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哈比與沙烏地結盟不僅改變伊斯蘭教歷史,更改變了世界地緣政治平衡

瓦哈比與沙烏地結盟不僅改變伊斯蘭教歷史,更改變了世界地緣政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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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沙烏地阿拉伯很快就發現了全世界不久後也會學到的一件事。那就是在所有的宗教傳統中,基本教義主義是根本不可能壓抑的。你愈是打壓它,它就愈強大。

文:雷薩.阿斯蘭(Reza Aslan)

十八世紀初,大約就是歐洲開始注意到地中海對岸還有大量的自然資源等著被開採的時候,伊斯蘭教誕生茁壯的那片聖地,落到了鄂圖曼帝國手中,對麥加有名義上的宗主權,儘管哈里發允許麥加的謝里夫(Sharif)——先知穆罕默德的後裔、哈須彌氏族的繼承人——治理阿拉伯居民。然而,鄂圖曼帝國的影響力和謝里夫的控制權,都沒有超出阿拉伯西部(漢志地區)太遠。阿拉伯東部遼闊偏遠的沙漠地區叫「內志」(Najd),地景嚴峻荒蕪,宗教與文化發展也一樣停滯不前。此地自治部族眾多,他們不效忠任何人,只忠於自己。其中有一個無足輕重的小氏族,由一位野心勃勃的謝赫領導,他名叫伊本-沙烏地(Muhammad Ibn Saud,1765年歿)。

伊本-沙烏地完全稱不上有錢,但在他家族建立的小小綠洲城鎮達利亞(Dariyah),大部分的耕地皆歸他所有。身為謝赫,鎮上的水井和主要貿易路線都掌握在他一個人手中。雖然擁有一個小型的商隊網絡,但由於範圍局限在綠洲內,他的經濟也嚴重受限。儘管如此,伊本-沙烏地仍是個驕傲又講求排場的人,跟他的阿拉伯老祖宗如出一轍,他也極盡所能地守護著家人與氏族。所以,當一個名叫阿布杜-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1703-66)的流浪布道者來到他的綠洲尋求庇護時,他立刻抓住這個機會與他結盟,此舉不只會改善他的經濟狀況,還會提升他的軍事力量。

阿布杜-瓦哈比誕生於內志地區沙漠裡一個虔誠的穆斯林家庭,從小就展現出宗教熱忱。他父親看出他在古蘭經學上的天分,於是送他到麥地那去跟瓦利-烏拉的門徒一起進修,當時瓦利-烏拉才剛發起對抗印度蘇非主義的運動。阿布杜-瓦哈比深受瓦利-烏拉的清教徒式意識形態影響。然而,原本他只是對他眼中的那些伊斯蘭教雜質感到憤怒,而一直要等到他離開麥地那前往巴斯拉,並透過各種地方差異親身體驗到什葉派與蘇非派豐富的多樣性之後,他的怒火才轉變成一種狂熱的執著,想要除掉伊斯蘭教中的「迷信創新」,將伊斯蘭教恢復到原本阿拉伯式的純淨狀態。回到阿拉伯半島後,他發起了一場激烈的改革運動,以推動他激進的清教主義伊斯蘭教派,也就是大家知道的「瓦哈比派」(Wahhabism)。但這個教派的人更喜歡自稱「穆瓦希敦」(Muwahiddun),「一元論者」的意思。

事實上,瓦哈比派的教義就只是一種過度簡化的塔維德(認主獨一)概念。當瓦哈比派的人宣言「萬物非主,唯有真主」時,他們的意思是真主必須是唯一的宗教膜拜對象,任何敬拜舉動只要牽涉到其他任何實體(不管是什麼),統統要視為謝克(混淆真主的獨一性)。對阿布杜-瓦哈比而言,這些就包括了對辟爾的敬重、伊瑪目的代禱、大多數的宗教慶典,以及所有以先知穆罕默德為中心的禮拜。當伊斯蘭教從阿拉伯半島的部族勢力範圍蔓延而出,被中東、中亞、歐洲、印度和非洲的各種文化吸收時,許多習俗也悄悄滲入,例如蘇非派的迪克爾(讚念真主)和什葉派的馬塔姆(紀念胡笙殉道的自殘儀式)。而瓦哈比派就想禁止這些儀式。

