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抗爭與言論自由的界限:法律的目的是讓人幸福,不是給政府用來限制人民的抗爭

群眾抗爭與言論自由的界限:法律的目的是讓人幸福,不是給政府用來限制人民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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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請大家記得,法律的目的是要讓大家幸福,法律的目的不是設計一個規範的牢籠,讓大家綁手綁腳,法律的目的不是告訴每個人你要守法,讓大家守秩序,社會變得規整,那個是統治者的話術。

唸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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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此篇文章由2014/9/27「群眾抗爭與言論自由的界限研討會」劉繼蔚律師發言整理編修。)

大埔潑漆案靈堂案丟雞蛋案傳票案丟鞋案,這麼多案件,都有一個核心的事件在裡面。

如果真的要回過頭去追溯的話,就要從718大埔張藥房的那個「天賜良機」的拆除事件說起:潑漆案是怎麼發生的?在張藥房被拆的隔天,陳為廷因為不滿這個事件,而到劉縣長家前去潑漆表達不滿,後來因此被偵查。

靈堂案是一個不滿大埔拆屋事件的公民記者,他決定用諷刺的方式來表達他的不滿,就合成兩張照片,貼到Facebook上,然後網友就一直分享,讓大家都可以看到那兩張靈堂照。劉縣長認為這樣的照片侮辱了他,於是對合成照片的記者及一位轉貼照片的網友提出告訴。

為什麼會有816的丟雞蛋案?就是我們現在碰到的大埔丟鞋案的起訴事實中,屬於丟雞蛋的這個部分。它是發生在捍苗青(捍衛苗栗青年聯盟)所舉辦的守護苗栗音樂會,因為在音樂會快結束時,他們以撒冥紙、丟雞蛋的行為表達不滿,最後被起訴。

至於914的傳票案的起因,是上面這些,從守護苗栗音樂會到818佔領內政部,還有接下來的一系列社會運動,都引發政府機關的傳喚與追訴。參與運動的青年們認為這是濫行興訟以壓抑反對意見的作法,所以針對這些行動發起「公民不服從、傳喚劉政鴻」的活動。他們認為,劉縣長任內所為的一切,有舞弊的嫌疑,也提出了告訴或告發,但都沒有獲得政府機關相應的處理。檢方這樣的作法,在人民跟國家之間受到的追究強度非常不平等。他們因此自行設計印製傳票,傳喚劉縣長出來對縣民做交代,因為活動中被快速舉牌三次而未能解散,被認為是該次集會首謀的陳為廷後來就因此被起訴。

丟鞋案更是一個不幸的事件,大埔張藥房事件的當事人張森文先生落水身亡,縣長當時不顧遺族的反對,強行前往喪家致意慰問,現場群情激憤。當時清大學生陳為廷就拿了他的鞋子丟出去,竟然剛好就命中縣長。縣長一度表示不會提告,後來還是對陳為提出告訴,到了二審又再次以書面向法院表示不會追究

所有的事件都有個共通的事件核心,是在講大埔張藥房迫遷拆除事件。我們在理解這些案件的過程裡,不可以忘記他們其實都是針對大埔事件所做的意見表達,我們也嘗試從意見表達的範疇中,去理解他的意義與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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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處分讓人家破人亡,尖酸言論成了最後的發聲管道

就大埔事件來講,事實的部分目前已經很明確,就是一個違法徵收案件,在求助無門之後,最後房子還是被公權力在眼前拆除。我們看到這整個過程當中,行政協調是失敗的,立法陳情也是失敗的,甚至司法的保全還是失敗的,他們停止強制執行的聲請被駁回,假處分也被駁回,我們任何一個體制內可以用的工具化救濟手段,對當時的大埔張藥房來說,都是失敗的。

