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導讀《百辯經濟學》:為什麼要為這些「背德者」辯護?

南方朔導讀《百辯經濟學》:為什麼要為這些「背德者」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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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由這本書,我們當會知道「個人-整體」、「自由-平等」、「放任-干涉」、「宏觀-微觀」這些兩極之間,乃是許多問題發生的空間,仍有待我們去思考釐清。而這本書即是頭腦體操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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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朔(作家、詩人、社會評論家)

導讀:一本有大意義的小書

有些書,不只是單純的一本書而已。這種書是同性質書籍所構成的森林裏的一棵樹。閱讀這樣的書,就不能只讀樹,更要讀林。因為林是它的背景、它的支撐架構,同時也是它的形成原因,甚至還是它的源頭,它的母親。

由美國紐奧爾良羅耀拉大學經濟學教授瓦特・布拉克(Walter Block)所寫的這本《百辯經濟學》(Defending the Undefendable)就是這樣的著作。這本初版於1976年——至今已有40年的著作,自從它出版起,就廣泛受到爭議,而且爭議一直延續至今。因為它是從放任經濟學的角度,替那些我們都習慣性的認為是「壞人」的人,如娼妓、皮條客、毒販、吸毒者、敲詐者、偽幣製造者、放高利貸者、不支持慈善事業者、誹謗者、反對學術自由者、在電影院高喊失火者、賣黃牛票的人、小氣鬼、紈袴子弟、亂丟垃圾者、劣等商品製造者……等而展開辯護。由於這是替那些不可辯護者辯護,其聳人聽聞的刺激性自然讓這本書的知名度一直延續了下來。

《百辯經濟學》替不可辯護者辯護,而且當年該書一出版,即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F. A. von Hayek)、美國新右派首席理論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以及美國自由放任主義大老赫茲利特(Henry Hazlitt)、羅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等人的推薦。這些推薦者到了今天已全部作古,但這本書卻兀自存留了下來,成為美國自由放任主義(libertarianism)這個思想支派最極端形式的見證。因此,這本著作其實有著極大的學術公案在焉。

研究資本主義思想史及資本主義發展者都必然知道,自由主義的放任資本主義自18世紀中後期進入歷史日程表後,它一直到19世紀在「爭××的自由」(Freedom to)上的確有過極大的貢獻,但放任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剝削及不平等,卻也使得「自由-平等」的對立衝突日深,因而主張「國家」介入,以節制私人資本的各類社會主義——包括國家介入重分配的民主社會主義、以國家機器為重心從事經濟活動的國家社會主義、最極端的共產主義等遂告漸次出現,「免於××的自由」(Freedom from)開始出現。在20世紀的上半期,基本上乃是放任資本主義退潮,各類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思想和政治社會主張取得優勢的時刻。除了俄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德義的國家社會主義、西歐的民主社會主義外,英美則是以具有溫和社會主義傾向的「凱因斯革命」取得了支配地位。從1930年代的大蕭條到第二次大戰時的戰爭動員,都是「左」字當道,所謂的「左」,指的是社會主義,是政府角色的擴大,而「右」則指私人的放任經濟。

面對這種舉世向左轉的趨勢,右邊的反撲也開始出現。反撲的勢力分別來自奧地利和美國,並進而合流。美國乃是一個「先有社會,後有國家」的地方。這種不受羈束的傳統,滋生了政治和經濟上的放任主義,諸如《湖濱散記》作者梭羅所代表的絕對自然個人主義、在英國並未大行其道卻於美國風光一時的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等,都是美國自由放任主義的先河。但這種自由放任的個人主義思想,到了20世紀的確已隨著歷史及社會情勢的改變而趨於式微。而它的復甦,則要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戰後的歐洲更加向左邊移動,甚至1944年的英國大選都是左翼的工黨獲勝。這種形勢的發展,促使美國右翼緊急展開反撲,而在經濟理論上發揮極大領航作用的,即是兩位奧地利裔的經濟學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及海耶克。

熟悉近代經濟思想史者都知道所謂的「奧地利學派」,在19及20世紀之交,諸如孟格(Carl Menger)、龐巴衛克(Eugen von Böhm-Bawerk)等皆屬放任經濟學的主要理論家。延續這個傳統,米塞斯於1944年出版《萬能政府》及《官僚體制》兩書,同年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也在美國出版。這兩人著作的出版,對挫折中的美國自由放任主義者,不啻等於提供了最佳的思想武器。於是,不但以寫《我們的敵人,國家》(Our Enemy, the State)聞名的美國老派放任主義者諾克(Albert Jay Nock)開始重新受到重視,米塞斯和海耶克也受到極大推崇。

一個被稱為「自由放任思想復甦」的運動開始浮現。不但經濟理論家如西蒙斯(Henry C. Simons)、奈特(Frank Knight)等聲勢看漲,自由放任思想的組織家和宣傳家如赫茲利特(Henry Hazlitt)、里德(Leonard E. Read)、丘多洛夫(Frank Chodorov)、羅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安・蘭德(Ayn Rand)等亦告興起。一九四七年歐美四十餘位經濟學家在瑞士白勒寧峰(Mont Pélerin)集會,成立「白勒寧峰學會」,建立全球放任經濟的理論堡壘。1950年代則發展了多份重要的宣傳雜誌如《自由人》、《美國守護神》、《信仰與自由》、《人間世》等。1953年起決定主攻校園,成立「個人主義跨校協會」與「社會主義跨校協會」打對台。所有的這一系列發展,總體而言可以說是戰後美國新保守主義運動裏有關思想與經濟理論這方面的發展。