更確切地說,阿布杜-瓦哈比要求嚴格執行沙里亞,不得有任何外來的影響與解釋。如同阿富汗尼、阿布都與泛伊斯蘭主義者,還有扎格盧勒、胡斯里與泛阿拉伯主義者,以及班納、穆斯林兄弟會與伊斯蘭社會主義者,還有庫特布、莫度迪和激進派伊斯蘭主義者,阿布杜-瓦哈比也呼籲大家恢復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建立的穆斯林公社的原始樣貌。但阿布杜-瓦哈比對那個原始公社的想法卻是陳舊又排他主義的,而任何穆斯林只要不認同他的想法——尤其是蘇非派和什葉派——都會被處死。

阿加爾(Hamid Algar)指出,瓦哈比主義出現的時機要不是如此獨特,它無疑也會「隱沒於歷史中,只是一場小而短暫的宗派運動」。在一個以唯靈論與主智論為主要基礎的宗教裡,這場運動不僅在精神上與智慧上的表現都無足稱道,它甚至沒有被大多數遜尼派穆斯林視為真正的正統。不過瓦哈比主義有兩項明顯的優勢,可以確保它成為自一千年前「懺悔者」首度聚集在卡爾巴拉以降最重要的伊斯蘭宗派運動。首先,它有幸誕生於阿拉伯半島的神聖土地上,因為在這裡,它可以擁有宗教復古主義的強大遺贈。第二,它有一位熱情積極的贊助者,此人認為可以利用它簡單的理念取得前所未有的權力,控制整個阿拉伯半島。那位贊助者就是伊本-沙烏地。

伊本-沙烏地和阿布杜-瓦哈比之間的結盟實況,已染上濃厚的傳說色彩。這兩個人初遇時,阿布杜-瓦哈比和他的門徒正在阿拉伯半島到處亂竄,摧毀墳墓、砍倒聖樹,任何穆斯林只要拒絕接受他們那種抱持嚴格清教主義的伊斯蘭教,就會慘遭他們殺害。他們在一座綠洲借宿,後來卻被趕了出去(阿布杜-瓦哈比公開將一位婦女用石頭砸死之後,驚駭的村民就要求他離開),於是他們前往達利亞綠洲,求見那裡的謝赫伊本-沙烏地。結果伊本-沙烏地欣然同意為阿布杜-瓦哈比和他的聖戰士提供無條件的保護。

「這座綠洲是你們的,」伊本-沙烏地承諾,「不要害怕敵人。」

阿布杜-瓦哈比提出一個不尋常的要求。「我要你對我發誓,」他說,「你會對那些不信道者〔非瓦哈比派的穆斯林〕發動吉哈德。如此,你就能成為穆斯林社群的領導者,我則會成為宗教事務的領導者。」

伊本-沙烏地同意了。這場結盟不只會改變伊斯蘭教的歷史,還會改變世界的地理政治平衡。阿布杜-瓦哈比的聖戰士衝入漢志地區,征服了麥加和麥地那,趕走了謝里夫。一旦在聖城鞏固了勢力,他們就開始摧毀先知穆罕默德和聖伴的墳墓,包括穆罕默德和家人的出生地等朝聖遺址。他們把先知在麥地那的清真寺內的財寶洗劫一空,並把除了《古蘭經》之外的每一本書統統燒掉。他們禁止音樂和鮮花出現在聖城,也把吸菸與喝咖啡列為非法。他們強迫男人蓄鬍子、女人戴面紗隔離,違反者死。

瓦哈比派刻意把他們的運動和穆斯林世界最早的極端主義者哈里哲派相提並論,而他們也和那些狂熱的前人一樣,把炮口朝內,對準他們眼中穆斯林社群的缺陷。穩穩掌控了阿拉伯地區後,他們就開始北伐,把他們的訊息傳給蘇非派和什葉派異教徒。1802年的阿舒拉節這天,他們翻過卡爾巴拉的城牆,趁著大家舉行穆哈蘭姆月的慶典時屠殺了兩千名什葉派信徒。他們怒不可遏地搗毀了阿里、胡笙和伊瑪目們的墳塚,還特別拿先知的女兒法蒂瑪的墳墓來洩憤。拿下卡爾巴拉之後,瓦哈比派轉而北上,朝美索不達米亞與鄂圖曼帝國的中心前進。這時候,哈里發才注意到他們。

