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大道如何成為貧窮黑人男性維持生計的棲息地?

第六大道如何成為貧窮黑人男性維持生計的棲息地?
Photo Credit: 歐維.卡特(Ovie Carter)攝影/游擊文化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為了理解在白人中產階級為主的鄰里中,第六大道如何成為貧窮黑人男性的棲息處——我稱為維持生計的棲身地(sustaining habitat)——我們得了解的不只是鉅觀的社會、經濟、政治力量,還有當地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如何深深影響這些男性的生活。這群人之中的一些成員,如何在空間上散布或重新散布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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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米契爾.杜尼爾(Mitchell Duneier)

第六大道如何成為維持生計的棲身地

雖然從珍.雅各著書時觀察至今,格林威治村已有顯著變化,但後來未見什麼作品對我們理解人行道生活,能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珍.雅各的影響力,部分可歸功於她提出了一種都市生活方式,可最小化她所謂的「野蠻」或暴力(這是她60年代初期讀者關心的議題)。她從這個假設開始:「按定義而言,都市一定會充斥著陌生人」,[1]其中一些有「掠食性」。[2]她想了解,人行道如何「同化」陌生人,讓他們舒舒服服在一起,這樣的挑戰如何可能被回應。

她認為當城市能滿足各種使用需求,因而確保許多人在任何時候都能來往於街上,該城市就是最適合人居的。當夠多的人出來且聚集在四周,值得尊敬的人注視著街上,定睛在陌生人身上,陌生人就不會脫序。在繁忙街道看似失序的表象下,其實存在著有序的基底,是因為「各式對人行道的使用,帶來一雙又一雙眼睛接續關注著」。[3]人們出現的愈多,或從窗戶看到出現者的人愈多,他們的注目就愈能保衛街道。珍.雅各援引的例子或觀察,大多來自被稱為西村的格林威治村部分街道,但她的概念已成為都市研究及都市規劃課程中必備之物;她的書可說是這領域的聖經。儘管後來系統性搜集到的證據或證實或否定她的想法,但這些想法的影響力仍是巨大的。[4]

如果今天你走過西村的街道,會發現珍.雅各描寫的那種街道生活,從某些面向來看仍然十分明顯。在她居住的哈德森街上,你可以看到中產階級黑人和白人、男同志與女同志、藝術家及年輕的專業人士,在夏夜中安靜地走著,並意識到其他像他們的人正在注目著。

但在幾個街區外的謝瑞登廣場(仍在西村範圍內),或靠近華盛頓廣場公園的第六大道上,注目的人不再是透過眼神可同化陌生人的那些人。很多時候,從住戶的觀點來看,這些人就是陌生人。出現的是貧窮的黑人乞討者、拾荒者及小販,不只是這點讓同化陌生人的問題與以往大不相同;必須被同化到人行道生活的路人裡,有許多也是少數族裔。

雖然美國社會在居住上種族隔離的程度非常高,但來自被隔離鄰里的貧窮少數族裔,確實川流不息於格林威治村,其中那些無家者甚至睡在人行道上。從過去以來,第六大道與第八街的十字路口就是該村這區的商業中心。這街過去曾是面向白人中產階級居民的商店聚集之地,也是紐約市其他地方的白人年輕人會來旅遊之處,但過去20年來經歷了巨大轉變。今天,造訪這裡的除了白人,還有黑人及拉丁裔的。這些訪客如同60年代的年輕白人,他們本身居住的鄰里相較於格林威治村,少有令人興奮的商店、電影院、餐廳、酒吧等。他們在這條街上晃晃,周遭是從長島及紐澤西來的年輕白人;住在當地租金受管控的公寓內的年長白人;紐約大學、社會研究新學院、柯柏聯盟學院的學生、教授及職員;在這村裡買下公寓的各種族年輕專業人士;各階級與種族的同志。