美國戰後新保守主義運動的形成,有幾個不同的領域,有關自由放任經濟思想的重建和對政府經濟角色的批判乃是其中之一。此外還包括了對群眾角色的抨擊,對傳統價值的肯定,以及更重要的反共等。這四個領域的保守主義,我們可以簡稱為「放任保守主義」、「精英保守主義」、「社會保守主義」和「反共保守主義」。但我們也可知道這四個領域的保守主義雖然皆為保守主義,但經常也內部矛盾重重。以「放任保守主義」而論,它主張個人自由的極大化,以及政府角色的極小化;但對「反共保守主義」及「社會保守主義」者而言,他們卻主張政府應擴大權力,多管他們不贊成或反對的事務,「反共保守主義」甚至主張不斷擴充軍備、稱霸全球。

這種內在的差異,使得自由放任經濟學家在替戰後新保守主義打開了一條理論通路後,即和其他領域的保守主義處於摩擦狀態。舉例而言,巴克萊(William F. Buckley)早年受諾克、海耶克等人的影響而成為自由放任主義者,並成為一九五三年「個人主義跨校協會」的首任會長,1955年並創刊《國家評論》雜誌,但到了後來卻日益向「反共保守主義」移動,主張美國國家主義,擴充軍備。這種方向當然不被正統的自由放任主義者同意,因為就邏輯上而言,任何真誠的自由放任主義者皆必然反對政府權力的擴大和國家角色的擴張,自由放任主義者必然是國際問題上的孤立主義者——即反對國家管太多國際事務。這種差異使得新保守派之間在1969年鬧出筆戰,羅斯巴德等正統的自由放任主義者與軍事擴張主義者決裂,並於1972年組織了自己的小黨「自由放任主義黨」,在過去每逢選舉都會推出候選人,但沒有政治實力。只是在共和黨內,仍有一些人具有自由放任的傾向,但不是那麼嚴格與徹底而已。

當我們對戰後美國新保守主義的復興有了理解後,即可知道價值上及經濟上的自由放任主義乃是新保守主義的前鋒。它在米塞斯、海耶克,以及著有《一課經濟學》(Economics in One Lesson,中譯本經濟新潮社出版)的赫茲利特等經濟學家帶頭下,對當時主流的凱因斯經濟學展開抨擊。1971年新自由派哲學大師羅爾斯(John Rawls)出版理論巨著《正義論》,企圖為政府的分配角色建構出新的倫理基礎,一九七四年放任大師諾齊克(Robert Nozick)則出版《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與之打對台。這兩部著作都已成了近代的新經典之作。

而《百辯經濟學》作者布拉克,就是在自由放任主義再起時長大的那一代,他1964年畢業於布魯克林學院哲學系,深受自由放任主義教母安・蘭德,以及赫茲利特《一課經濟學》的影響,於是由左派變成右派,而後他又進哥倫比亞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而後他於1976年寫成《百辯經濟學》。他的這本著作乃是赫茲利特所著《一課經濟學》的延長——在《一課經濟學》裏為了抨擊政府干涉主義,赫茲利特已指出一個重要的觀念,那就是經濟上有許多我們以為的惡,其實都是政府干涉的果而非因,該書並提出了十餘種經濟現象為例。而《百辯經濟學》即是根據更嚴格的自由放任經濟學論點,做出更深的討論。

《百辯經濟學》以自由放任的價值為我們習以為常的「壞人」或「壞行業」辯護,非常具有挑釁性。美國的自由放任主義哲學,不明言的有許多前提:它認為人們的追求自利即可在「看不見的手」導引下形成公共的善,也主張追求自利是最高的價值,因而除非是施加暴力,否則即不能做出任何限制與懲罰。對並非主動施加暴力的所為而限制及懲罰,就是不公正與不合法。它相信非暴力的自私即是美德。自由放任主義的哲學思想裏,潛藏著正面無政府主義的一些元素。布拉克教授以各種敏感的職業為辯護的題材,他的目的是要藉著這些會讓人不愉快的題目,將人們逼到知識與感情的死角,從而去思考自由、國家干涉的是否妥當,以及價值判斷到底是對是錯等核心問題。因而這本書遂變得很有「棒喝」式的意義。

對於《百辯經濟學》裏各種刺眼,甚至會讓人生氣的問題,在此很難逐一討論。不過必須指出一個方法論上的重大課題。稍早前,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教授穆澤里斯(Nicos Mouzelis)在《社會學理論哪裏錯了?——診斷與治療》一書裏即指出,經濟學家根據效用、選擇、供給、需求、均衡等範疇來評斷政治、社會及價值事務,這乃是一種以微觀的「邏輯-化約」(Logico-deductive)模式,來面對「歷史-發生」(Historico-genetic)宏觀模式的課題,因而它的中間遂經常出現「微觀-宏觀」(Micro-Macro)是否相襯的課題。