1818年,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1769-1849)在鄂圖曼哈里發的要求下派了全副武裝的大軍進入阿拉伯半島。埃及軍隊輕輕鬆鬆就壓制住裝備不良又缺乏訓練的瓦哈比派。麥加和麥地那再次回到謝里夫手中,瓦哈比派則被強制送回內志地區。等到埃及軍隊撤離時,沙烏地人已經學到了一個珍貴的教訓:他們不可能自己擊敗鄂圖曼帝國。他們需要一個比瓦哈比派強大得多的盟友。

這樣的機會在1915年出現,當時英國人和沙烏地人簽訂了友好盟約。英國人亟欲控制波斯灣,於是鼓勵沙烏地人再次從鄂圖曼帝國手中奪下阿拉伯半島。為了協助他們起義,英國人定期提供他們武器與資金。在伊本-沙烏地的繼承人阿布杜-阿濟茲(Abd al-Aziz,1880-1953)的指揮下,計畫奏效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也就是鄂圖曼帝國亡國、哈里發政權消滅之時,伊本-沙烏地一系再度征服了麥加和麥地那,也再度驅逐了謝里夫。公開處決了四萬人並又一次強制全體人民接受瓦哈比主義之後,阿布杜-阿濟茲將阿拉伯半島重新命名為「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內志地區的這個原始部族和他們的清教主義盟友已然成為「聖殿的管理者」,也是「鑰匙的保管者」。

幾乎是緊接著發生,穆罕默德獲得天啟的這片神聖土地奇蹟似地噴出了真主的另一份禮物:石油,讓沙烏地這個小小氏族突然有了掌控世界經濟的大權。這下他們覺得,為了回報真主的這項恩賜,自己有責任把清教主義學說傳遍全世界,徹底淨除穆斯林信仰中的宗教與族群多樣性。

穆斯林兄弟會來到沙烏地阿拉伯的時機剛剛好。沙烏地阿拉伯王國是唯一一個烏拉瑪還沒失去社會控制權的穆斯林國家。更確切地說,沙烏地阿拉伯既是個絕對極權的國家,也奉行嚴格的瓦哈比主義。這裡沒有現代主義者跟傳統主義者之間的辯論;這裡根本沒有任何辯論。民族主義、泛阿拉伯主義、泛伊斯蘭主義、伊斯蘭社會主義——這些充滿活力又有影響力的運動在沙烏地王國都發不出什麼聲音。這裡只容得下一種教義:瓦哈比派的教義,也只能有一種意識形態:伊斯蘭清教主義。任何偏離都受到猛烈的打壓。

因此,也難怪沙烏地國王會認為納塞的世俗民族主義直接威脅到他們的生活方式。納塞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公然反抗西方國家,此舉幾乎讓他成為傳奇人物,不只在穆斯林世界如此,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也是如此。在中東,納塞象徵著泛阿拉伯主義尚存的最後一息。他的阿拉伯社會主義願景在埃及雖然氣數已盡,卻被許多穆斯林視為「西方之毒」蔓延的唯一解藥。由於個人魅力太過強大,對異己的殘暴打壓也太過成功,到了1960年代,埃及社會不管是哪個圈子,皆已無人敢挑戰他的權威。

為了壓制納塞在穆斯林世界日漸高張的影響力,沙烏地國王敞開雙臂歡迎那些激進化的穆斯林兄弟——不只是被埃及流放的那些,還有來自敘利亞和伊拉克等世俗阿拉伯國家的。沙烏地人為穆斯林兄弟提供了一切所需的金錢、支持與保護,讓他們反抗祖國的世俗民族主義。但穆斯林兄弟在沙烏地阿拉伯不只是找到了庇護而已。他們還找到了瓦哈比主義,而擁抱瓦哈比主義的並不只有他們。數以十萬計的貧窮勞工開始從穆斯林世界的各個角落湧進沙烏地阿拉伯,到油田工作。等到他們返回故鄉時,都已被徹底灌輸了沙烏地的狂熱信仰。

