○年的俄羅斯和中國一樣,私有財富非常有限,只相當於國民所得的100%出頭。但到了二○一五年,中國的私有財富大約達到國民所得的500%左右,大致等於美國的水平,而且快速接近法國和英國的水平(550%到600%)。圖3.3.1顯示,俄羅斯私有財富相對於國民所得的比值也巨幅增加,但在二○一五年這個比值只有350%到400%,遠低於中國和西方國家的水平。如果俄羅斯的私有財富沒有納入境外財富的估計值,這項差距還會變得更大。估計俄羅斯的財富時,境外財富是必須納入的重要財富來源,因為這些來源大約相當於國民所得的70%左右,相形之下,全球境外財富平均值只相當於約國民所得的10%左右。

圖1

俄羅斯的國民財富會升高,幾乎完全是靠犧牲公有財富、增加私有財富而來。過去二十五年來,國民財富相對於國民所得的比值,增加的力道相當微弱,只從一九九○年的400%增加到二○一五年的450%,公有財富卻從國民所得的300%降到低於90%。相形之下,中國的公有財富在一九七八至二○一五年間大致維持穩定,保持在國民所得的230%以上。上文說過,這段期間,私有財富大幅增加,因此國民財富也從國民所得的350%左右倍增為700%(參見圖3.3.2)。

圖2

有趣的是,俄羅斯結束共產主義制度後,國民財富明顯下降,從一九九○年相當於國民所得的425%左右,降到二○○○年的300%。這種情形主要是因為快速推動所謂的的震盪療法,又實施產權憑證私有化策略,把公有財富(尤其是國營企業)轉移給民間部門所致。然而,雖然中國從一九七八年推動改革開放政策的第一個十年裡,公有財富/所得比起伏不定,此後卻幾乎持續穩定上升。中國的國營企業和住宅存量的私有化速度都比俄羅斯慢許多,以一種比較漸進且一致的方式,把財富從公共部門轉到民間部門手中。和中國相比,俄羅斯的財富水平在一九九八至二○○二年間、以及二○○六至二○一○年間出現較大的變化,大致可以用這些期間俄羅斯股市經歷的波動來說明。

中國與俄羅斯的財富累積方式大不相同

中國與俄羅斯國民財富的累積型態大不相同,可以用幾個原因來解釋。第一是中國(扣除折舊後的)儲蓄率遠高於俄羅斯,中國的儲蓄率通常高達30%至35%,俄羅斯卻頂多只有15%到20%。儲蓄較多的國家自然會累積較多的財富。第二、中國的儲蓄大都用來融通國內投資,促成國內資本累積。相形之下,俄羅斯的國民儲蓄中,有很大一部分(通常約有一半)是透過非常大的貿易順差和經常帳順差,用來融通對外投資,而不是融通國內投資。這樣做本身不見得是壞事,但是國外儲蓄流量如此龐大,順差的管理卻普遍有問題,包括差勁的投資組合、資金外逃和境外逃漏稅,龐大的國外儲蓄幾乎完全沒有產生財富累積的效果。

如果境外財富沒有納入俄羅斯的國民財富計算,中、俄兩國的落差還會更大。納入計算無疑有助於讀者瞭解俄羅斯的財富趨勢演變,但因為境外財富大都不是本國政府所能接觸,如果納入俄羅斯的財富計算當中,也可能會高估俄羅斯的有形資產價值。相形之下,如果俄羅斯的國民財富納入累計貿易順差的全部價值,那麼到二○一五年俄羅斯的國民財富/所得比應該媲美中國,大約相當於國民所得的700%左右。納入和排除這些因素會產生規模這麼大的變化,顯示這個問題在總體經濟中十分重要。

最後,中國的國民財富/所得比會高於俄羅斯,是因為中國的相對資產價格上漲幅度超過俄國,尤其是中國的托賓Q比率遠比俄羅斯更接近1。這表示中國財富資產的市場價值(也就是在股市中的價格)接近帳面價值(帳面價值是根據公司資產負債表的紀錄,以資產減除債務後的資產價值)的程度,比俄羅斯要高很多。俄羅斯的這些價值長年都很低落。這項發現的解讀可能反映幾個不同的因素。

就中國而言,影響托賓Q比率接近1的關鍵因素,是中國的資本市場有限制股市上市公司的數量。就俄羅斯而言,相關因素更多。解讀之一是公司的利害關係人模式中,除了股東外還有各種角色分享企業的決策權,包括工人代表、偶爾還會有地區政府代表,這樣可能會壓低股票的市場價值,但不見得會壓低企業的社會價值。托賓Q比率低落的另一個較不樂觀的解釋,可能比較適合俄羅斯的情況,就是俄羅斯的財產權定義不清,對公司股東權利的保護嚴重不足,原因不是如此能為其他明確的、可能會增進效率的利害關係人帶來好處,純粹是因為司法制度運作不良。此外,低落的市場價值也可能反映境外資產的重要性,同時反映俄羅斯企業合法委外經營管理的重要性。換句話說,俄羅斯企業深陷在契約與境外司法實體構成的複雜網絡中,其中由俄羅斯司法體系管轄、在莫斯科股市交易的官股系統,只是外界可以看到的部分。