從彭秀春女士(張森文的遺孀)中秋節所發表的公開信,我建議大家都去讀一讀這封信,每次讀到那信裡,溫和、柔軟在逆來順受中展現堅強與勇氣的妻子與母親的畫面,我都不禁鼻酸。讓我們在這個畫面中,回頭去想大埔這個事件:是什麼樣一個法治體系跟社會環境,讓我們被迫要讓一個婦人在中年弄到家破人亡,失去她心愛的丈夫,對著明月回憶曾經被丈夫呵護,以為那就是生命一切的美好,然後夢碎?而原因,居然是一個我們最後發現客觀上確實違法的處分,整個法治社會,竟然沒有一個制度或管道,給予她「及時」的救濟。

靈堂案辯護律師邱顯智在訴訟辯論時說過一句話,說的很好。他說,不只希望要有傅東森(靈堂案當事人)的靈堂照這樣尖酸刻薄的言論,他更希望有更多人更早站出來用更尖酸、更刻薄,甚至更強烈的抨擊,提醒整個社會都注意到這件事情。因為對於走投無路的張家人來說,那是他們最後一個可以發聲、可以嘗試去改變他們命運的管道。如果有三十萬人、五十萬人、一百萬人轉貼這些言論,有幾千幾萬個、看不過去的民眾來到張藥房、走上街頭怒吼,是不是當初這個不幸的悲劇就可以被避免?

我們在談論的,不是法治上任何一個合法或違法的問題,合法與違法是價值涵攝以後的結果。但更重要的是在價值涵攝的過程中,我們注意到一個家的存續 ── 一個家庭是不是會家破人亡,一個家庭是不是還能夠幸福圓滿。法治如果談的只是合法或違法的問題,那永遠都只是在做邏輯上法匠的涵攝操作,並沒有在討論法治真正的目的、法治背後實現的價值到底是為了什麼。

法治真正的目的不是為了設定一套規則讓人民去遵守,法治的目的是因為所有國家裡共同生活的人們,相信有了這一套共同生活的規則規則之後,所有人都有機會可以過著更幸福圓滿的生活。

從這個個案的悲劇結果,我們可以知道法治是失靈的,因此有一群人來幫張家表達意見、來幫張家抗爭、來幫張家為他們所受到的不幸向政府爭取、要回他們應有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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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有許多表現方式,會涉及不同違法的態樣

雖然說我們都仰賴言論自由,那言論自由的機能到底是什麼?言論自由就是我有一些話想要講出來,有一些思想要表達,這樣一種表現的自由。

這樣的思想如果很自我,那就是在實現自我的人格:它可能展現在我的外觀,也可能展現在我的談吐。你們透過我的言語認識我,透過我的表現認識我;所以它可以展現我的人格,它可以幫助我與其他人溝通意見,因為我需要跟其他人溝通。溝通可能會透過言詞,可能會透過文字、圖畫、書面各種不同的方式來表達。如果這是一種學術的研究,它就有機會促進學術研究的發展,更甚者,我們可能就是在探討科學上的真理、做學理上的辯論。如果是政治評論或社會批判,就會更深入到政治或社會活動的脈絡。

言論自由有這麼多的能量,其實都只是做一件事情,就是 ── 人在腦袋裡面的思想透過某種形式轉換到外界,而可以與外界產生溝通或互動。言論自由要保障跟維護的,就是這樣一種能夠將思想轉換為外在可以感知的表達,從而確保各式各樣的意見表達,都能自由的呈現在多元言論的社會裡。

所以言論自由行使的方式非常多樣,除了言詞、演說,還有可能是文字或圖畫,這些東西都只是從刑法上可以找到的文字,但在我們看到的言論自由裡,還有其他更多的,比如說大法官就曾經對民意代表言論免責權的範圍做出解釋(請參見釋字第435  ),將言論擴張及於一定限制下之肢體動作,在司法院釋字445解釋的理由書,也提到集會自由是以行動為主的表現自由,在在都擴張了言論與表現的形式。

其他還有一些象徵性言論的表達方式,比如說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的拆字事件,因為對於「南榕」廣場命名事件的不滿。當時有人認為光復校區的「光復」其實是非常具有政治意涵的兩個字,成功大學對於「命名事件」的表示或他們做成決策的方式,對於門口那光復兩個字是非常大的諷刺與矛盾,所以同學就把那兩個字給拆卸下來。這是不是一種言論的表達?

