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的真相》:足球如何成為愛國主義者的「民族鴉片」?

《低端的真相》:足球如何成為愛國主義者的「民族鴉片」?
Photo Credit: CGP Grey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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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文化評論學者Terry Eagleton說:「足球是民族鴉片。」抽鴉片,不傷及他人,是逃避體制的個人解放。但是民族鴉片,擺明了就是藉民族主義以號召團結,用來穩固統治階級的領導,並遮掩社會內部矛盾。英國球迷便是民族主義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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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施威全

世界盃足球賽

二○○六年,時序來到夏初,英格蘭整個洋溢著雀躍的氣氛,世界盃足球賽的決賽開打了,三十二支勁旅匯聚德國。從小孩到大人,常年為足球癡迷的足球大國英格蘭,球迷今年對英格蘭隊期待甚深,由隊長大衛・貝克漢領軍的國家代表隊,陣容不弱,包括有捷拉德、藍帕德與剛滿二十歲的魯尼,三位都是首次參加世界盃,不管是輿論或賭盤,都認為英格蘭很有可能進入四強準決賽。英格蘭先在分組預賽中以分組第一的姿態晉級。在十六強決賽中,英格蘭面對厄瓜多爾,開賽六十分鐘時,貝克漢在三十碼處猛力一記自由球穿越人牆,直撲球門,得到致勝的一分,一比零,進入八強。這場球賽中場休息時,英國的能源公司統計發現,整個英格蘭的耗電瞬間衝高,原來緊盯著電視螢幕的家家戶戶都趕快利用中場時間燒開水,百萬多個電茶壺齊開動、泡熱茶,然後好整以暇回到沙發繼續觀戰。

八強決戰賽,德國與阿根廷兩國對決前夕,德籍大學生帕拉・迪瓦帶了一大面德國國旗進教室。大家都對他開玩笑:「這面旗子將只有一天的效用,以後就用不著了。」在這個「帝國學院倫敦」的教室裡,學生多來自中南美洲與印度半島。學生們不是不喜歡德國,而是偏向阿根廷。第三世界人民在一起,惺惺相惜,這種態度,反映在對球隊的支持:為比較窮的國家加油、為膚色比較深的國家加油。

記得一九九八世界盃時,我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宿舍看了幾場球,那大概是英國這片土地上,外籍學生密度最大的居所。英格蘭進球時,竟然全場寂靜無聲。我的臺灣朋友在國王學院看球,經驗相同。在英國求學的外國人,顯然對英格蘭隊沒什麼認同。「這些外國學生,喝英國水、吃英國薯,不少人以後還會留在英國工作。叛徒!」我們戲謔地說著。最顯著的是,英格蘭輸球時最高興的,一定是蘇格蘭學生,永遠唱衰英格蘭。

德籍學生帕拉並非一直都支持德國。上屆世界盃時,他人在德國唸書,德韓大戰,他為韓國加油。帕拉三歲時跟隨父母逃避內戰,從斯里蘭卡移民到德,儘管德語是他第一語言,膚色還是不同於日耳曼人。當時帕拉念中學,學校在禮堂擺大電視,全校集中看球。數百學生中就只有帕拉和一位蘇聯裔學生一起揮舞著自製的韓國國旗。老師說,你們是德國人,怎不為自己國家加油。帕拉答,我們來自亞洲啊。現在,旅居英國,帕拉反而對與德國相關的一切,覺得熟悉與懷念。他說,以前支持韓國,是平常受了太多白種小孩的欺侮,生活中充滿太多不滿。

在英臺灣人支持英國隊嗎?沒統計,我不知道。臺灣人有千百種,態度各異吧。我曾聽嫁英國夫婿的臺灣媳婦抱怨,倒楣才嫁在英國,她逼著洋婿講中文,她說有朝一日一定要回臺灣。不少臺灣朋友在英國生活久了,反而說不清楚自己是否認同英國,因為愈深入接觸英國社會,在職場上求生,愈能感受到有一道隱形的藩籬區隔著白種人與非白種人。英國,感覺苦甜參半吧。