村中各街區內密集開設了各種零售商店、酒吧及餐廳,主要是在中等高度的樓房裡。在這三個相鄰街區內的居民平均年收入為66869美元。[5]這裡往來總是十分擁擠,不管是在街上或人行道上。鄰近的街巷提供了住宅及額外商業活動的空間,密度不一,從大型公寓大樓到一家一棟的聯棟住屋。地價在全美排名很前面;狹小的連排住屋一棟上看100萬美元,公寓大廈內的各套房賣25至50萬美元不成問題。或許和紐約市的租金管控法有關,只要願意遷就又舊又小的單位,其租金都在低階中產階級的範圍內。

這個鄰里和整個村一樣,因為它具有藝術氣息、波希米亞風、各種元素和平共存的文化傳統而舉世聞名。這裡歷經數代,居住著這個國家許多重要的藝術家、知識分子及自由思想家。它也成為市內最多男同志和女同志居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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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歐維.卡特(Ovie Carter)攝影/游擊文化提供

白天(特別是週間),在這些街區內出現的主要是住在這個鄰里的上階中產階級白人居民及學生。到了夜晚和週末,該區搖身一變成為黑人、白人、拉丁裔、亞裔年輕人的樂園,他們來到這裡參與嘻哈次文化、品味這裡定義著音樂、毒品、性愛、服飾的時代尖端。不管如何,在這個鄰里的人行道上,總是同時容納了富人、無家者、博士、未受教育的人。

另一項未出現在珍.雅各描述中的該村場景特色,就是販賣施打毒品器具及配件的雜貨店(head shop),以及對來往行人提供非法藥物的毒販。華盛頓廣場公園許多年來,都是這類活動的中心,但自90年代末期起,紐約市警局在公園各處安裝了監視器。如今,毒品交易溢散到公園附近的街巷內,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是西四街的籃球場前與第六大道上。

每個社會都存在一些地方,清楚標示著什麼事是社會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第八街容納了許多我們社會視為地下或逾矩的事,也吸引了許多想跟這些跨越社會界線者接觸的各種族、族裔的年輕人。一位在村裡工作、名叫霍提的黑人理髮師告訴我,第八街就像是市中心內低調(down low)版的哈林區。對他來說,「低調」的意思是人們不能過於「喧鬧」,但可以「耍酷」、「搞怪」。「他們可以做自己,但必須控制在一定程度內。」他說:「他們可以盡情享受,在這裡,他們明白這個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現在第六大道及第八街的人行道上,充滿了許多來自市裡其他地方或郊區的少數族裔,他們無疑被同化進這個鄰里的人行道生活。他們包括了(有家及無家的)小販、住在別處的行人。對珍.雅各來說,他們的「同化」意指身為陌生人的他們的行為,被控制在不讓那裡的勞工(與中產)階級感到威脅的程度。

珍.雅各形容人行道可以同化「陌生人」的出現,因為就種族、階級、社會特徵的標準來看,大多數的陌生人都很相似。如今,在格林威治村共享公共空間的人們,因為巨大的經濟不平等和文化差異而有所區隔。他們有些互動的方式,讓我們看到交融及社會連帶;另一些互動方式——這類互動方式在一些行人的心中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則顯示,在這裡的氛圍仍是戰戰兢兢的。無論如何,格林威治村的人行道生活,在珍.雅各書寫之後已逐漸而顯著地改變。在此我想做的是,讓讀者更好地理解這些改變是如何發生的。

從賓州車站到格林威治村

雖然有兩位白人男性偶爾會來顧攤,另一些白人偶爾會造訪這些街區,除此之外可說所有的乞討者、拾荒者、在第六大道居住及/或工作的雜誌小販,都是非裔美國人——就紐約市街道上數量龐大的黑人無家可歸者者佔總體的比例來看,第六大道上這樣的比例僅僅超出前者一點。[6]這些比例反映了非裔美國男性「危險、暴力且具攻擊性」的形象,有時還會被種族主義所強化,致使這群人比其他種族的男性,甚至是黑人女性,更難在社會支持體系中求生存。[7]這些比例也反映了一些政治、歷史、經濟的力量,而對於它們的探索,社會學者才剛剛起步而已。

