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斯福山:「否決政治」引發強人政治的需求,所以川普崛起

法蘭西斯福山:「否決政治」引發強人政治的需求,所以川普崛起
法蘭西斯福山應長風文教基金會所邀,於2017年4月14-15日來台演講之畫面|Photo Credit: 長風基金會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在義大利與印度也看到同樣的情況,全世界民主國家開始有這個趨勢,民主的政治系統沒辦法去做出重大決定,因為體制上的阻礙造成了行政阻礙,也引發了「強人政治」(Strongman politics)的需求,你需要一個強人來克服這些困難與阻礙才能夠做出決策。這也是川普為什麼會崛起背後的原因。

唸給你聽
powered by Cyberon

文: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美國民主政治體制的困境

另外在美國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政治體制的設計方式。我們可以看到在民主國家,我們有很多不同的體制,譬如說政府的權力,以及法治與民主之間制衡的力量可能會出現改變。美國的平衡從建國一開始到現在,基本上都有非常強的法治元素,以及非常強健的民主制度,但我們沒有強健的官僚或是政治體系。在這個過程當中,對於美國這個政治系統當中制衡以及對行政權的限制的狀況,美國人基本上是還滿引以自豪的。但過去這個系統經過一個世代的演進,導致了體制相當嚴重的功能失衡。這樣政治制衡的力量出現了不平衡,造成了美國社會的一些問題,第一個就是兩極化。譬如說在整個二十世紀當中,兩個美國主要政黨,民主黨與共和黨,在過去其實有相當多的重疊之處,包括新政(The New Deal)、包括雷根減稅,基本上都是透過兩黨在國會當中結盟達成的結果。在九○年代開始,兩黨重疊的這個情況已經消失,到現在是蕩然無存。現在最溫和的共和黨,可能比最保守的民主黨還要保守。

我知道在台灣也有藍色與綠色兩邊,在美國我們則有紅色與藍色陣營。大家可能在選擇結婚對象或子女的結婚對象,也會考量到他們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檢視政治立場可能比種族、膚色這些因素還要來得要更重視。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美國選舉在過去這個世代所流入和運用的資金更為龐大,因此很多龐大的利益團體跟政治體系之間,出現了一個結合。在我上一本書(編按:《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當中,提到了「Vetocracy」(否決政治),透過否決來統治,就是所謂的「否決政治」。用否決來影響了美國政治的走向,也就是影響了美國決策的體系與權利。

舉個例子,國會已經將近二十年沒有透過「常規出貨」(regular order)的正常方式來通過聯邦預算。我們看到每次出現一個危機的時候,比如國會要提高舉債上限之類,都會造成這個政府陷入停擺危機,這不是一個民主國家應該要看到的情況,預算案是應該要被通過的。另外在美國的稅制改革來說,美國有相當高的企業稅率,名目稅率大約是35%,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國家當中是最高的水準。但我們卻提供不同的、小的利益團體各種補助,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兩黨都同意要降低名目稅率與減少這些補助,但國會沒辦法這麼做。因為所有去協商補助金的利益團體都有集體否決權,這也是為何川普希望做稅制改革,去降低企業的稅率,但我跟大家打賭,這絕對不可能發生,因為利益團體太容易去否決這樣的提案。

在台灣的這個政治制度,也逐漸走向和美國類似的情況,很多民主國家都出現這樣的傾向,日本也是,需要政黨的高度共識才能夠去行事。我們在義大利與印度也看到同樣的情況,全世界民主國家開始有這個趨勢,民主的政治系統沒辦法去做出重大決定,因為體制上的阻礙造成了行政阻礙,也引發了「強人政治」(Strongman politics)的需求,你需要一個強人來克服這些困難與阻礙才能夠做出決策。這也是川普為什麼會崛起背後的原因。美國人也很挫折,他們的體制無法產出他們想看到的狀況,他們需要像川普這樣的一個強人領袖,他在共和黨的大會上說「我一個人可以搞定這一切」,用這種方式去說服大家。當然,並不是所有歐洲的民主國家都有這種問題,德國、荷蘭和大部分的北歐國家,他們的民主政治系統有辦法去處理很複雜的問題,比如勞動政策的改革;過去一、二十年他們推動的改革是很成功的。