久居倫敦的臺灣朋友與故鄉家人通訊時,常會稍微美化一下英國的生活,倫敦居比起臺北居,的確有比較舒適之處,但主要還是讓家人不要太擔心。臺灣姑娘阿咪,她的部落格盡是和英國夫婿的合照,庭院、田園當背景,看起來王子公主此後永遠快樂幸福,阿咪跟我說,辛苦當然自己心裡吞,哪會公開示眾。她以婚姻關係居留英國兩年後,申請了英國護照,會不會從此有了大不列顛聯合王國的國家認同?阿咪回答,誰知道。她愛家、愛倫敦的綠地、風景,這不用說,會不會揮舞著代表英格蘭的聖喬治十字旗?再說吧。阿咪說她管著柴米油鹽醬醋茶,沒空管什麼英格蘭足球隊,但世界盃一到,她老公人都黏在電視螢幕了。

英國文化評論學者Terry Eagleton說:「足球是民族鴉片。」抽鴉片,不傷及他人,是逃避體制的個人解放。但是民族鴉片,擺明了就是藉民族主義以號召團結,用來穩固統治階級的領導,並遮掩社會內部矛盾。英國球迷便是民族主義的典範,英超足賽老是打群架的球迷堆裡,不少新納粹黨徒。別以為街頭打架是逞個人之勇,球迷們開賽前一個月就要預謀,除了動員、租遊覽車、安排共乘之外,球迷幹部得會勘場地,安排街鬥動線與逃亡路線。重點不在打架,而在於那支撐團體、連結成員的共同情感與球隊認同。積極幹架的球迷,有自雇營生者、有所謂社會畸零人,有一定程度的活動自由,不受體制朝九晚五綑綁,他們在體制中受的委屈,轉化為對球隊的忠誠。

國際賽時,球隊忠誠便等同民族主義,其中機制,本土/外來是重要的分類範疇,外國球隊如同外來移民,都是敵人。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俄羅斯,經濟衰遲、貧富過距,新納粹黨歸罪於所有的外來人,見黃皮膚就打,因為是「他們」搶走了本勞的工作、「他們」賺走了俄羅斯錢。這與俄羅斯人輸球後在街頭痛揍日本人,同樣道理。我弟弟長年住波蘭,說不管是國內賽或國際賽,波蘭人輸了打人、贏了也打人。他這個黃種人,沒人在乎是來自泰國、臺灣還是中國,幾次成為騷擾挑釁的目標。

民族主義以民族認同為基礎,但民族其實是人為建構的概念,不是渾然天成的自然產物。英國南方普萊茅斯( Plymouth)有小鎮,居民祖先是道地的英國原住民,不像英格蘭人是日爾曼或諾曼人後裔,論血統與現今的蘇格蘭人較接近,但是數百年來一直被當成是英格蘭人,也自我認同是英格蘭人。就好像臺灣鹿港鎮旁邊,福興鄉粘厝庄,「鹿港施一半,福興粘涕涕」的廈粘村與頂粘村,移民來臺三百多年,居民言貌與講臺語的道地本省人一模一樣,出口便是濃濃的鹿港味泉州腔;他們其實是女真族完顏阿骨打的後代,鬍鬚的顏色與漢人不一樣,論血統比外省人還外省人,但不會有人當他們是外省/外族人。民族是人為建構的,民族主義作為區隔「他們」與「我們」的工具,一直是強而有力的動員人民工具。

68_1010503_三、粘氏宗祠春祭活動
Photo Credit: 彰化縣政府網站
女真裔聚落粘厝的宗祠春祭活動。

「族群」差別是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嗎?不是,相反地,族群團結與土地認同的口號往往遮蓋了真正的社會議題。例如:蘇格蘭喊了一千三百多年的蘇格蘭魂,蘇格蘭貴族藉此號召蘇格蘭農民,宣稱他們的敵人是英格蘭人,遮蓋了欺負蘇格蘭農民的正是蘇格蘭貴族這個事實。臺灣的建國黨還存在時,有年慶祝婦女節,曾在黨部播放梅爾吉勃遜的《英雄本色》,希望婦女同胞可以因感人的電影被召喚出建國情操。這部蘇格蘭人灑熱血追求自由的傳奇正好可以被另類解讀:英格蘭被打退了,蘇格蘭農民還是農民,貴族還是貴族。

民族認同的建構過程,其實伴隨著一堆神話(Myth)的建立,譬如統派要建構「中華民族」,不只強調「炎黃之裔,厥惟漢族」,連臺灣的原住民也說是炎黃子孫;獨派則強調臺灣的海洋文化勇於冒險、迎向世界,不同於中國保守、陳舊的大陸文化。大陸文化果真封閉積萎的話,怎麼會有橫越歐亞的絲路?又怎會有「漲海聲中萬國商」的泉州,唐宋時期便通商亞、歐、非數十國?