張德正覺得這個社會對他非常不公,他要讓人家知道他所受到的痛苦,而且他也要讓別人能夠感受到,或者他也要反映出這社會制度上有非常多欠缺或不公的地方,所以他用開砂石車衝撞我國最高權力機關總統府的方式,來表達他心中的痛苦和不滿,這是不是一種象徵性的言論?

如果我們再擴張一點到比較危險的境地,楊儒門先生他是一個非常值得尊敬的運動者,他對於政府參加WTO但是並沒有充分保障農民,造成了對國內農業毀滅性的打擊感到非常的不滿跟憤怒,用施放白米炸彈的方式來向社會跟政府陳訴這樣一種意見,這是不是一種象徵性的言論?

那就更不用說我們最近常看到的丟雞蛋啦、丟鞋啦,還有9月26日晚上有人覺得馬英九他最近一連串的行為好像都一直在出賣台灣,所以丟了一本《被出賣的台灣》給他,這算不算一種象徵性的言論?

我們看到的是,言論如果不限於字面上的語言文字,擴張到任何能夠連結到表達意見的各種行為後,他的範圍變得極其豐富,竟然有這麼多的表現方式;而這樣多樣的表現方式,就可能會有涉及到違法的態樣。

成大拆字案法官判決 :權利界限的衡量

我不是百分之百絕對言論自由的支持者,我認為沒有一種自由權利可以被絕對化,都有涉及到干預別人行動、侵害別人權利的可能。比如說,就言論內容的本質,內容本身就有可能對其他人的名譽造成影響,因為你可能傳述一件不真實的謾罵,或者是對別人產生有攻擊性的、批判性的、敵對性的言論,在我國刑法典上至少就有侮辱跟誹謗這兩個類型的刑責,然後也會看到其他各種的罪名。

如果就我們剛才所提到的,以其他一切行動方式來表達的言論,那各種不同行動方式它的界線就非常寬廣,如果為了突顯這個問題所提出的誇大性的說法,殺人放火也可以是象徵性言論,但是不會因為他是象徵性言論,就受到言論自由絕對的保障。一旦你把象徵性言論各種行為態樣的可能性放進來,那就不單純只是言論自由的問題,往往會有跟其他法益(法律所保護的利益),產生相當嚴重衝突的情況。

在類似這樣的案例裡,我們其實很難找到一個共通的解決方案,往往就是一件一件的個案去討論,到底有沒有有罪或無罪的可能。但我們仍然有必要尋求一種規則或判準的可能性,因為言論自由的表達方式這麼的多樣,行為人的言論表現無時無刻都面臨在法律、管制其他權益的時候,會附帶限縮象徵性言論在這個場域表達的可能性,而我們被迫不斷需要處理這樣的權利衝突。

再深入地去解釋一些,例如以拆字案件來說,它涉及的是刑法上的毀損罪。毀損這罪其實是為了保護每個人財產的完整,不會被別人蓄意地破壞,侵害財產的價值。其實他保護的事情是財產的圓滿,但是同時在象徵性言論的情況,可能就會在預期之外地限制行為人以「同時或附帶侵害到他人財產」的方式,表達他的言論。

也許有人會在這裡就停下來,既然毀損罪不是直接用來限制言論自由的法條,而只是「附帶或例外地會限制言論表達的自由(也就是言論自由)」,那應該還是可以論罪啊?可是既然言論自由不能無限上綱,難道這裡毀損罪所保護的財產法益,就可以無限上綱,只要一碰觸到就必然要負擔刑事責任嗎?