在此姑且就販毒吸毒問題而論。近年來這個問題已被許多經濟學家討論過,除了本書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Gary Becker)、投機金融大亨索羅斯也都曾經討論。他們都認為管制藥物及將其犯罪化,使得藥物供需關係被扭曲,從而造成販毒超利潤、對警察的賄賂提高、藥物價格上漲、買不起藥物只得犯罪等,若藥物自由市場化,以上諸弊皆可迎刃而解。將藥物問題簡化為商品供需問題,或許不無啟發性,問題是它的那個前提「人人有使用藥物的自由」,卻不一定能夠成立。

再例如,本書對有些問題——如對賣黃牛票的分析,確實有其切中肯綮之處,但另外的一些問題如認為勒索恐嚇是一種言論自由,有助於犯罪的減少,則可能多半的人都不會接受,而且論證的邏輯也詭譎而牽強。由於本書作者是最純粹的自由放任主義者,因而他也是個「反政府主義者」(anti-statism),對任何可以和「反政府」的功能扯上關係的,即有所維護,這難免使他混淆了若干問題的本質。自由放任主義的純粹派接近無政府主義,本書即是證明。

美國的歷史至今仍極為短暫,因而許多人仍有那種「先有社會,後有國家」的記憶,加上美國獨特的生存環境所造成的自由傳統,使得它有許多人視自利為美德,美國是全球唯一一個憲法賦予人民擁槍權的國家,有些比較邊疆性的地區,仍有人視「國家」為邪惡,因而拒絕納稅和受教育,並自行組織「民兵團體」,經常抵抗政府。這些人是個人自由放任主義的另一種形式,他們比本書這種知識性的自由放任主義走得更遠了。許多人當記得,稍早前美國曾有過「大學炸彈客事件」,一個資賦優異的數學神童卡克辛斯基,他出身哈佛,後來到柏克萊加州大學數學系任教,對美國的文明型態不滿,憤而辭職,到邊疆州蒙大拿過自耕自食的生活,並製造郵包炸彈。他是美國式自由放任主義的極端形式,他跨越了暴力這道門檻,如果他不跨越這個門檻,他就會是和《湖濱散記》的梭羅屬於同一型的人物。

美國的自由放任主義是個獨特的傳統。在現實政治上,它誘發戰後美國的新保守主義運動,它的某些主張被人抄襲變形,演變為現實政治上好戰的新保守派和新右派,最新的「新右派」將全球視為他們自由放任的樂園,真正的原型自由放任主義反倒是愈來愈被邊緣化,淪為一個超小型的「自由放任主義黨」。本書作者即是這種原型自由放任主義人物。因此,當我們閱讀本書,被他的雄辯和詭辯所懾服或惱怒時,不能疏忽了他的這個更大的發展脈絡。當我們讀完這本書後也當會體悟到,這本書不是一個結束,反而是另一個開始——因為由這本書,我們當會知道「個人-整體」、「自由-平等」、「放任-干涉」、「宏觀-微觀」這些兩極之間,乃是許多問題發生的空間,仍有待我們去思考釐清。而這本書即是頭腦體操的開端!

相關書摘 《百辯經濟學》:黃牛某方面協助了中低階層的民眾,並且傷害了富人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百辯經濟學:為娼妓、皮條客、毒販、吸毒者、誹謗者、偽造貨幣者、高利貸業者、為富不仁的資本家……這些「背德者」辯護》,經濟新潮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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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瓦特・布拉克(Walter Block)
譯者:齊立文

  • 自願「性」交易——無論你怎麼解釋都行!
  • 雖然有人可能會認為這帖藥藥性過強,但即使人們憎恨它,它還是對他們有益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海耶克(F.A. von Hayek)

究竟,個人自由的界限何在?

本書於1976年一出版即轟動自由經濟學界,成為一本口耳相傳的「地下經典」。在這本書中,作者為娼妓、皮條客、吸毒販毒者、敲詐者、(非政府的)偽造貨幣者、高利貸業者、不支持慈善事業的人、雇用童工的人……這些「背德者」辯護。作者稱他們為「經濟上的代罪羔羊」(替死鬼),對這些長久以來遭輕蔑、誤解甚至裁定為違法的職業,努力恢復其應有地位,探究其經濟功能,證明他們對社會是有益的,並強調「合意成人之間的自願性交易」不應被譴責,因為他們並沒有做任何有暴力性質的壞事。相反地,對「非攻擊者」施加暴力才是不正當的。

例如對於性和藥物,如果是人們出於自願的交易行為,那麼政府把這些沒有侵犯他人的人抓進監獄,政府本身就是犯了對「非攻擊者」施加暴力的罪行!

從這本刺激有趣、令人震撼的書,讀者將可體會到自由市場的積極意義,對於現實世界的經濟百態有更徹底的了解。從本書還可學到,對於美國政治經濟思想影響甚大的自由人主義(libertarianism)的原理與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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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經濟新潮社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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