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松茸》：日裔美國人 vs. 東南亞難民，兩種松茸採集人的差異

文：安娜・羅文豪普特・秦（Anna Lowenhaupt Tsing）

美國怎麼了？兩種亞裔美國人

與輕裝的「詩吟」朋友上山，
蔭涼野地，松樹鬱鬱。
停車入林，尋覓蘑菇。
哨聲頓揚，劃破林間寂靜。
飛奔而去，我們喊出喜悅。
秋光之中激動忘形的人們， 再次變成了孩子。

——瓜生田三櫻，《在瑞尼爾山採集松茸》（Sanou Uriuda, Matsutake Hunting at Mt. Rainier）

「開放票現場」的一切都讓我吃驚，當中尤以奧勒岡森林裡的東南亞鄉村生活感最為特別。這股如入他鄉的錯覺在我認識另一群松茸採集團體後更顯強烈；他們是日裔美國人。儘管我華裔美國人的背景與他們有諸多差異，他們卻仍讓我備感親切，彷彿就像與失散的家人團圓。不過，這種自在卻也給我臨頭一擊，像被潑了一頭冷水。我理解在二十世紀早期與晚期的不同移民之間，曾有過與美國公民權有關的、巨大而令人費解的事。一種狂熱的新世界主義已經扭轉了「身為美國人」的意義；它成了一團來自世界各處的未同化碎片，因文化事務與政治因素而彼此衝撞。我訝異的並非文化差異造成的那種一般性衝擊。美國的臨時工——生活在廢墟裡——就是源自這種非結構化的多樣性，一種未凝聚的混亂。美國不再是大熔爐，我們正與無法辨識的他者共同生活著。如果我是在亞裔美國人的圈子裡找到這個故事，相信其他圈子裡一定也有類似的事。這種不和諧音，以及環繞在世界各地的反響，就是美國白人與有色人種雙方都感受得到的不穩定生活。然而最容易觀察到這個現象的，卻是與它有關的替代事物，例如同化。

奧勒岡州第一批感染「松茸熱」的人就是日本人，他們是在一八八二年美國排華法案出現後，到一九○七年阻止日人移民美國的《紳士協約》（Gentlemen’s Agreement）頒布前的中間空檔，趁勢進入這個地區。最早過來的日本移民有部分成為伐木工，他們在森林裡發現了松茸。這些日本人定居務農後，每一季都會回到森林，春時摘蕨菜，夏時折蜂斗菜嫩莖，秋時則採集松茸。二十世紀初時，出遊摘採松茸同時野餐，已是流行的休閒活動，情景一如本章開頭引用的詩句。

上述瓜生田的詩是一面同時指向季節之樂與兩難困境的路標。松茸獵人駕車駛入山林；他們雖保有日本人的感性，卻也是融入美國世界的人。與其他明治年間出走的日本人一樣，這些移民非常認真地轉譯自我，學習另一種文化。當開心得忘我時，又以一種不分日美國籍的方式變成純真的孩子。然後世界變了：二次大戰來了。

當時這些日本人抵美後便一直苦苦爭取公民權與土地擁有權。情況雖不理想，但至少後來有權務農——尤其是種植一些需要密集勞動的蔬果，像是得避光的花椰菜與靠手工採摘的莓果。二戰卻打斷了這條常軌。日本人被趕出自有農地。奧勒岡的日裔美國人被囚禁在「戰爭拘留營」裡。他們的公民權困境因此也翻上檯面。

我第一次聽見有人以日文傳統方式吟詠瓜生田的詩，是在二○○六年一場日裔美國人慶祝松茸傳統的聚會上。吟詩的老先生還是在拘留營裡學到這種傳統吟唱法。確實，當時營區內有許多「日式」嗜好在流通。但就算營中有機會追求日式雅趣，拘留營也徹底改變了身為日裔美國人的意義。這些日本人戰後獲釋時，大多數都失去了身家財產與農地。（佩格斯〔Juliana Hu Pegues〕指出，美國在將日裔美籍農夫送進拘留營的同一年，開啟了「手臂計畫」〔Bracero program〕，引進墨西哥農工。）他們飽受猜忌，而他們的應對方式，卻是傾全力做個模範美國人。

正如一位男士所回憶的，「我們遠離帶有日本特徵的所有事物。就算你有一雙日式拖鞋，也不會把鞋穿出門。」不要公開展示日式生活習慣；年輕人不再學日語；大家期待你完全泡在美國文化裡，沒有雙重文化的延伸，而且孩子們就率先這麼做。日裔美國人成了「百分之兩百的美國人」。在此同時，日本藝術也在拘留營裡蓬勃起來。戰前逐漸衰落的日本傳統詩歌與音樂於焉復甦。拘留營內的活動奠定了戰後在美日人俱樂部的基礎。這些都是私下的休閒活動。包含松茸採集在內的日本文化越來越普及，只不過那變成美式表面自我上的一記文化隔離添加物。「具日本風範的」事物只能以美式風格的嗜好型式發展下去。

也許你能感受到我的一絲困窘。日裔美籍松茸採集人與東南亞難民相當不同——我無法從「文化」或在美居住的「時間」等常用來觀察移民者異同的社會學故事，解釋他們兩方的差別。第二代東南亞裔美國人對於公民權的表現，與在美日裔「二世」有天壤之別。這個差距與歷史事件有關——且容我指出，這就是不確定的遭遇——而且當中形塑了移民團體與公民權爭取兩者間的關係。日裔美國人遭到強制的同化。拘留營告訴他們的是，要當個美國人，就要從內到外轉譯自我。強制同化也讓我看見反差：東南亞難民是在新自由多元文化主義興起之際成為公民的。對自由的熱愛大抵就足以讓他們融入美國人群。

我個人對這個反差感觸良深。我的母親正好是在二戰結束後到美國求學，那時美中兩國還是盟友。不過共產主義在中國取得勝利後，美國政府便不許她回到故國。從一九五○年代到六○年代早期，我們家與其他華裔美國人一樣，被聯邦調查局視為潛在的敵人而受監控。於是母親也接受了強制同化。她學著做漢堡、肉餅和披薩；雖說她自己的英文還不好，但我們出生後她就不讓我們學中文。她相信要是我們學說中文，英語就會染上中文腔，不像美國人。作個雙語人士、用錯誤的方式走路、吃不正確的食物，在她看來都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