所以在拆字案件裡,臺南地方法院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見解,他引用最高法院在可罰違法性社會相當性或是實質違法性這樣的一個判例跟概念,導出他認為言論自由作為基本權的行使,當他與其他法益發生衝突時,準於刑法的謙抑性及刑法作為公法,必須符合比例原則的法理,因此,法院此刻應該要做基本權之間的利益權衡。(相關判決:台南地方法院 103年度易字第373號)(相關新聞稿請見此

最終本案從結果上來說,創設出一個以基本權間的利益衡量為基礎的「超法規的阻卻違法事由」,而認為這時拆字欠缺違法性,因為這時一個更重要的言論自由的價值需要被保護,而被害人所負的財產上損失,還可以從其他管道獲得補償。

我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很大膽的見解,因為他把非常大的空間讓給了法官,但是你又沒有辦法忽視他這種見解在概念上的美感。在拆字案涵攝的論理層次,判決寫得非常漂亮:設若此時法院認為法律應該保障財產權,相當於宣示憲法本應高度保障之言論應受刑罰之處斷,不免因此在該議題上造成言論的寒蟬效應,發生箝制多元意見之結果,而與民主政治所欲追求之原則相違背,反之若本院選擇保障被告之言論自由,成功大學除受到財產權之損害,且此一損害尚得另循民事程序獲得賠償之外,並不致生校園內公眾利益上之危害。

在此,法院做了很清楚的利益權衡判斷,認為這個時候財產權應該要退讓,然後他就以這兩種基本權利之間的利益權衡,認為說這時候言論自由的行使優越於財產權的保護,所以欠缺實質違法性。以這樣基本權的權衡,作為超法規的阻卻違法事由而阻卻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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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迫罪、妨礙公務罪的內在矛盾:人民有什麼力量可以強暴國家?

具體回到進一步討論到我們現在面臨到的,或者是說就目前大埔事件裡的幾個個案所面臨到的那些罪名,我覺得妨礙公務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有趣的罪,你如果看它的構成要件 ── 對依法執行職務的公務員施強暴或脅迫;其實它構成要件的行為態樣和刑法強制罪是很類似的,所以到底這裡的強暴脅迫是怎麼樣一回事?人民有辦法強暴國家嗎?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人民竟然有辦法強暴公務員。

然而,公務員象徵的是國家權利的行使,他背後是一整套龐大的國家機器,國家有絕對的權力跟意志還有能力可以貫徹他的任何政策,並以強制力去執行。人民有什麼力量可以去強暴國家?或者是說人民有什麼物理力量可以在現實上動搖國家公權力貫徹國家意志的可能性?

如果以前面提到結構類似的強制罪,法條所保障的意思自由來看,有任何一種妨害或動搖國家意志的可能存在嗎?如果沒有,那我們保障公務行使順暢的必要性又何在?與其說是保障公務行使的順暢性,不如說是保障國家權威的歸繫,這樣一種法益,它的穩固性就有待存疑。當國家真的想要貫徹行使一道指令時,他絕對有足夠的實力支持指令的實現。

更諷刺的一件事情還包括脅迫。脅迫這件事情本身就很莫名其妙,身為一個受有國家俸給、負擔法定職務的公務員,怎麼有可能去跟其他人說,人家對他惡害告知時,他心生畏怖,說:「我好怕,我害怕到不能執行公務」?

這個搞笑的畫面是引用黃榮堅老師的說法,而這個說法真的非常有說服力。國家拿脅迫這種言詞、這種行為態樣來做為公務被妨礙的可能性,這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國家怎麼可以說你受到惡害告知,你意思就會動搖,沒有辦法貫徹你的主權、你的意志、你的行政,沒有這種可能性!我們沒有這種軟弱的國家。

所以他唯一的可能性是,你不可以來脅迫我,單純在宣告「你不可以」。他的可能性不是在於你脅迫我會造成我公務妨礙,造成我公務執行的不順暢,他純粹只是要禁絕這種行為,禁絕這種對權威挑戰的行為,禁絕一切對「權威」挑戰的可能性,以刑罰作為禁絕的工具。

如果我們進一步去看到法律規範的綿密程度,就會看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一款: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以顯然不當之言詞或行動相加,尚未達強暴脅迫或侮辱之程度者。你會看到這個國家是多麼堅持而且完整地保障國家公務員行使公權力的威信完整性。

