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多黎各去年大風災 政府「重新計算」死亡人數由64人變3千人

波多黎各去年大風災 政府「重新計算」死亡人數由64人變3千人
Photo credit: Alvin Baez/Reuters/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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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指出,因為颶風侵襲過後,造成停電及廣泛災害,使政府機關更難計算出正確的死亡人數。

美屬波多黎各政府周二(28日)表示,去年9月橫掃加勒比海東部的颶風「瑪麗亞」(Hurricane Maria),估計共奪去波多黎各2,975人的性命,是去年12月官方公佈64人的46倍。

「瑪麗亞」是近90年來吹襲加勒比海的最強颶風,損失數以十億美元計,是美國自1900年以來損失第三慘重的風災。當時有波多黎官員稱,64人死於颶風「瑪麗亞」的吹襲,死因分別是溺斃、遭倒塌建築物壓死及被殘骸砸中。但過去一年,當局一直被指少報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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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莉亞」侵襲一周年將屆,波多黎各政府委托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米爾肯公共衛生研究學院(Milken Institut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調查風災傷亡數字。

研究對2010至2017年的死亡紀錄進行分析,與去年9月至今年2月中旬的死亡證書及殮房紀錄進行比較,估計出如果沒有颶風,波多黎各會有多少人死亡,結果發現颶風導致的死亡估計人數大增,而低估情形在低收入地區和老年人口中尤其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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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amon Espinosa/AP/達志影像

研究發現除了風災直接導致的傷亡外,災後醫療服務變得貧乏,加上頻頻停電,缺乏潔淨食水,許多人因此而死亡。停電亦導致更多人因糖尿病及敗血症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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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屢屢被指嚴種低估數字,當地公共衛生首長一直堅持,必須是醫生認可死因確實是風災,死亡人數才會上調。然而,報告指當地醫生和法醫有權發出死亡證明,但大部分醫生沒有受過正式訓練,不懂得分辨死者死亡原因是否與風災有關。

報告建議應加強資源培訓醫生,包括分辨死者離世原因、根據聯邦疾控中心指引發出死亡證書,以及改善機構之間的溝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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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報告內還提到,在天然災害來臨時,收災更嚴重的可能是特定族群的人,例如經濟狀況低於貧窮線的居民、老人或是長期需要醫療照護的慢性病病患。米爾肯公共衛生研究學院院長Lynn Goldman指出,這次報告中的一個教訓就是,幫助和重建的資源必須要盡量先集中在低收入地區和年紀大的人。

研究指出,各年齡段和社會各階層都受到颶風的影響,但比起一般人,家境貧窮的人死亡機會多45%;今年2月前死亡的65歲以上老年男性也有增加,與過去兩年相比,城市人口的死亡估計多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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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amon Espinosa/AP/達志影像

波多黎各總督羅塞洛(Ricardo Rosselló)指當時他們沒預期到毫無通訊、電力和交通的情況,形容風災的教訓很大,承認犯下錯誤,但被問及為什麼政府無法識別準確死傷人數時,羅塞洛自陳不完美,事後再看,當時的處理方式可以大有不同,他表示願意以總督身分,為不當處理死者人數負起全責。波多黎各政府目前已接納報告調查結果,並重新修訂死亡人數。當局又將成立獨立委員會跟進報告建議,同時會改善通訊系統,建立分發食品及藥物的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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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死亡人數如此重要,原因之一是死者遺屬可有資格向美國政府申領殮葬費,而死亡數字越高,災後援助也越多。波多黎各政府7月曾向美國國會坦承死亡人數可能高於1427人,為的就是1,390億美元的重建資金。

「瑪麗亞」2017年9月20日登陸波多黎各,對該島造成嚴重破壞,颶風過後的逾100天時間內,島上83%的居民無電可用。波多黎各政府面對災害反應緩慢、應對不力也飽受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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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Gerald Herbert/AP/達志影像

波多黎各至今還有大約1千戶居民無電可用,這些人大多住在偏遠地區,生活較為貧困。波多黎各復原之路相當漫長,當地曾不斷試圖向美國國會爭取重建資金,但美國總統特朗普視若無睹。特朗普曾在「瑪麗亞」侵襲數周後讚揚聯邦政府的反應,並稱官員應對(當時)死亡數字只有16人、不像颶風「卡特里娜」(Hurricane Katrina)那麼高感到驕傲。

然已,今次並非首次有大學機構對颶風「瑪麗亞」所造成的傷亡進行研究。早前另一份哈佛大學做的調查顯示,去年9月20日至12月31日,「瑪麗亞」造成的死亡人數達4,645人,為當局公布數字的7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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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在風災後3個月內,死亡率增加了60%。研究指出,其中1/3死因是停電和交通中斷造成的醫療中斷所導致。而4,645人這一數字是推算出來的,研究隨機調查了波多黎各近3千個家庭,了解他們在2017年9月20日至12月31日颶風影響期間的狀況,發現這些家庭共報告有38人死亡,因此推算出約5,000人的數字。研究當時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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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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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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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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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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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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