歐盟與身分認同問題

但歐盟呢?歐盟的體制基礎很薄弱,所以我們看到它出現了正當性危機。為什麼會有正當性的危機呢?首先是他們創造了歐元(EUR)這種貨幣,在當初提出歐元這樣單一的貨幣時,很多專家就警告,你有貨幣同盟,可是卻沒有財政同盟,將會導致嚴重的危機,這些預言都已經一一應驗,像是希臘的債務危機到現在還沒有得到充分解決。我們相信有關希臘所導致的歐洲金融體系危機還會繼續餘波蕩漾。

第二,就是跟他們所謂的申根簽證制度(Schengen)有關,申根制度就是指歐盟會員國所有人民可以自由地在歐盟境內移動,但申根制度的問題是,假如你無法確保、無法有效控制申根地區以外的人如何進入有申根的歐盟地區,就會導致整個制度的瓦解。比如說敘利亞很多難民會透過東歐、希臘轉進入歐盟的其他會員國,只要這些申根地區以外的人用各種管道進入了申根地區,他們就可以在會員國之間移動,就會防不勝防、抓不勝抓。因此很多歐盟的右翼政治人士感到極度的不滿,他們認為因為制度設計不良,導致歐洲出現了嚴重的難民問題。因為他們的邊境措施做得不夠好,導致了這樣的後遺症。這可以說是歐洲到目前為止在制度上無法解決的問題,他們沒有花足夠的錢來控制歐盟的邊境,在這樣的情況下,無論是敘利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人民非法地進入歐洲以後,使得歐洲社會很不穩定,歐洲的菁英目前還無法解決這樣的問題。

RTSSYZ0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最後是身分認同的問題,無論是投票支持川普或英國脫歐的人,他們不一定是低學歷或沒有工作機會的藍領勞工,也有一部分是高學歷的菁英分子,因為他們看到自己國家多了很多不會講本國語言、不懂得履行公民義務的人,因此出現強烈的反彈。像我這樣的人很習慣多元文化環境,因為我自己的家人是一百年前從日本移民到美國的,因此我當然贊同美國去做一個文化、民族的大熔爐角色。但別忘了,很多人並不願意看到自己的文化被稀釋,不願意別人進來讓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漸消失。所以目前文化多元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出現,導致歐美很多白人出現了情緒性的反彈,他們感到在自己國家裡變成了少數民族,「為何國家都立法保護外來、非白人的少數民族?」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訴求開始被過度擴大,比如美國的右翼人士,他們已經把這樣的訴求加以擴大,但的確有這樣的怨言存在。

回看亞洲面臨的民粹與移民問題

接下來談談亞洲,我相信亞洲的情況跟歐美的情況不太一樣。就經濟失衡來講,亞洲與歐美差不多,因為製造業同樣流失了不少工作機會,包括中國創造的製造業機會也已經開始降低,畢竟還有很多國家例如越南、孟加拉的成本比中國還要更低,因此製造業出走到這些國家。例如去年,我們看到南韓的造船業出現一連串破產事件。在台灣,我相信大家對南韓發生的事都非常清楚,因此,即便是在亞洲,因為經濟失衡也同樣導致大家心中有很多不滿。但亞洲比較看不到極右派、民粹式的保護主義抬頭,民粹主義是存在的,但大部分是由左派的政黨把它當成一種工具。

我們看一下北歐跟南歐。南歐指的是西班牙、義大利與希臘這些國家,他們還有傳統的左派政黨,失業的勞工會投給這些左派政黨。北歐的民粹主義政黨,主要是屬於右派民族主義的政黨,他們打著反移民訴求來吸引勞工選票。亞洲整體來說比較像南歐而不是北歐國家。韓國很快將舉行總統大選,他們的左派政黨民主黨可能會勝選。在台灣,比較接近民粹主義政黨的是DPP,也就是民主進步黨;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算是在操作某種程度的民粹主義,因為他大刀闊斧地進行反對貪污的改革,他針對的對象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由於中國很多人原本就對於腐敗的高官非常不滿,習近平等於是抓住他們心裡的想法,但這跟美國川普的崛起不一樣,這不是一個基層草根運動。相反地,在中國,這是統治階級的一種工具,藉此來強化統治地位,我們在亞洲國家都可以看到同樣的現象。