Terry Eagleton論民族主義與足球時尖銳的語言不少,他說:「今日的足球與保守黨完全吻合,它的代表人物就是臣服、順從的貝克漢。球衣的紅色不再是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的確,昔日足球本是工人階級的運動,曼徹斯特的勞動者博物館,有一區展示足球史,說明足球隊原本是工人社區俱樂部。曼聯隊開打時,球迷高唱的隊歌:

榮耀、榮耀,曼聯隊,

當紅衣隊伍前進、前進,

我們將紅旗高舉飛揚,

我們是紅衣男孩,前進溫布利⋯⋯

歌詞中的「紅」,其實是有共產主義淵源的,曼聯隊有共產黨血統。足球的全民化、商標化,恰好是對勞工運動的背叛。別以為資產階級也瘋足球,坐在同一個看臺上,就代表眾生平等了。今日英國仍有許多運動,還是菁英關起門來的特權。例如馬球,打一場,食物、配備與運馬費每個人得花個臺幣三十萬或更多,就算你有錢還得人家願意讓你加入球隊。還有豪門莊園裡的私人運動會,你若不是公爵的血親、姻親,必得是商場的伙伴貴人,才會受邀。這些競技,專屬於金融資本、開發商、石油業與武器工業,他們是鄉間莊園裡的特權俱樂部,門檻很高的。

足球的全民化,本質是商品化:與社區脫離,向世界市場與品牌招手。所謂商品化,就是人家流行什麼,得跟上腳步。什麼人講究流行與品牌?怕被孤立的人。怕孤單是現代的常態,是正常的,面對龐大的世界、複雜的社會,常人難能安身立命,心中難能踏實舒適,向流行靠攏是安全的出路,在流行裡找到自我認同。所以,英國名牌BURBERRY,臺灣媒體幾次報導陳水扁總統的家人頗著迷的這個昂貴牌子,已變成英國中下階層足球迷與青少年混混(Chav)的標準穿著,BURBERRY成為打架鬧事足球流氓的全國性標誌,位階高於足球隊制服與圍巾,這是二○○二世界盃後逐漸浮現的現象。二○○六世界盃的流行新趨勢,則是中產階級向混混們看齊。《衛報》報導,車窗上插英格蘭旗為英隊加油這情況,二○○六年比二○○二年還盛行。以前是青少年的爛車或工人的箱型車、小貨車這樣搞,二○○六年世界盃期間,VOLVO與BMW的車主也插上旗幟了。《衛報》說,這是今年的Must Chav(非得學小混混一般不可),成人裝酷成為流行。

世界盃也是英人少數可以公開展現民族主義的機會。不列顛聯合王國沒有雙十節也沒有獨立紀念日,除了奧運,沒啥機會公開揮舞不列顛的米字旗。儘管英人知道米字旗沾滿了殖民血腥,可是看看美國的星條旗,美國在二戰後出兵至少五十個國家,殺的人不少於英國,人家還不是常常揮舞國旗?這點,某些英國人總是有點鬱卒。右派報紙老問,為何我們不會光榮招搖地揮舞Union Jack(不列顛王國旗)?足球賽,至少提供英格蘭人揮舞聖喬治旗(代表英格蘭的旗幟)的機會,民族主義者得以發洩點愛國情緒。只是,他們不知,作為英格蘭守護神的聖喬治,他是穆斯林教義中為信仰而獻身的烈士,父親生於土耳其,母親來自巴勒斯坦,而他成長於巴勒斯坦。英格蘭人早已忘了,原來他們揮舞的國族認同標誌源自中東。

