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不斷傳誦,當志願兵是台灣人「最大的光榮」

日本不斷傳誦,當志願兵是台灣人「最大的光榮」
Photo Credit:月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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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志願」雖非強制,卻在當局塑造出的熱烈情況與濃厚愛國氛圍裡,成了單一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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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柏棕

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

且讓我們把重點放在與護國丸事故主人翁相關的《海軍特別志願兵令》。

瓜達康納爾戰役的半年間,海軍消耗大量戰力,日本大本營被迫變更戰略,以確保自開戰以來擴充的戰果。在「絕對國防圈」的範圍內,日軍既要保持內線打擊敵人的能力,又要阻止敵軍空襲防衛圈內重要的資源產地和交通線,並預計兩年過後,待力量恢復到足以發動大規模攻擊時,再審度機宜選擇地點,進行戰略對決。也就是說,日本大本營放棄自開戰以來採用的「速戰速決」原則,而確立了持久戰方針。

隨著戰況惡化,以志願兵為主體的日本海軍,徵募人數每年倍增,例如,1942年較前一年增加超過兩倍,達到六萬三千餘人,1943年更一舉突破11萬人,甚至在1944年幾近完成25萬人的編制極限,再無另闢兵源的可能。

為了落實絕對國防圈的戰略,並補充1942年後幾次海戰所造成的兵員折損,此時,日本海軍也不得不拋棄過去與臺灣、朝鮮兵員共乘一船感到不安的既定成見,以及因兵員需求較少、不需接受殖民地志願兵的狀況,而改以動員殖民地的青年加入海軍,希望以殖民地本身兵力就近建立防衛體系,或增援其他戰區。

1943年五月,日本通過閣議,頒定《海軍特別志願兵令》,宣布八月在臺灣、朝鮮兩地同時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自願申請服兵役的男子,得依海軍大臣所定標準,經甄選後服特別志願兵役,編入海軍兵籍。

「行かう!海軍志願兵」——志願兵招募宣傳

當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實施的消息一公布,臺灣總督府與高雄警備府立即發表共同聲明,表示這是「島民最大之榮譽」、「600萬島民國家保護之大任」,要臺灣青年發揮海國男子的本分,報答聖恩。在臺灣各地都出現了陣容龐大的遊行、參拜神社等活動;並且舉辦各式演講和座談會,鼓吹青年從軍報國,為天皇、國家而死是無上光榮的思想。這些刻意聚集人潮的壯盛場面,形塑民間熱烈迴響的氛圍。

與此同時,媒體陸續報導了海軍志願兵發表的言論、戲劇化的事例,製造出被動員群體的支持情境,宣揚青年對從軍熱潮的實質響應;也深入志願兵的家庭,表揚家長期勉子弟戮力報國的無私精神,進而鼓勵民眾效法這些「模範之家」。

臺北三芝出身的李登欽(當時改名岩里武則),是前總統李登輝的兄長,當他錄取第一期海軍志願兵時,在《臺灣日日新報》刊出了記者對他的採訪內容,他如此說道:

報名的時候,我本來就有自信會考上海軍特別志願兵。如願以償後,內心還是欣喜無比。當然,在後方身為維護治安的戰士,為國效力,同樣是在奉公,但可能的話,我還是希望在第一線盡展所能為國家效力,如今真的成真了。而且我能夠加入無敵帝國海軍,在光榮的軍艦旗幟下從事擊潰英美的工作,我這輩子從未如此興奮過。從今而後,我只祈求成為堂堂帝國海軍報效國家的那天能早日到來。

同一天同一版也刊登了張雲藩的錄取心情:

……終於能加入海軍志願兵,一想到能身為世界首位的海軍軍人一員,就感到感動,不,是歡喜,難以言喻的感受。父母親也應該為此高興。昨天星期日,回到故鄉中壢,鄰居也問:「還沒收到合格通知嗎?」……作為本島人的榮譽,莫過於此。我將成為稱職的帝國海軍軍人,以報答各位的期待。

張雲藩
張雲藩(後排中立者)在高雄左營的海軍兵志願者訓練所受訓期間,與同袍留下合影。也在照片中的黃為政(前排右),則在後來前往海軍對潛學校進修途中,不幸遭遇護國丸事故的厄運|Photo Credit:月熊出版

另外,在《臺灣日日新報》上還可以讀到家長的談話。例如當志願兵合格的通報傳來時,新竹出身的鄭武傑正好在外出差,父親便代他發表感言,他將孩子能夠錄取海軍志願兵形容是「家門之譽」。