像我最憂心的是日本、韓國與中國。在過去十到十五年當中,我所觀察到的是,他們會教導他們的年輕人必須能夠更加去捍衛民族主義。同樣的,如我剛才所說,這不是由從下而上的草根政治運動產生,而是由統治階級為了鞏固統治正當性所採取的手段。因此,亞洲國家與歐美國家因為右派政黨崛起而出現的民粹主義是截然不同的。亞洲也好,美國也好,歐洲也好,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亞洲沒有那麼多的移民,因為我們知道以歐美為代表的已開發國家有很多的移民,而在亞洲就沒有。在亞洲也沒有那麼多的回教徒,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看到歐洲國家有一個主要的問題,就是一旦有了很多穆斯林移民,這些文化跟歐洲本土的文化是不同的。譬如說在緬甸,我們也看到有穆斯林移民到緬甸之後,也引起當地佛教徒的反彈。但除了緬甸以外,其他國家沒有太多穆斯林的移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亞洲大多國家包括台灣在內,都有非常嚴重的人口結構危機,就是少子化所造成。美國有一個好處,就是持續地接受移民來帶動人口成長與經濟成長,這樣才能夠帶動經濟進一步的發展。不過在亞洲,我們看到屬於工作年齡的人口不斷在減少與流失,亞洲國家也不該忽視移民問題的重要性。

回到展望未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確面臨非常嚴重的威脅,無論是在國內或國際的舞台上,有很多不同的威脅。比如說,中國是一個極權的政府,它從來沒有說它要實施自由主義。另一方面,普丁的俄羅斯也是極權主義國家的代表。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面臨最大的威脅是歐美國家內部的問題,有越來越多的民眾不滿,因此他們舉起了民族主義的大旗。不要忘了,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是歐美國家在二次大戰之後打造出來的。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從歷史的終結到民主的崩壞:法蘭西斯・福山講座》,聯經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法蘭西斯・福山等
編者:長風文教基金會

「全世界民主國家開始有這個趨勢,民主的政治系統沒辦法去做出重大決定,因為體制上的阻礙造成了行政阻礙,也引發了「強人政治」的需求,你需要一個強人來克服這些困難與阻礙……。」——法蘭西斯・福山談川普上任

1989年,一篇名為〈歷史的終結?〉的文章在知識界引起軒然大波,激起熱烈的辯論,而就在幾個月後,東歐共產國家分崩離析、蘇聯解體,正如同這篇文章所論:民主體制將成為人類的最終選擇。

這個準確預言了未來發展的文章作者,就是法蘭西斯・福山。他對東西方政治制度的瞭解、對趨勢的掌握,讓他得以指出歷史的走向,也對政治局勢的發展知之甚詳。

2017年,福山教授受邀來台進行長風講座,其演講主題是「從歷史的終結到民主的崩壞」。這個主題又包括兩個子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崩解?」和「中美爭鋒及其影響」。

在第一個子題中,福山教授論及二戰後美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促進了經濟方面人員、物資與資金等流動,催生了世界貿易組織及歐盟等組織或協定,但目前的美國卻因國力的衰退與他國崛起,以及民粹風潮對憲政民主構成威脅等因素,動搖了其世界秩序維護者的地位。這些發展不只影響了美國大選的結果,也關乎未來世界局勢的變化。

在第二個子題中,福山教授與朱雲漢院士對談,聚焦討論中美的競爭與合作關係。他認為中國不太可能扮演美國在二戰後的國際角色,也無法成為與美國地位相等的世界強權,主要是因為中國本身就是國際體系長期的受益者,加上內部存在政權正當性的問題。他認為中國的危機在於:當中國的經濟成長率下降,中共政權可能採取民族主義來對抗國際社會,從而轉移國內民眾的不滿。在國際政治與經濟的角力上,中國的崛起還有許多值得我們深思之處。

這兩場講座,讓我們有機會了解福山對中美關係的看法,以及民粹主義如何衝擊民主政治。當民主體制受到民粹的挑戰時,如何在民主與民粹當中取得平衡,是當代社會的重要議題。

getImage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或許你會想看
更多『評論』文章 更多『政治』文章 更多『精選書摘』文章
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