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民粹主義》:民粹主義和「專家治國」如何互相襯托?

《解讀民粹主義》:民粹主義和「專家治國」如何互相襯托?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為什麼大約從1970年代中期以後,特別是最近幾年來,歐洲變得特別容易受到民粹主義行動者的影響?問題出在處理歐元危機的「專家治國」,要了解目前民粹主義的興起,這一點至關重要。

文:揚—威爾納・穆勒(Jan-Werner Müller)

本書提出的分析帶有一種含意:我們需要把國家社會主義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理解為民粹主義運動,儘管如此,我要趕緊補充說明,他們不只是民粹主義運動,同時還表現出未必是民粹主義本身元素的特徵,例如種族主義、美化暴力,以及激進的「領導原則」。

在1930至1940年代走過極權政治的最高潮之後,西歐現在的一個特點就是:戰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都有深刻的反極權主義印記。政治領導人、法學家以及哲學家,都試圖設計某種以防止過去極權主義復興為最重要目標的秩序。他們靠的就是一種把過去視為混亂時代的意象,那個時代的特徵是無限的政治活力、不受約束的「大眾」,以及打造完全不受限制的政治主體的企圖,例如經過淨化的德國民族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或「蘇聯人民」(Soviet People,以史達林的形象創造出來,並在1936年的「史達林憲法」〔Stalin Constitution〕中正式生效。)

因此,戰後歐洲政治發展的整體方向,一直是以強化民主本身為名義,朝向分化政治權力的目標(從制衡或甚至某種混合憲法的角度而言),以及賦權給未經選舉產生的機構,或超出選舉責任的機構,例如憲法法院。這個發展根據的是,歐洲菁英在20世紀中期的政治災難中,以正確或錯誤的方式學到的教訓:戰後西歐秩序的建立者看待人民主權的理想時,充滿了不信任;畢竟,要人怎麼信任曾經把法西斯主義者推上權力巔峰,或和法西斯主義占領者廣泛合作的人民?其中較不明顯的是,菁英對議會主權的想法,特別是主張要為由國會授權的整體人民說話與行動的政治行動者,也有很深的保留。

因此,他們才會贊同凱爾森曾經批判的後設政治錯覺。畢竟,這些合法的代議機構,不是在1933年與1940年,分別把所有權力都交給了希特勒(Hitler)和維奇法國(Vichy France)的領導人馬歇爾.貝當(Marshal Pétain)了嗎?因此,在戰後,歐洲的議會權力被有系統地削弱了,並加強了制衡的力量,另外,沒有選舉責任的機構(再一次,憲法法院是主要的例子),被賦予的任務不只要捍衛個人權利,還要保障整體的民主制度。

簡單說,對於不受限制的人民主權,或甚至是不受約束的議會主權(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有個德國憲法律師曾把這稱為「議會絕對主義」〔parliamentary absolutism〕)的不信任,可以說已經植入戰後歐洲政治的DNA中了。在20世紀後三分之一時期,那些能夠擺脫獨裁統治並轉向自由民主的國家,幾乎都會採用這些基本原則。我在其他地方曾經把它們稱為「受限的民主」(constrained democracy)。舉例來說,一開始是發生在1970年代的伊比利半島,然後是1989年以後的中歐和東歐。

需要強調的是,在限制民眾意志的全面企圖中,歐洲整合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在國家限制中增加了超國家(supranational)的限制。(不過這並不是說,這整個過程可以被任何人在幕後操縱,或可以順利地發生。)當然,這些結果會視情況而定,和誰在特定的政治鬥爭中佔據優勢有關。舉例來說,國家法院和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互相競爭擔任保護個人權利的角色時,尤其可以清楚看出這一點。一開始,這個邏輯在某些機構中更明顯,例如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和《歐洲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不過,隨著1970年代在南歐發生的民主轉型,想「鎖定」(lock in)自由民主承諾的渴望,在歐洲聯盟(也就是1993年前的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Economic Community, EEC〕)的具體例子中,亦變得更加明確。

現在,這個簡短歷史補充的結果就是,基於對人民主權的不信任而建立的政治秩序(如果你願意,也可以說是一種露骨的反極權主義秩序,以及一種含蓄的反民粹主義秩序),面對以整體人民名義發言的政治行動者,在對抗看起來是最少民眾參與的制度設計時,一定會顯得特別脆弱。從本書的討論中應該已經很清楚了解到,民粹主義並不是真的想呼籲更多的政治參與,更不要說實現直接民主。但是它可以號召提出這些呼籲的運動,因此乍看之下有某種合理性,因為戰後的歐洲秩序根據的就是讓「人民」保持一定距離的觀念。

為什麼大約從1970年代中期以後,特別是最近幾年來,歐洲變得特別容易受到民粹主義行動者的影響?有些答案或許很明顯,包括福利國家緊縮開支、外來移民,以及近年來最重要的問題——歐元危機。然而,不論是經濟、社會,或政治上的危機,都不會自動產生本書所探討的那種民粹主義(或許,只有當舊的政黨體制瓦解時除外)。相反地,民主體制可以說是不斷在製造危機,但同時也有自我矯正的資源和機制。就目前在歐洲的民粹主義浪潮而言,我會說這是處理歐元危機的特殊方法(簡單說,就是專家治國〔technocracy〕),要了解目前民粹主義的興起,這一點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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