當局一方面經由媒體美化制度,宣揚青年自願從軍是報國的榮譽;另一方面也以現實利益為誘因,透過座談會和演講說明制度的實質內容,從中鼓吹當兵的種種好處,包括:與日本人毫無差別編入兵籍,共同擔負國防使命的榮譽,同時依個人表現給予晉升機會。退伍後,有利於就業;若不幸陣亡,當局也會代為照料遺族。

整體而言,當局的輿論指導原則在於,反覆強調臺灣青年加入日本海軍的榮譽感,具有一種催眠效果,不需要求服從或屈服,相反地,它讓人在一種形式上有選擇的自由,實際上卻是在間接的、隱形的強制中做出選擇。誠如淡水出身的盧金水所言:

到處都是志願兵的消息,不斷傳誦著在臺灣實行志願兵制度,是臺灣人的最大光榮,當志願兵是盡忠報國的實際表現,企圖要造成一股風氣。那時候整個社會風氣都是朝著那個方向走,就算是心裡有什麼想法也不會表達出來,只能隨著那樣的潮流前進,所以可以說是環境逼得我不能不去志願。

換句話說,表面上「志願」雖非強制,卻在當局塑造出青年志願的熱烈情況與濃厚愛國氛圍裡,形構了單一選擇性。也就是,青年必須要有不落人後的愛國情操,因而有不得不的選擇,最後只有進行志願一途。

愛國青年的響應然而,究竟有沒有人是真切地嚮往並響應這股從軍熱呢?藉由證言,我們可以發現與那些被報導的主人翁,懷有同樣忠君愛國精神,將投入前線禦敵視為是青年責任者其實不在少數。住在花蓮玉里的阿美族人巴木達拉(Bamutaru,日本名安村秀吉,戰後改名林秀吉),即道出當時青年,包含他自己的志願熱忱,他說:

日本人那時已經打到沒有兵了,才在臺灣募集志願兵。不管是臺灣人、阿美族大家都很憧憬,想加入軍隊!我向考官堅定地回答:「我要進海軍!為了國家,我願意赴死!」我認為日本人做得到、臺灣人做得到,那我也能做得到,所以很努力地考上了志願兵。

從巴木達拉的言談中可以瞭解到,或是受到愛國教育的薰陶及當局的宣傳影響,在戰爭期世代當中確實出現了不少本著愛國心、懷著理想色彩的青年,他們自願從軍,主動地應募海軍志願兵。

無論是表面或是真心地自發響應,官方也展開驅使青年申請志願兵的強力社會控制,與無孔不入的動員手段。一方面以負責兵役業務的警察,作為主要的執行者;另一方面則由學校或市街庄為單位的役場、皇民奉公會、青年團等機關團體,向青年宣傳誘導,必要時進行強制的集體動員。

相關書摘 ▶《護國丸》:美軍潛艦致命一擊,失去護衛的護國丸回天乏術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護國丸:被遺忘的二戰臺籍海軍史》,月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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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柏棕

1944年11月7日特設巡洋艦護國丸,艦長水野孝吉,載著300名臺籍海軍特別志願兵從基隆港出發前往日本。同年11月10日凌晨,航行至九州外海古志岐島燈塔海域附近,遭美軍潛艦(Barb,編號USS-220)魚雷擊沉。

護國丸事件,是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於太平洋戰爭中犧牲人數最為慘重的一次。

有多達212位臺籍海軍菁英在上戰場前就殞落,然而這段歷史卻只出現在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書中的一句話與數本論文中,透過本書,我們將:

保留他們消逝的記憶
同理他們從軍的心情
理解他們所處的時代

這批從軍的青年,出生於1920年代、成長於殖民當局致力推行皇民化運動的1930年代,在學校接受愛國教育,因而不少人懷抱著報效天皇的理想。

與此同時,官方也利用媒體動員、社會氛圍施加壓力,並透過警察對轄區內人員的掌握,以及各級單位發動集體申請,搜羅大多數可能符合資格的臺灣青年,致使個人無法遁逃從而只能「自願」申請加入,無數臺灣家庭,在當局鼓吹青年從軍、全面動員的壓迫下,受到強烈波及。

因為終戰後國際政治局勢的轉換,使得他們就此噤聲,選擇將生命拼圖的重要一角隱沒於暗處。本書作者藉由多次訪談與收集臺籍日本海軍相關史料,留下臺灣人在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戰爭記憶。

護國丸
Photo Credit:月熊出版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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