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男人對「性」表達出抗拒時,便不再是個男人?

當男人對「性」表達出抗拒時,便不再是個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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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身處階級頂層,男性確實從父權社會中獲取了最多的資源;然而,他們卻也同時喪失了成為受害者的空間。當討論到性侵害的時候,「權力」之下的退路渺茫,便更加明顯——「陰莖」是男性參與權力遊戲的入場券,「陽具」則是象徵鬥爭後的父權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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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在三秒鐘內,用一句話指出男性所承擔的性別期待,大概許多人會想到「男兒有淚不輕彈」。我們可以從中發現,父權社會如何限制男性的情緒展演:不可以脆弱。或許有人會說,這句話必須同時參看後半句「只因未到傷心處」,代表真的傷心時,男性還是可以哭泣的,因此他們的情緒並沒有真正地無辜受限。但若進一步質問,什麼叫作「傷心處」?誰有權力來定義它?便不難發現「只因未到傷心處」非但無法成功辯護,反倒更彰顯了「男兒有淚不輕彈」在父權社會中,作為情緒治理及陽剛監控的獄卒角色。

這套治理邏輯,築基於陽剛崇拜及厭女情結。父權社會賤斥女性,及與其相連的一切陰柔物質:哭泣、脆弱、感性。是以,哭泣的男人不是男人,將受到嚴厲的懲罰。與此同時,若能服膺陽剛崇拜的遊戲規則,藉由憤怒、支配、理性來證明自己的陽剛潛質,男性便能免於責難,甚至提升位階,獲取更多的權力、資源與肯認。

一方面我們無法否認,當從誘因論的角度切入時,男性選擇順從父權遊戲規則,換得的果實看來是如此甜美,以至於他們不願意抽手離開;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承認,男性自幼從社會中反覆體驗,早已熟知違逆父權遊戲規則將會付出什麼樣的代價,以及伴隨這份熟知而來的恐懼,如何警告他們固守原地,不要輕舉妄動。

身處階級頂層,男性確實從父權社會中獲取了最多的資源;然而,他們卻也同時喪失了成為受害者的空間。當討論到性侵害的時候,「權力」之下的退路渺茫,便更加明顯——「陰莖」是男性參與權力遊戲的入場券,「陽具」則是象徵鬥爭後的父權化身。儘管知道這是後天操作的結果,不幸地是,它被本質化地就此定型:無論是熱衷此道而欽羨或自戀著股間雄偉權杖的狂信者,或者某些不遺餘力地批判這套荒謬遊戲的性別平權鬥士,都掉進了陷阱,在「陰莖」和「陽具」之間,劃上了必然的等號。於是,陰莖自此代表著絕對的權力,再也沒有受害的可能。

雪球推到最後,對男性而言,「性」竟然成為百利而無一害的事——尤其對「陰莖」來說,「性」必然是一種享受[1]。當「男人就該要有男人樣子」的父權陽剛期待與之結合後,如同人們自認有權恣意評斷女性的身體,歷歷指責她的外貌體態在父權標準中何處多出一哩、哪裡少了半吋一般,社會也鼓勵人們成為父權獄卒的一份子,參與陽剛監控大業,鉅細靡遺地抨擊那些從父權陽剛期待中逸軌的男性。

與「哭泣」一樣,當男人對「性」表達出一絲半毫的抗拒時,他便不是個男人。他對性的否拒,因此被簡化成兩種可能:一者來自於他的不陽剛——陰莖短小,想要被肛。前者反映出迷信巨大雄偉的陽具崇拜,後者則反映出將性事上的接受者孔洞化、陰柔化並予以輕蔑鄙視的陰性賤斥——而這個理由的同義複詞,即是「因為他不是男人」。

另一種可能,則是他說謊。即使社會早已意識到,將身體反應視同心理意願,是多麼荒謬且粗暴的作法,但我們卻依舊接受「男人對性說『不』」只是「口嫌體正直」,嘴巴說不要,身體倒是很老實的嘛[2]。

至於抵抗?父權社會似乎從來沒有放棄用這個理由來譴責受害者過。彷彿「沒有抵抗」自始至終只能是「你情我願」的代名詞,而沒有「無法抵抗」、「不敢抵抗」、「不知道可以抵抗」的可能空間。尤其是「大男人」,真的不想要的話,為什麼不抵抗呢?

註釋

[1] 例如,當男性遭人強制口交時,新聞報導可能採用的詞彙是「幫他口交」而非「強舔下體」。「幫」隱含了「被口交者」是享受的、賺到的、或至少沒有被插入/侵入,加害者的行為因此顯得沒那麼嚴重,也說明了社會仍將「插入/侵入行為」視作性侵典型。事實上,直至今日,美國仍將插入/侵入行為(penetration)當作定義強暴(rape)的關鍵。臺灣法律雖然使用了較為中性的「接合」一詞,實務上卻也未能完全脫離既有偏見。前述事件中,警察以「強制猥褻」而非「強制性交」送辦,就是最明顯的例證。參見王文傑、李光濱(2015年08月02日)。「學長不要」 士兵被口交10分鐘。蘋果日報。

[2] 參見呂志明(2015年12月24日)。脫光擦乳液竟變嘿咻,男怒告性侵。蘋果日報。

本文經男性解放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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