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人敵一黨」：呼籲終結中共暴政，劉賓雁是走得最遠的人

中國著名記者、報導文學作家盧躍剛寫過一篇名叫〈有一個人，叫「劉賓雁」〉的文章。

2005年12月6日傍晚，他在人民大學新聞學院作講座，聽眾是新聞學院的研究生，題目是「記者的底色」。

盧躍剛說，我們今天要在這裡紀念一位偉大的記者和作家，他昨天去世了。一個記者、一個作家，他的寫作，一定有自己的「底色」。這個底色是什麼？是主見，是立場，是價值觀，是徹徹底底的人民性。然後，他問：「你們知道劉賓雁嗎？」60、70人的大教室一片啞然，隔了一會兒，有人小聲說，「知道」。這是一個不確定的「知道」。他又問：「你們知道劉賓雁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品？」台下更是死一般的寂靜。

盧躍剛相信，在座的研究生們，沒有人讀過劉賓雁的作品。於是，他說，劉賓雁是中國新聞界、知識界的良心，你們不知道劉賓雁，當記者不是好記者，當學者不是好學者！研究當代報告文學史和新聞傳播史，劉賓雁絕對繞不過去！眼前的「寂靜」證明，劉賓雁被繞過去了。盧躍剛用「驚心動魄」來形容這種「寂靜」。

劉賓雁1988年出國到2005年逝世，也就是17年的時間。短短的17時間，忘得真快，忘得真徹底。這可是中國最好的大學新聞學院的研究生課堂！盧躍剛感嘆說：「忘記真實的歷史，製造虛假的歷史，本來就是一場曠日持久的預謀。一直到今天，我們還生活在這場預謀之中。面對這些單純而茫然的臉，我能說什麼呢？」

劉賓雁去世時，中國沒有媒體報導此一消息。《紐約時報》為劉賓雁發表的訃告指出：「現代中國鮮有劉賓雁這樣的知識份子，如此大膽而且堅持不懈地公開抨擊和揭露中共黨內貪腐。而且他是作為一個『自己人』在這麼做，作為一個黨員和中共官方出版物的撰稿人，在一個歷史上幾乎不存在公開的異見表達的國家——這也許是有關他職業生涯最了不起的一點。」當然，中國人讀不到《紐約時報》，也上不了《紐約時報》中文網。

劉曉波在為劉賓雁寫的紀念文章中說：「在中國，他是歌功頌德的毛澤東時代最早敢於揭露陰暗面的文壇勇者之一，也是後毛澤東時代最先以筆反腐敗的良知作家，他那種敢於直面邪惡和強權的文字，震撼過整個中國，也啟蒙過一代青年。」當然，劉曉波的文章無法為「普及」劉賓雁作出太大貢獻，因為劉曉波自己也是被遮蔽、被淡忘的說真話的中國知識分子之一——大部分中國人不僅不知道劉賓雁是誰，也不知道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是誰。中共的遺忘教育是成功的。

在劉賓雁去世前一年，我曾經到他在普林斯頓的家中去拜訪，我讀過他的許多作品，但我與他之間隔了兩代人，我對他的了解十分有限。讀《劉賓雁自傳》，讓我真正走進他的心靈世界，他在本書前言中一段話讓為深受感動：「回首往事，我並無悔恨。我從生活中得到的東西，遠遠超出我所付出或我所失去的東西。那些被認為或自認為比我幸運的人，他們的墓誌銘上是不能刻下這一行字的：『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情，說了他應該說的話。』」

滿洲國是自由國：劉賓雁的思想資源從哪裡來？

劉賓雁沒有受過完整的正規教育，中學只唸了一年半，就因為家中貧窮而無法繼續學業。但是，他手不釋卷，博覽群書，自學了俄語、英語和日語，甚至冒充北大畢業生去教中學而未被識破。他更閱讀大量左派和馬列主義的書籍，成為社會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抗聯」組織，走上一條革命的不歸路。這就留下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在張氏父子統治的東北以及日本扶持的滿洲國，青年人如何能夠讀到左派書籍？

在這本自傳中，劉賓雁首先分析了東北人反抗精神的來源：「貧困的農民遠走他鄉，也就切斷了自古以來的宗法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封建傳統。嶄新的環境，一望無際的肥沃原野，真正是『天高任鳥飛』，你能否立足和你能有多大發展，就全看你的本事和勇氣了。東北人，尤其是黑龍江省人，大都是這樣一些開拓者的後代，個人意識、奮鬥精神和勇氣都比留在本土的血親頑強了很多倍。」東北人倒是跟早年開拓美洲殖民地的清教徒們以及後來開拓西部荒野的牛仔們頗有相似之處。

其次，劉賓雁發現：「哈爾濱市的居民又受到俄國和中國資本主義以及俄國進步文化的影響，自由氣氛更濃。30年代初短短幾年間，哈爾濱孕育了十幾名全國聞名的作家。」當時，哈爾濱是除了上海、天津、廣州之外，中國的一個最為國際化的城市。蘇俄的勢力、日本的勢力、張氏父子的勢力以及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滲透、搏鬥，使得這座北方城市充滿異國風情，多元、浪漫、刺激而危險。具體到劉賓雁的家庭，他的父親是鐵路公司的職員，而鐵路是現代文明最典型的像徵物，劉賓雁承認：「父親從蘇聯帶回了俄國的自由主義，對於我後來對成長起了決定性作用。」

以劉賓雁信奉的主義和意識形態，他不會認同張氏父子的統治以及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權滿洲國。但是，價值判斷是一回事，實際感受又是另一回事。劉賓雁回顧少年時代的生活經歷，如實地描述說：「張作霖父子的統治是開明的，一切都是寧靜而有秩序的。」進入滿洲國時代，他發現身邊的青年作家居然可以自費出書。反之，「50年後，我們倒沒有了這種自由，自費出書是絕不允許的。」在被後來中國官方歷史書描繪成一片漆黑、民不聊生的滿洲國，實際情況卻是經濟迅猛發展，文化寬鬆而自由，很多中國進步作家的書不僅可以從境外運入和隨便銷售，甚至還可以公開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