他們無一例外地成長於北方鄰里,那些地方有明顯的種族居住隔離、[8]學校環境不佳、[9]貧窮空間集中的情況嚴重,[10]不然就是像墨瑞這種年紀較大的男性,是在施行種族隔離法的南方長大。[11]其中3人是越戰退伍軍人(這樣的人有極高比例染有毒癮)。幾乎所有人都是在都市的勞動力市場衰退的年代開始就業。[12]雖然我們無法跟著這群男人回去看看他們生活中,政治與經濟的力量如何影響他們——不過,這些男性通常認定,他們就是自己人生的主宰——但許多社會科學及歷史證據顯示,這樣的男性與龐大結構性條件(包括缺乏經濟機會、美國毒品政策的特質等)的互動,深深形塑了他們的人生。

此外,雖然幾乎無人有異議,且有充足的資料顯示,種族是左右美國都市中嚴重貧困鄰里的重要因素,但人們尚不太清楚種族隔離,以及像哈林區、布朗克斯地區、布魯克林這類地方就業機會驟減,如何使不只是貧窮集中地區受到影響。這些結構性力量的結果,可在格林威治村鄰里的街道上看見。

人行道上超過三分之一的無家男性告訴過我,他們因持有或散播快克古柯鹼,或其他毒品相關的罪行而進入州或聯邦監獄。[13]其中有些男人倘若當初是像很多中產階級那樣私下使用毒品,而非在街上使用的話,很有可能不會被抓,也不至於成為紐約州施行嚴格毒品政策下的懲罰對象。有些依聯邦指導原則被判刑的男性,當初如果是使用粉末狀的古柯鹼,那麼得到的處罰將會比他們使用快克要輕得多。[14]根據能取得的最新資料顯示,因快克古柯鹼被判刑的人裡,有88.3%是黑人,95.4%是非白人。[15]根據聯邦判刑的指導原則,粉末古柯鹼的數量要百倍於快克古柯鹼,兩者被判的程度才會相等(在1996年,國會無視於美國量刑委員會〔U.S. Sentencing Commission〕將比例降為一比一的建議,僅降低為五比一)。

由於價格便宜,窮人(在紐約市裡,窮人多半是少數族裔)偏好使用快克。聯邦政策花在每個因快克相關犯罪而入監的人身上,平均達到10萬美元,[16]而他們獲釋後,便直接回到街上。大多數的人因為之前的所作所為,已讓家庭連帶脆弱不堪。州或聯邦監獄都未曾提供什麼制度,協助更生人出獄後,能平順地轉換回家庭和工作上。如果這些男人當初被提供藥物治療、工作訓練、求職協助、住屋協助、跟進輔導,而不是坐牢,然後驟然被放回街上,那麼他們很多人或許今天會健康許多。[17]

同時,誠如我們討論這些鉅觀結構性力量時提及,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些力量在影響任何生命之結果的過程,都隱含著一些不確定在其中。這些以街頭為家的男人裡,有半數來自於一般認為還不差的家庭環境。住在地鐵內的「地窖」及「蝠穴」的巴特羅,其母(最近剛過世)順利在美國郵務體系任職到退休。我與隆恩的姑姑(那歐米、艾斯梅、瑪西)會面時,感受到她們禮節上很周到、講話刻意咬文嚼字,讓人聯想到許多快速向上流動的牙買加小孩的雙親。這些女性都從事家務幫傭,我也聽到一些說法:那歐米在6個銀行戶頭內存有超過18萬美金,那是她多年努力工作的積蓄。馬文的母親過世時,已與丈夫結縭52年。她在俄亥俄州托雷多市的派克維醫院擔任做沙拉的廚師。馬文的父親則在德納公司擔任精密磨床工35年後於近期退休。人行道上許多男性的兄弟姊妹,都過著成功且正常的人生。在此一個有待回答的問題是:

上述會摧毀人生的結構性條件,應平衡地考量它們對向上流動的影響究竟是如何。結構性條件確實導致高比例的黑人男性落腳到我們城市的人行道上,但我們也必須承認為何這些男性會屈服在毒品的力量之下,這其中仍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從很多案例可以看到,他們並非被認為終將露宿人行道的那類人。個人性因素也有其影響。