他不容許一絲一毫的挑戰、不容許一絲一毫的挑釁,他盡可能的在法制上佈下所有的障礙,讓你在挑戰他的時候,他都有工具可以來懲罰你 ── 這是妨礙公務它存在最大的目的。否則如果單純只是公務員執行的順暢性,充其量只是一個行政不法的範圍,哪來的刑事不法需要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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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誹謗與公然侮辱所打造的文字獄

那在妨礙名譽的部分,其實誹謗跟侮辱都是具有非常高度多義性的用語,尤其侮辱這件事。如果仔細看法院對於公然侮辱的判決,會發現他對於文字用語的界定已經到無所不用其極的程度,不管是有罪判決也好、無罪判決也好,大概都必須到要拿辭源、辭海或是康熙字典出來說文解字的程度。如果法院覺得這個案件值得他同情或體恤,他就必須努力地去解釋當事人的用意可能是某個方向,如果法院採取對當事人不利的見解時,他就要說這些用詞用字在客觀上是怎麼樣足以貶損被害人名譽。你會看到在公然侮辱的案件裡面,法院在個案呈現非常高度的恣意性跟主觀判斷。

但是我們必須要說,為什麼要保障這些言詞,或者,我很常在訴訟當中提到的幾個例子 ── 我們的言論自由難道只是高尚的人的言論自由、難道只是穿皮鞋的人的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如果只是單純要表達一個言論,那個市井小民、販夫走卒的言論自由,是不是也是我們要保障的?

我記得坐計程車跟司機談到某個馬先生做的事情,事後他從頭一路飆三字經到尾,我想他就算不是對我講,對任何一個人,他也許都會用這種方式來表達他的意見或言論。我們有沒有辦法說這不是他正當表達言論的方式?我們可不可要求他,你要把那些髒話全部都修掉,不然你會吃上罰單或罰款。

我記得我看過一個很漂亮的脫口秀,他說,難道我跟人家吵架的時候,我還要保持風度?我們對於風度是多麼的要求,要求到兩個國會議員在國會殿堂打架,一個罵潑婦、一個潑水,然後他們互相去告公然侮辱,因為雙方吵架吵得非常沒有風度;當然,最後兩個都無罪,不過這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公然侮辱什麼時候會無限上綱?就是人民對公務員時。我記得華光案有一個學生被警察逮捕,只是因為當時警察在帶走學生時,同學實在是看不過去,因為他看到裡面有老阿嬤被強行拖走,他講了四個字:塞你老師!然後就被帶走了。

這就是我們國家文字獄的開始,因為他什麼都不能妨礙、什麼都不能阻止,他只能塞你老師罵一句而已,然後他就被帶走了,理由是:可能會妨礙公務,即使他不是在執行公務的階段,他搞不好也會說是妨害名譽,然後他會堅提告訴,會說公然侮辱的現行犯加以逮捕。

這在我們最近一個家樂福工會抗議的事件中,就有發生這樣的事情,可是這真的是我們要的嗎?當我們可以說我不喜歡被冒犯、我不喜歡被抨擊、我不喜歡人家用尖酸刻薄的言語來對待我,但是我們在溝通意見時,特別是在溝通公共政策時,我們有沒有可能期待每一個人都非常高尚?

有些抗爭的當事人,我們看見那些在台灣教育還沒普及時長大的老人,一輩子可能沒有讀過幾本書,出來說:「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我們一直不斷的來跟政府抗爭,結果政府都不理我們,簡直就是罔顧我國三千年以來偉大的中華文化。」有可能這樣嗎?那當然不會啊!最多只能無奈的哭嚎,表達他的痛苦,因為他不具備這樣子的知識,也不具備這樣的能力,那如果到更弱勢一點的民眾,他可能更講不出這些東西,他能夠罵的,只有一句:x!

