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權爭霸》:美國應儘早了解,21世紀掛帥的將是印度洋

《海權爭霸》:美國應儘早了解,21世紀掛帥的將是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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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在2009年出任北約盟軍最高統帥時接獲幾項任務,剿除海盜是其一。國際社會幾乎對什麼事都有爭議,唯獨對這古老的犯行倒是異口同聲,一致認定任何主權國都應加以嚴懲。

文:詹姆斯・史塔萊迪(Admiral James Stavridis)

我們今天在談到波斯灣時,總是立即想到全球石油供應問題,但必須注意的是,波斯灣國家直到20世紀中葉還沒有一個成為油產大國。在其他油源逐漸耗竭的情況下,波斯灣地區、伊朗與伊拉克的石油存儲百分比不斷升高(當然,這一切都是外海油田大舉開發與裂解科技使用以前的事)。油輪開始在波斯灣不斷進出,地區內諸國建立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以控制石油市場的價與量,地區的戰略重要性越來越高,從海權角度而言,保護波斯灣地區也越來越重要。美國作戰企畫人員認為,蘇聯可能設法將勢力向南伸張,或至少想在印度洋占有溫水港——雖說沒有令人信服的史料可資佐證,但這在當時是公認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到1970年代初期,美國與蘇聯在波斯灣地區都沒有任何真正的海軍基地。蘇聯與伊拉克簽有條約,可以使用巴斯拉,美國在巴林保有一支非常小的海軍部隊(只有三艘戰艦,與一名總是愁眉苦臉的兩顆星海軍將領,整天想著自己為什麼被放逐到這裡來)。隨著石油進出的重要性不斷升高,波斯灣地區的國家也開始思考如何提升他們的地緣與戰略態勢。此外,美、蘇兩國都想方設法要將中國邊緣化。兩國都不願2,000年來一直在印度洋舉足輕重的中國再次崛起印度洋。

在整個冷戰期間,美國始終與沙烏地阿拉伯(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與巴勒維國王統治下的伊朗密切合作。兩國都從美國獲得數以十億美元計的訓練與裝備(兩國付出的貨款幾乎全數來自石油收益)。美國並且利用英國在印度洋中央的屬島狄耶戈加西亞。1970年代初期,美國工程人員在狄耶戈加西亞造了一條巨型跑道、大油庫、設備齊全的船塢、住宿、通訊與情報蒐集設施。

約十年後,我在1980年代中期駛入狄耶戈加西亞港灣,對於可能出現在眼前的事並無把握。當時美國海軍低階軍官流行一個笑話:如果你實在搞得太砸,要不被海軍送到阿拉斯加的阿達克(Adak),或被送到印度洋的狄耶戈加西亞。根據我聽到的那些故事,如果能選擇,我寧可選阿達克。但當我們在狄耶戈加西亞上岸後,我發現當地環境令人驚喜:有舒適的營區、基本但可以接受的高爾夫與網球設施、雖小但很體面的軍官俱樂部,還有絕美的自然景觀。它是美國海軍印度洋戰略樞紐這件事當時沒有掛在我心上,經過數週漫長而無聊的行程,從新加坡來到這裡以後,我只想打打網球,過過癮。

另一方面,蘇聯則不斷在印度洋各地,包括斯里蘭卡、伊拉克、伊朗、葉門、巴基斯坦,當然還有印度,進行「展示國旗」的巡弋。經過許多年努力,蘇聯與印度、葉門,以及非洲東海岸的索馬利亞簽下合作協議,讓蘇聯戰艦以及相關後勤運補都能靠港。美、蘇兩國這些做法都是奉行馬漢海權論的結果。

兩國除了在這個地區角逐影響力以外,套用蘇聯領導人雷奧尼・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的話,還角逐兩座「寶庫」——波斯灣地區的能源與石油,以及非洲次撒哈拉沙漠的戰略性礦藏——的控制權。對美國而言,巴勒維垮台、痛恨美國的何梅尼(Khomeini)政權在伊朗主政是一場巨變。這次事件有效封閉了阿拉伯灣(美國從這一刻起,不再稱它為「波斯灣」,而改稱它為「阿拉伯灣」)的一側。這次事件也使阿拉伯灣入口的荷穆茲海峽淪入美國死對頭伊朗的有效控制下。

蘇聯在這段期間取得幾次勝利。蘇聯將勢力伸入南非洲,一開始在安哥拉與莫三比克都很成功(特別是當古巴軍隊與蘇聯軍隊在安哥拉並肩作戰時),還因此建立兩個新代理國。之後,當索馬利亞與衣索比亞於1977年爆發戰端時,蘇聯換了邊,背棄較小的索馬利亞,厚植與衣索比亞(有三千多萬人)的關係。葉門也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國度。突然間,蘇聯與印度洋近岸諸國紛紛建立關係,取得基地與政治支持,美國的重要代理國只剩下沙烏地阿拉伯。以冷戰政治角逐的戰場而言,蘇聯在印度洋似乎占盡上風。

在今天複雜多變的地緣政治世界,兩場最危險的國與國的對抗,或許分別出現在印度洋近岸與阿拉伯灣。我們已討論過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的阿拉伯灣「暮光戰爭」(twilight war,註:指伊朗情勢變化引起的混亂),不過最危險的是印度與巴基斯坦間的冷戰——因為印、巴兩國各擁核武器。英國在二次大戰結束後退出南亞次大陸,終於使這塊幅員廣闊的地區分裂為三個國家:世上人口次多的伊斯蘭教國巴基斯坦;即將超越中國成為全球人口最多國家(同時也是世上人口第三多伊斯蘭教國)的印度;以及孟加拉。印—巴兩國仇怨很深,起因部分為宗教、部分為文化、部分為地緣因素(克什米爾領土之爭一直是兩國爭執的核心)。

印度與巴基斯坦之爭目前雖似乎難分難解,巴基斯坦領導人納瓦茲・夏里夫(Nawaz Sharif)與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間的會談至少能為雙方和解帶來一線希望。避免兩國間的核子對抗對美國(與整個世界)有重大利益。雖說印、巴兩國之爭出現在海上的機率不大,擦槍走火引爆大戰的可能性絕對存在。對一直是商貿、不是戰鬥水域的印度洋來說,印、巴之爭是最凶險的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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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Official U.S. Navy Page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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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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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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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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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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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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