若想拿到政府補助與政府合約,以沙烏地人的模式信教是個先決條件。沙烏地人支付給各種穆斯林慈善組織的鉅額款項,以及他們建立的基金會、清真寺、大學,還有他們蓋的小學,全部跟瓦哈比主義密不可分——事實上,沙烏地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如此。1962年,他們的傳教行動隨著穆斯林世界聯盟(Muslim World League)的成立而開始起飛,主要目標就是要把瓦哈比派意識形態傳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事實上,這是一場新的伊斯蘭擴張,唯一的差別是這些部族戰士不必離開阿拉伯半島就能征服他們的鄰居,因為他們的鄰居自己就會上門。身為「鑰匙的保管者」,沙烏地人控制了麥加「哈吉」朝覲。穆斯林大多為此感到惱火,在他們眼中,沙烏地人就只是一幫粗俗無知的清教徒而已。沙烏地人砸了數十億美元在朝聖慶典上,想讓它變得更盛大、更現代化,以確保參與人數能夠達到最高。如今,每年都有將近三百萬穆斯林湧進光禿禿的麥加谷地。

從穆斯林世界聯盟成立以來,瓦哈比主義簡單、明確與絕對的道德規範逐步滲透到穆斯林世界的每個角落。由於沙烏地人積極傳教,瓦哈比派的教義深深影響了穆斯林兄弟會、莫度迪的伊斯蘭協會、巴勒斯坦的哈馬斯組織與伊斯蘭吉哈德組織(Islamic Jihad)的宗教政治意識形態,而這些還只是略舉一二而已。沙烏地人成為一種新的泛伊斯蘭主義的提倡者:以嚴厲、不容妥協、極端的「伊斯蘭基本教義主義」(Islamic fundamentalism)意識形態為基礎。在決定伊斯蘭國家的未來時,伊斯蘭基本教義主義已是一個強而有力的聲音。

當然,基本教義主義的問題在於它本身就是一種反動運動,不可能一直跟權力綁在一起。沙烏地王國打從一開始就發現了這點。當時,突然發了大財的阿布杜-阿濟茲開始運用他剛到手的財富,著手打造國王該有的生活。沒多久,沙烏地阿拉伯就充斥著從西方世界買來的現代科技。從沙漠中抽取石油的複雜程序需要有上百名外國人在場——大部分是英美人士,他們把一種陌生卻誘人的物質主義文化帶到了阿拉伯。阿布杜-阿濟茲跟大英帝國親密無間,甚至被英國女王封為騎士。簡而言之,國王也被西方毒化了,也就是說,他背棄了當初扶植他登上大位的瓦哈比戰士——此時他們已被冠以「伊赫萬」(Ikhwan)之名,「兄弟」的意思(勿與穆斯林兄弟混淆)。

1929年,由於對沙烏地宮廷的貪婪腐敗感到憤怒,伊赫萬在薩巴(al-Salba)發動了一場叛變。他們要求國王揚棄物質主義,並把那些外國異教徒從神聖的土地上趕出去。結果阿布杜-阿濟茲派了一支軍隊到薩巴,把伊赫萬全部殺光。

然而,沙烏地阿拉伯很快就發現了全世界不久後也會學到的一件事。那就是在所有的宗教傳統中,基本教義主義是根本不可能壓抑的。你愈是打壓它,它就愈強大。用殘暴手法對抗它,它的追隨者就增加。殺掉他們的領袖,他們就成了殉道英雄。用專制統治回應,它就成為僅有的反對聲音。想控制它,它就反咬你一口。想安撫它,它就會奪過控制權。