那他有沒有透過這樣一個字,表達對這個政府的不滿?有沒有表達對某一個特定的公共政策的不滿?有沒有表達他對某一個政策、施政、行政作為,他拒絕承認、接受的那一種意見表示?他這樣的意見表示,如果我們把他當成投票,是不是就只是單純表達是否,如果他具有是否的價值,他是不是足以像投票一樣,一樣去凝聚我們社會的共識、社會的意見,去改變整個社會政策的形成?當然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們最後其實還是終究要回歸到法治的目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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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是設計一個規範的牢籠,法律的目的是要讓人幸福

我沒有在這邊講構成要件或是那些東西,但我還是請大家回頭去想想,在一個事件裡面,一個最後悲劇的事件裡面,我們政府設計這麼多法治的目的到底是要做什麼?我們刑法設計這麼多處罰的目的到底是要做什麼?我再次引用黃榮堅老師書裡面的說法:「法律的目的是要讓人幸福!」

請大家記得,法律的目的是要讓大家幸福,法律的目的不是設計一個規範的牢籠,讓大家綁手綁腳,法律的目的不是告訴每個人你要守法,讓大家守秩序,社會變得規整,那個是統治者的話術。法律的目的是,我們都相信我們照著預先設定好的規則來走時,大家的生活會變得更幸福,我們可以朝向更幸福的地方邁進。

如果這件事情沒有發生,或是朝向相反的地方發展,那不是人民的錯,那是法律的錯,那是這個政府的錯。那是為什麼有很多人站出來跟政府抗爭、跟政府對抗,然後爭取到他們的權益。就像坐在前面反風車抗爭的這幾位朋友,當初我們在看到他們的時候,其實我的看法比現在還要悲觀,因為強制罪的違法性、構成要件,有時候真的不是那麼容易去說服法官。

但是他們就憑藉著他們的努力跟抗爭,一步一步跟政府爭取到,一步一步跟財團爭取到把風機拆除。因為他們(政府與財團)侵害到他們的生命跟財產。所以我們很感謝有這些抗爭者,因為我們都是在體制內服膺於體制的,不要說我們,我好了,服膺於體制的可憐蟲,我是很中產階級保守的人。

我覺得,出來抗爭做什麼呢?還是會打擾到我啊,萬一有一天你來到我家門口的話,我也會覺得很困擾,很煩,又不知道該怎麼辦?可是從整個法制面去思考,你又不得不相信,有這些擾動的存在、有這些波動的存在,正因為有這些秩序的打擾,它帶給我們民主社會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促成了這個民主社會有改變的可能 ── 這樣的擾動它帶來了我們民主社會變動的能量。他讓我們被迫停下來看看那些和我們生活不一樣的人,思考那些我們在安逸的小確幸生活中,從來不會思考的事。而這些觀察與思考,就是我們覺察社會不完美,加入並參與改革與變動的開始。

也因此,我們的法制其實是相當程度需要保障這種擾動的存在,但是他又沒有辦法在它的構成要件裡面去寫,對這些構成要件,其實有的時候不要這麼嚴格遵守,那什麼時候可以限縮去適用?或者說,用違法性加以調控?這是我們整個法秩序不完備或是不嚴謹的地方。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台南地方法院要提出這樣一個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為什麼它叫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因為它在法規以外。我們學過民法或是學過民總都知道,這就是因為法律裡面有法律漏洞的存在,法律過分地管制或限制了它原本不應該管制的部分,所以它存在著一種法律漏洞。因此我們需要做漏洞的填補,這是各種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存在的原因。

所以台南地方法院的那一個說法真是非常誘人,我請大家有時候也可以翻翻陳法官他們的見解,那一庭常有非常美妙的判決出來。那至於剛剛李宣毅提到的苗栗地方法院對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的起訴審查,而且很勇敢地將沒有善盡說明舉證義務的起訴給駁回的事情。

那應該是一位很有名的蔡志宏法官的英勇事蹟。他現在已經調離了。其他像是桃園地方法院的錢建榮法官,最高法院的吳燦法官等,也有不少經常判出很有意思,說理豐富而又富有人性關懷判決的法官,也可以算是相對保守的司法體系裡,嘈雜而不和諧的雜音吧(笑)。

最後我們希望,可以幸福的(笑聲)邁向我們的未來,然後整個社會都能夠朝更好的地方前進,謝謝大家。(掌聲)

責任編輯:鄭少凡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