在倫敦新金融區,足球的流行被轉換為社交利基,二○○六年的足球派對比上屆多。跨國律師事務所、銀行總部、會技師事務所等,廣發邀請帖,英格蘭出賽時,公司高層們與客戶在大會議室或大樓大廳邊看球邊聊。一堆人西裝領帶,雖然沒有黑領結和禮服,但是紅酒、點心等排場一樣不少。這些派對還重金聘退休的球員或過氣的電臺主播為球評,在宴會現場講球。不過這角色很尷尬,常常一人獨白九十分鐘,沒人理會。

看足球,當然是人愈多愈好玩,日本與澳洲在分組預賽對戰時,我被日籍女友拖著跑到日本人聚集的地方看足球。因為英國人不關心日本與澳洲的輸贏,一般的酒吧不播放此戰,但我們有幾個選擇:一個是在日本報紙上登廣告,入場費要八鎊的酒吧,算起來兩人要十六鎊,只好放棄。地點二是在地段昂貴的倫敦西區,一家跨國大藥廠的子公司,專門進行人體試驗的生技公司,平常總是徵求不到日本人來作試驗,世界盃期間特別免費提供日本啤酒、點心與場地,在日隊出賽時大銀幕轉播,我和女友在此待到上半場;下半場,換到某間小酒吧,不用入場費的,但不會很擁擠。因為該酒吧有日籍 DJ,平常賣日本啤酒,所以才播日澳戰。現場日本人居多,只有四個白人老澳,一看就是從辦公室溜出來誤闖日本人的地盤。反正黃種人白種人各喊各的,互不理睬,相安無事。球賽畫面帶到了觀眾席上的澳洲區時,我注意到,一片白面孔中有一黃臉孔女性,在日隊進攻、眾澳人寂靜無聲時,獨自起立奮力為日本加油,身影孤單但雀躍而無懼。她顯然是與澳客丈夫一同觀賽的日本太太,夫妻坐在一起但分別為不同球隊吶喊。我喜歡這畫面,因為我支持日本隊,是被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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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低端的真相:街頭律師眼中的東倫敦華人移工》,秀威資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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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施威全

「理想情況下,資本會跑到每個有勞工的地方。但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從來就不是這樣,資本不會跑到窮鄉僻壤造橋鋪路通水電。資本流動,勞工不得不流動,資本更刻意地徵召這種人流。資本流動靠電匯,人流靠腳、靠船、靠車、靠偷渡。不幸者死在半途,未死的,他們的雙手生產了臺北街頭四處可見的英格蘭西裝毛料。多佛慘案的屍體和你我身上的西裝實屬於同一條生產線。」

2007年,英國政府破獲大宗移民詐騙案,為首的帶頭大哥是臺灣人陳明宜。明宜熱心移民權益,助人無數,為何會被捕?他到底是罪犯?還是濟弱扶傾的法律工作者?明宜的遭遇還只是在英華工艱難處境的冰山一角。

身為明宜的友人與街頭法律工作者,本書作者記錄了無數個在東倫敦社會底層的華工經歷,以及他們所遭遇的司法案件。這些漂流遷徙的移民,或偷渡,或以求學、觀光、結婚、政治庇護等名目合法或非法的居留在英國,只為在異鄉賺取養家活口的財源。他們被剝削、被污名,在不安全的環境下犧牲;他們是各國境管法律歧視下的受害者,卻也是全球化的先驅者與經濟發展的貢獻者。他們的生活呈現了「經濟全球化」與「種族主義」的糾葛纏繞。

本書雖將場景放在東倫敦街頭,但觸角還延伸至全球化浪潮與世界分工體系底下的其他群體,從紐約華人餐廳的「黑工」、在豐田市的日裔巴西人,到在世界各角落工作的奈及利亞黑人,以及在臺灣社會中近百萬的外籍勞工與配偶,並透過倫敦所反映的全球經驗映照新住民在臺灣社會的處境。

透過作者冷靜的分析與溫熱的報導文字,本書揭露一個個底層華人勞工背後的辛酸故事、直擊英國當局對待外籍移工的真實態度,亦反思臺灣社會在同樣情境下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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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秀威資訊出版社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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