當蘇聯在1979年進軍阿富汗時,沙烏地政府看出這是個機會,可以擺脫他們栽培了將近一個世紀的聖戰士,就算只是暫時的也好。在美國的經濟與軍事支持下,加上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的戰術訓練,沙烏地人開始以穩定的速度輸送激進派伊斯蘭好戰分子(一般稱之為「穆加哈丁」,Mujahadin,意思是「進行吉哈德的人」)從沙烏地阿拉伯穿越中東進入阿富汗,讓他們去對抗沒有信仰的共產黨。此舉的用意,借用美國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名言,是要「給蘇聯嘗嘗打越戰的滋味」,讓蘇聯軍隊在敵人的地盤上陷入一場打不贏也結束不了的戰爭。在這場對抗蘇聯的「大博弈」(Great Game)中,美國視穆加哈丁為重要盟友,事實上還曾經稱這些好戰分子為「自由鬥士」。雷根總統甚至拿他們跟美國的開國元勛相提並論。

當時完全沒有人想到,這群臨時雜湊的國際鬥士隊伍居然真的可以擊敗蘇聯。穆加哈丁不只把蘇聯軍隊逐出阿富汗,他們還拋下他們的民族主義(其實是伊斯蘭主義)理想,共同組成了一個擁有相同目標的團結群體,在伊斯蘭世界掀起了一種新的跨國界戰鬥運動,稱為「伊斯蘭聖戰(吉哈德)主義」(Jihadism)。

聖戰(吉哈德)主義者和伊斯蘭主義者不同。伊斯蘭主義者仍執著於透過政治參與或激進的革命來建立伊斯蘭國家,但聖戰(吉哈德)主義者夢想中的未來根本沒有任何國家存在,不論那是不是伊斯蘭國家。聖戰(吉哈德)主義者想創造這樣一個世界:那些使溫瑪分裂成不同國家的邊境和界線,都將永遠消失。他們的夢想是要消除世界各地穆斯林在文化、民族與國籍上的隔閡,再次讓溫瑪團結起來,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公社,就像先知穆罕默德計劃的那樣。

在某種意義上,聖戰(吉哈德)主義只是泛伊斯蘭主義的一次復甦。泛伊斯蘭主義是一個現已廢棄的想法,以實現全世界穆斯林信徒之間的宗教團結為目標。但聖戰(吉哈德)主義者傳播的伊斯蘭教派屬於超級保守派,融合了薩拉菲行動主義與瓦哈比清教主義,再加上激進的吉哈德解釋方式,認為應該把吉哈德當作一種攻擊型武器,要靠吉哈德來主導世界。聖戰(吉哈德)主義者採取不折不扣的哈里哲派作風,把所有的穆斯林分成了兩類:「天國子民」(他們自己)以及「地獄子民」(其他所有人)。任何人對經文的解釋方式與對沙里亞的服從程度只要不符合聖戰(吉哈德)主義者的模式,就會被歸到後面那一類——都是叛教者與異教徒,必須被逐出真主的神聖公社。

聖戰(吉哈德)主義者第一次躍上國際舞臺是在1990年,也就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後。由於沙烏地政府決定請美國部隊進入沙烏地王國打擊伊拉克軍隊,因此有一小群聖戰(吉哈德)主義者跟沙烏地王族決裂,說他們腐敗墮落,把穆斯林群體的利益出賣給外國強權。這個小團體的首腦是個名叫奧薩瑪.賓拉登的沙烏地流放者,以及一個叫薩瓦里(Ayman al-Zawahiri)的埃及異議人士(原本也是穆斯林兄弟會成員)。他們組成了一個叫作「蓋達」(al-Quaeda,「基地」或「基本」之意)的組織,並且在十年後將炮口從阿拉伯與穆斯林世界的腐敗領導者——也就是聖戰(吉哈德)主義者口中的「近處敵人」——身上移開,轉而瞄準「遠方敵人」,也就是僅存的超級強權:美國。