瞭解中國與俄羅斯的公有財富演變

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前共產國家近年如同富裕國家一樣,都出現相同的整體公共財產在總體財富中占比下降的常見型態,只是兩國從更高的公有財富水平降下來而已。中、俄兩國的公有財富淨額占比,從一九八○年的70%左右,分別降為二○一五年的35%和20%,公有財富和私有財富的相對占比整個反轉過來。如上圖3.3.2所示,中國的公有財富淨額在國民財富淨額中的占比,從一九七八年的70%比30%,下降到2015年的30%比70%,俄羅斯也在一九九○至二○一五年間,從70%比30%,變成20%比80%。這兩國最近的公有財富與私有財富相對占比,和所謂「資本主義」國家在二戰後的混合經濟時期(一九五○至一九八○年間)的數值,差距並沒有特別大。但是,雖然這兩國不再是共產國家,公有財產不再是主要財產形式,但兩國的公有財富仍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高出許多。這種情形的成因有兩個,就是公共債務低以及公共資產龐大,俄羅斯的能源部門就是顯例(參見圖3.3.3)。

圖3

然而,中、俄兩國的經驗仍有重大差異。俄羅斯的公有財富/私有財富比逆轉幅度較大,發生的時間較短,在在凸顯俄羅斯的私有化速度與深度超過中國。事實上,目前中國還在繼續推動這種過程,如果中國的主管機關決定停在這個點上,公有與私有財富的相對占比甚至可能在目前的水平穩定下來。相形之下,俄羅斯「震盪療法」式的私有化做法,與中國和其他前共產國家明顯不同。在俄羅斯開始轉型為市場經濟體期間,也就是一九九○至一九九五年間,這種差異十分明顯,俄羅斯的公有財富淨額在國民財富淨額中的占比下降的幅度(從70%降為35%),是中國降幅(從55%降為50%)的五倍。這種情形對所得不均和財富不均的影響,在第二篇和第四篇中有詳細討論。

相形之下,中國與俄羅斯轉型脫離共產主義模式後,國外資產對這兩個國家的重要性一直都很類似,但成因卻大不相同。圖3.3.4顯示,兩國都擁有正值的國外資產淨額,主因是他們在世界其他地方擁有的資產,價值分別超過外國人擁有的中國與俄羅斯資產。俄羅斯會有這種情況,主因是俄羅斯擁有龐大(但不見得永久)的天然資源,俄羅斯因此可以像中東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油產豐富國家一樣,為未來積聚貿易順差和外匯存底。

圖4

中國積聚的外國資產淨額的規模雖然跟俄羅斯相似,但更加引人注目,同時也透露出兩國間的重大差異。中國是在缺乏任何重要天然資源,貿易順差又小很多的情況下(一九九○至二○一五年間,貿易順差平均不到國民所得的3%),積聚出這些國外資產淨額。相形之下,同一時期俄羅斯的貿易順差平均達國民所得的10%。這種情形反映出比較有效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存底管理,中共認為這種管理攸關經濟與金融主權,也是限制外國投資人在中國境內權利的政治選擇。

對於中國和俄羅斯的國民財富/所得比的演變,以及對公共與民間部門在國民財富中相對占比的演變,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發揮的影響力似乎比純粹的經濟因素還大。前文已經強調過,俄羅斯私有化策略的速度和深度,都和中國大不相同,中國實施的轉型計畫更加緩慢、更加漸進,俄羅斯卻透過產權憑證私有化計畫,用廉價大拍賣的方式將國營企業私有化。此外,儲蓄和投資誘因的不同,也促使一大部分的俄羅斯財富離開本國,變成境外資產,但中國絕大部分的財富都留在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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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世界不平等報告2018》,衛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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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瓦列多(Facundo Alvaredo)、江瑟(Lucas Chancel)、皮凱提(Thomas Piketty)、賽斯(Emmanuel Saez)、祖克曼(Gabriel Zucman)
譯者:劉道捷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將經濟不平等議題推上公共論辯的高峰之後,全球各地的經濟學家紛紛加入皮凱提等人創立的世界高所得資料庫(WTID),整理與提供各國能取得的資料。目前全球已有七十幾個國家、一百多位研究者成為合作夥伴,使資料庫進一步擴充並更名為世界不平等資料庫(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世界不平等報告2018》就是奠基於這個龐大豐富的資料庫,對全球經濟不平等趨勢最新的研究成果。報告中的資料涵蓋四十餘國,首度包含中國、俄羅斯、印度、中東地區、巴西與南非等,資料庫中另三十個國家的資料正在整理與分析當中。

這份報告尤其針對缺乏專業背景的普通讀者撰寫,文字解釋與圖表呈現清楚且完整,好讀易懂,因為皮凱提團隊認為經濟議題的討論應該有更多公眾參與,而不是只留給專家決定。這份報告的出版目的就是要提供可靠的事實資料,成為有關經濟不平等的公共論辯的基礎,而不只是抽象的空談。

除了分析各個國家地區數十年來在所得不均與財富不均方面的演變,撰寫者在報告中也提出自己的看法與政策建議。資料顯示,世界各地的不均程度都在擴大,但速度快慢差異很大,作者分析判斷這與各國的財稅制度及社會政策有明確關聯。報告指出,全球的不均程度還會繼續擴大,但如果能採取某些歐洲國家(如荷蘭)在過去數十年的做法,提高租稅的累進程度並加強教育投資,那麼應可減少經濟不平等擴大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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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衛城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