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世芳X陳德政:當音樂仍是危險的,談我們的「地下搖滾」年代

馬世芳X陳德政:當音樂仍是危險的,談我們的「地下搖滾」年代
攝影:謝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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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最後,陳德政對馬世芳丟出兩個提問作為整個講座的結尾。他問,九零年代至今,有什麼東西是至今仍存在於自己身體裡;另一則,若能有時光機返回九零年代,會重新做哪個決定?

側記:尤騰輝|攝影:謝定宇

陳德政在他今年的新書《我們告別的時刻》回顧了青春期的90記憶,邁入四十不惑的階段,他形容人生並非電影,走到生命中場自然想回頭望,如同他鍾愛的導演王家衛所言:「前進的唯一方式是記得自己的過去。」

我們常用某個代表事件作為某個時代結束與開啟的標記,這是劃分歷史的一種途徑,例如台灣各種體制衝撞、文化能量爆發的解嚴那年,1987。陳德政在青鳥書店策劃的《我們的1990s—重回那個自由躁動的年代Memory Tapes Rewind》系列講座,找來許多在不同領域耕耘的音樂同路人談各自的90回憶,就像同輩老友酒飯之後聊起,縱使有些話題早已提述多次,但每次憶及,總能賦予它不同的意義。

音樂如何連結我們的時代記憶,或許如同水晶唱片的任將達曾在訪談中所言:「我們可能是藉著音樂這樣的一個媒介在傳遞某種訊息。我們在音樂裡留下了共同的意識,而不只是共同的記憶。你記憶裡的音樂不會只有音樂,那個共同的意識也不只是音樂,好像不是。」

新音樂幕後推手:水晶音樂

系列講座的第一場,陳德政邀馬世芳聊〈當音樂仍是危險的,談我們的「地下搖滾」年代〉這個主題,各自帶著幾張鍾愛的90年代專輯,來談那個甫解嚴不久的時代所發生的音樂紀事,以及身體與心靈持續被音樂啟蒙的歲月。

馬世芳與陳德政皆是在音樂領域行走多年的廣播人、作家,兩人年紀相差七歲,分別成長於台北、台南。馬世芳的大學時期,正好迎來台灣解嚴的那幾年;陳德政則晚些,從南部北上讀書時是90年代的中期。因此談論90的主題,陳德政認為馬世芳最適合來補齊當時自己所錯過的社會氣氛、文化景觀,而在講座開場陳德政也不忘虧對方一記,「我是從小看馬世芳文章長大。」

談起90年代的音樂紀事,很難不提到「水晶音樂」。陳德政在投影片上放了一張1989年「台北新音樂節」的手冊封面圖作為開場。馬世芳特別解釋「新音樂」這三個字,「我也是到很後來開始買得到比較多外文雜誌後才知道,西方80、90年代樂團其實不太有『新音樂』這種明顯流派的說法,這個說法在台灣是80年代末開始的,一小撮聽搖滾的文青開始認同的符號。」

在台灣90年代場景背後所謂「新音樂」的建構,正是水晶音樂這個廠牌,及它的前身「Wax Club」。馬世芳認為,新音樂節這名詞隱然想創造一種不一樣的流行樂的野心,是由程港輝、何穎怡和任將達一起想出來的,一個統攝性的名詞。何穎怡和任將達後來投入水晶唱片的創立,程港輝後來則到唱片公司的西洋部代理發行,引進許多一般大唱片公司不太會引進、相對小眾的音樂。

解嚴後的時代,剛好是馬世芳的大學時期。他憶起剛考上台大要去學校註冊的那天,原本要拿爸媽給的零用錢買大學服,卻跑到大安路的一家唱片行,買了件哈很久的Jimi Hendrix紫色紮染T-Shirt。身著新衣的馬世芳興致高昂地跑去台大註冊,在經過台大就體育館時聽到了裡面傳出Blues的吉他聲響,「我就想說,不會吧!台灣怎麼會有這種東西?」被這陣陣聲響吸引過去的馬世芳,看到站在台上的是一個身材臃腫、戴眼鏡留長髮,手上拿著一把黃色Fender Stratocaster吉他的胖子,「就是那個傢伙,我那個時候不知道他叫吳俊霖(伍佰)。」

那天在台大舊體育館的活動,正是1989年第三屆的「台北新音樂節」,他感覺到或許會發生有趣的事情,於是決定留下來混到晚上,「當晚演出人我記得有林暐哲的拆除大隊、Double X 趙一豪,還有吳俊霖。」後來馬世芳的母親陶曉清與薛岳也一起到場,他感嘆:「薛岳那時不會知道他第二年會那樣。」

「薛岳是看著我長大的長輩,」馬世芳憶起小時候常跟母親陶曉清跑演唱會,當時薛岳剛出專輯,當紅的歌就是〈機場〉,人卻不如歌來得紅,在當時的歌壇很不得志,「薛岳留一頭長髮,上電視節目時要戴帽子把頭髮塞進去,上電視就給主持人奚落糟蹋,玩白癡遊戲。好不容易有時段可以唱唱自己的歌,薛岳自己帶樂團很麻煩,又不太會講笑話,綜藝節目不愛找他上。」

1990年7月薛岳發行了《生老病死》這張專輯,同年9月17日,在國父紀念館舉行「灼熱的生命」演唱會》。當時陳德政讀小學六年級,已開始注目國語流行音樂的動向,透過當時電視的報導、宣傳,薛岳的病情與演唱會已然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

「所以他真正的紅,是因為他得肝癌,新聞佔據了所有媒體版面,那時全國新聞好像大家都在等著看,他在電台的置物櫃塞滿全台各地聽眾寄來的治癌偏方,這是一個很荒謬的畫面。」馬世芳回憶。

薛岳的最後一場演唱會前,身體狀況很糟,馬世芳形容他像是「藝術家燃燒生命創作」這種譬喻的現實版,從開始策劃活動到演唱會的進行,停辦備案、救護提供等,隨時都做好突發狀況的應對準備,「他在唱的時候,看他的手常會伸在衣服裡面,那是因為他動過手術的部位會痛,要用手去壓著。」後來這場演唱會發行了錄音專輯,薛岳沒有進錄音室做任何修補,也沒有機會重唱,演唱會後不久薛岳就入院,一個月後離世。

同樣是1990年,還有另一張專輯也影響了陳德政和馬世芳——趙一豪的《把我自己掏出來》。這是台灣唱片史最後一張被查禁的專輯,新聞局在1990年以「歌詞粗俗不雅、有違社會善良風俗」為由查扣,其新聞稿更指出專輯是「人性的沈淪、獸性的浮顯」、「類此屬於作者個人的情緒垃圾,實應扔進自我反省的焚化爐中予以燒毀」。陳德政笑說:「我覺得撰寫新聞稿的人根本是趙一豪的粉絲,因為他完全聽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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