九一一攻擊事件讓聖戰(吉哈德)主義直接成了美國的標靶。美國不僅發動了所謂的反恐戰爭,還派遣數十萬美國軍事與民事人員進入中東國家——從阿富汗到伊拉克與更遠之地。他們的任務不只是要搜出並摧毀聖戰(吉哈德)主義者的小組,還要把整個中東改造成一個更現代、更溫和、更民主的地區。就第一點而言,美國和他們的盟友獲得了某種程度的成功。做為一個國際恐怖組織,蓋達組織受到了重創。不僅創立者被殺,領導階層四處逃亡,普通士兵也幾乎被消滅殆盡。他們或許還有一點殘存的能力,可以控制全球各地聖戰(吉哈德)主義分子的行動,但他們享有的資源已經大大不如九一一事件之前。蓋達組織的血腥行動與屠殺婦孺之舉不只沒有鼓舞全球穆斯林起而反抗西方世界,還讓壓倒性的絕大多數穆斯林不分階級、年齡、派系、國家,共同唾棄這個組織和他們的意識形態。

至於第二個目標,也就是讓中東民主化,美國和盟友的成績就難看了。事實上,他們用笨拙又偽善的方式在這個地區推銷民主,再加上美國的民主化任務中還充斥著會造成宗教對立的「文明衝突」說辭,因此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只是更加普遍地相信美國已經成為中東地區的新殖民勢力,其真正的意圖既不是要讓伊斯蘭世界民主化也不是要讓它文明化,而是要使它基督教化。

然而,儘管在中東推行民主的行動如此失敗,有一點卻不會改變:唯有透過真正的民主改革,才能削弱聖戰(吉哈德)主義的號召力、遏止穆斯林好戰主義的潮流。橫掃中東與北非地區的民主運動浪潮已經顯示,這個地區想要和平繁榮,就必須創造出貨真價實、土生土長的本地民主社會。事實上,這才是伊斯蘭真正的未來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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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伊斯蘭大歷史:穆斯林的信仰故事與改革之書》,衛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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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薩.阿斯蘭(Reza Aslan)
譯者:魏靖儀

後九一一時代,最受讚譽、最具代表性、也最好看的一本伊斯蘭通史。

2001年九一一事件過後,伊斯蘭世界開始受到極大關注,但眼光中多半帶著恐懼。身為穆斯林與宗教學者的伊朗裔美國作家阿斯蘭,即是在這樣的氣氛下完成了這部文字淺白、夾敘夾議的通史力作——從伊斯蘭教的起源、分裂、演進,一路談到殖民與後殖民時期伊斯蘭世界的境況,當然還有穆斯林激進組織崛起之背景——希望能夠消除日漸瀰漫的「伊斯蘭恐懼症」。畢竟,要消除恐懼,最好的辦法就是瞭解。

然而,作者的企圖不僅止於此。他想要破除的還包括籠罩世界已久的「文明衝突論」。文明衝突論是由美國當代著名政治學者杭廷頓,在冷戰剛結束的九○年代提出,他大致的看法是:冷戰之後,引發世界衝突的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組成世界的各大文明,因為每個文明自有其無法改變的本質,衝突勢所難免,並明確指出伊斯蘭文明將強力挑戰西方文明。九一一事件的發生,似乎印證了杭亭頓的預言,文明衝突論更加深植人心。

挑戰這種把伊斯蘭「他者化」的對立式思維,是本書的一大主軸。作者企圖闡明,伊斯蘭教跟世界上其他宗教一樣,發展過程中都持續受到文化、歷史、政治、社會等因素的影響,並試圖回應與調整,並沒有所謂無法改變的本質這回事。他認為,今日伊斯蘭世界的混亂、暴力,是因為那裡正在經歷一場屬於伊斯蘭教自身的「宗教改革」,就跟十六、十七世紀的基督教一樣;九一一則是穆斯林群體內部激烈角力延伸到境外的悲劇,而非伊斯蘭與西方的文明衝突。

書中,阿斯蘭也對伊斯蘭國家能否真正民主化的問題,給出了斬釘截鐵的回答:非但可行,而且不得不行。他用歷史證據和精采例證說服我們:一個融合西方啟蒙價值與伊斯蘭價值的民主政體,是多數穆斯林正在努力且大有可為的願景。作者不只樂觀以待,也起而行動,本書就是他的工具,「一份改革的論據」,他在序文裡毫不諱言地說。

透過本書,相信可以讓生活在後九一一時代,面對反恐戰爭頻仍、恐怖攻擊頻傳的我們,得到一種清晰而全面的思維框架,重新理解當前世界的複雜政局與紛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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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衛城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