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人敵一黨」：呼籲終結中共暴政，劉賓雁是走得最遠的人

劉賓雁少年時代就讀到巴金的《家》、《春》、《秋》。當美國電影被禁後，德國和法國的電影還可以放映。在日文書店裡，始終可以買到馬克思的以及一些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對此，劉賓雁分析說：「日本人把政治上直接危害自己統治的行動與言論，同意識形態問題區分開來。」這種「雅量」讓共產黨政權望塵莫及。

共產黨對待不同的思想觀點，從來都是以政治乃至暴力的手段加以消滅。劉賓雁本人就為說真話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他曾在50年代被打成『右派』，被迫接受勞動改造，後又被扣上「階級敵人」的帽子——「算來我被錯劃為右派的22年裡，有15年是以『階級敵人』身分在被專政的狀態下度過的。比起死於非命、長期坐牢、妻離子散的人來，我是個幸運者。我受到的損失，除了22年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外，就是長期賤民地位造成的壓抑心情給我身體和精神帶來的損害。」文革結束後，劉賓雁終於獲得平反。不久，又被開除黨籍，最終永久地流亡異國。

最後的「青天」：以一人敵一黨

劉賓雁在他的80歲生日時曾經說過，在他80年的生命中，能在國內公開發表言論的時間，前後加起來只有9年（1957年、1979—1986）。他的重要作品幾乎都是在這9年間完成的。以一位肉體生命為80歲的作家而言，僅有9年的創作生命，不可謂不短暫。但是，在短短9年間，他以一支並未完全自由的筆，挑戰黨內極左派勢力和腐敗的官僚集團，堪稱「以一人敵一黨」，創造了「報告文學」這一特殊文體大放異彩的時代。

如果說魯迅的匕首和投槍是雜文，那麽劉賓雁的機關槍和大砲就是「報告文學」。劉賓雁以「筆端滲透感情」的文學筆墨寫新聞報導，在每一篇作品中都有作者情不自禁的大聲疾呼和嚴厲追問。以西方新聞學的規範和標凖來看，記者必須保持客觀公正性，劉賓雁的寫作不符合這樣的規範和標凖。但是，劉賓雁的寫作方式呼應了文革結束後中國的社會現實：法治崩壞、吏治混亂、冤案如麻、民眾沒有發聲的渠道。

他在文學與新聞的張力之間奮戰，他在新聞檢查制度和政治運動的縫隙間突圍。人們視劉賓雁為青天，希望通過他的一支筆沉冤得雪，希望通過他的一支筆將為所欲為的土皇帝們拉下馬，希望通過他的一支筆找回失落的社會公正，希望通過他的一支筆推動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改革。

每當劉賓雁到地方上採訪、調查，人們便蜂擁而至。比如，他在寶縣時，「找我的人很多。早晨一起床，飯前就要接待一批人。上午再見一人或二人。下午、晚上也排得滿滿的。寶縣成了我了解中國社會的一本書，每一位來客都是書的一頁。無論是傾訴冤情，或揭露政治生活中的腐敗，都引起我的興趣。」當劉賓雁受到最高當局批判、再也無法發表文章時，他應邀到大學演講，大學生們將他當著心目中的英雄。比如，1986年11月27日，劉賓雁到天津南開大學演講：「我見台下實在站不下了，便問主持人：叫同學們坐到台上來怎麽樣？話音剛落，潮水般的人就湧上講台，一直坐到我的腳下。」這樣的場景，1989年之後再也不復存在，大學變成了銅墻鐵壁般的監獄，連數學老師隨口說幾句時事評論都被學生告密、被學校聽課，大學怎麽能容許像劉賓雁這樣的「反動分子」去煽風點火呢？

當然，報告文學自有其題材和文體的局限。30年之後的今天，劉賓雁的《人妖之間》、《一個人和他的影子》等報告文學作品已經不可能像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戰爭與和平》、《復活》那樣仍然擁有無數讀者。平心而論，劉賓雁並不是一位可以跟托爾斯泰和雨果（Victor Hugo）並肩的偉大的文學家，但他以文字介入社會所發揮的功效，在那個特定的時代和國家，卻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他也不得不借助《人民日報》記者的體制內身份，到地方上的時候才能具有一種欽差大臣般的權柄，比中紀委的官員更讓土皇帝們有所忌憚，也更讓民眾信任。但是，當中央不再繼續支持他的「扒糞」行為時，他立刻成為被他批評過的大小官僚們「反攻倒算」的對象。

儘管如此，劉賓雁的文字在新聞和文學之間架設起一道橋樑，成為那個時代中國讀者爭相傳閱的佳作。評論家傅國湧指出：「我想起了學生時代讀《人妖之間》等作品時的血脈僨張，那裡面浸染著他的汗水、淚水和良知，他的文字不單是墨水寫下。他的筆尖對準的是民族肌體上的毒瘤，他那些直面現實的報告文學曾引起萬千讀者的共鳴，他銳利的目光看到了中國大地上的苦難，穿透了籠罩在民族頭上的黑暗，他被譽為『中國的良心』，許多權貴視他為寇仇，更多的普通民眾把他看作親人。儘管在中國的語境下，他只能說出60％的真話，但他確實已竭盡所能。在他那個時代，他說出了能公開說出的真話，攀到了一個時代的高峰。」當那個時代背景不復存在之後，中國的文學界和新聞界就再也不可能出現劉賓雁式的巨人了。

告別「第二種忠誠」，終結共產黨暴政

《第二種忠誠》是劉賓雁的代表作之一。《第二種忠誠》描述陳世忠和倪育賢2位二十多年來一直冒死向毛澤東寫信「進諫」的人。面對黨國命運向令他們擔心的方向發展時，他們明知危險，仍圖以螳臂擋車之力，去挽救向危險的斜坡下滑的黨國的巨輪，他們的作法，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像屈原、像海瑞那樣的「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