這些男人一旦屈服了,與他們生計最直接相關的工作機會,便只剩下那些非技術性的,特別是日工。在珍.雅各調查寫作的時期,很多住在遊民聚集區的酒鬼,在他們清醒的時候,都是供叫日工的人挑選,藉此維持生計。今日,普遍認為日工的需求已顯著下降,[18]而「非裔美國人被雇用到低技術產業的網絡……已經萎縮;移民的到來意味著這些新加入者,已牢牢掌握住上述的工作機會。」[19]

遊民聚集區的酒鬼是做日工來支撐生活所需,而今日第六大道上的男性則是在過去20年因毒品相關的罪名進出監獄,然後過著飄流無定的生活。為了理解在白人中產階級為主的鄰里中,第六大道如何成為貧窮黑人男性的棲息處——我稱為維持生計的棲身地(sustaining habitat)——我們得了解的不只是鉅觀的社會、經濟、政治力量,還有當地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如何深深影響這些男性的生活。這群人之中的一些成員,如何在空間上散布或重新散布成這樣?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仔細檢視這個鄰里,如何因為特定力量共同作用而形成的非預期結果,導致它成為上述人們能維持生計的地方。[20]

雖然人們往往認為這些在街上無家可歸的人是四處遊蕩,「隨機持續做物理移動」,[21]但第六大道上的男人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並非隨機盲動,而是如前所述,在規範及目標的指引下相互協作行動。我們在這些街區中可看到一種集體的自我意識,這種意識源於他們來到第六大道前漫長的相同歷史。了解這段歷史有助我們看見,這些男人來到這些街區是某些力量所導致的,而非他們隨機突然迸現於此。

15年前,墨瑞、蘭迪、以實瑪、垃圾喬、葛弟、隆恩(及多至400位的人們)睡在第六大道及第八街交口往上城區走兩哩的地方——在麥迪遜廣場花園及賓州火車站內或周邊。美國在80年代初期,無家者的數量迅速增長一倍,[22]其中就包括上述這些人。美鐵(Amtrak)、長島鐵路、紐澤西運輸系統、紐約市地鐵系統等路線在賓州車站交會。當時每天有20萬通勤族密集使用這塊地方。

車站附近的區域可取得十分充足的社會服務,要去哈德遜河、公園、其他交通要衝(如中央車站)也很方便。該鄰里可取得的服務既多樣又普遍,因此很少看到車站的無家者跑到別的地區,像是格林威治村。

那時跟現在一樣,賓州車站內有賣各種東西的購物商場、酒吧、電子用品店、便宜的餐廳、報亭、廁所、公共電話。從某個意義上來看,車站內連接這些的是屬於公共空間的行人通道。沒有車票或沒要搭車的人在來往不同設施時,也有正當理由位在通道的空間上。

對一個無家者而言,車站提供了日常維生所需的所有設施。冬天有暖氣,夏天有空調。待在這裡,可以躲避冬天的大雪、凍人的低溫及夏季的大雨和酷熱。

在80年代初期,墨瑞、以實瑪、垃圾喬、蘭迪都睡在美鐵候車區的300個座位、長島鐵路與紐約地鐵之間有裂紋的水磨石廊道上,或是車站外、麥迪遜廣場花園旁,或在冬季時會冒出暖氣的鐵格柵旁的許多座椅上。

每天早上,墨瑞、蘭迪、垃圾喬、以實瑪會到地下一樓,位在納迪克熱狗餐廳與麥克安酒吧中間的男廁裡,把自己弄乾淨。[23]他們告訴我,那間廁所是常駐車站的無家住民特殊的小天地。男人們常在洗臉台前脫個精光以清洗身體。在廁所角落放了巨大的塑膠袋,裡頭裝有鋁罐、這些男人的東西,或從美鐵乘客包包裡偷來的物品。某些小間內傳來的性活動聲響(自慰或性交),偶爾會充滿著整間廁所。有時會發生這樣的情況:一些男人正在他們的生殖器上抹肥皂,而其他幾個人脫到只剩內褲,等待有空出來的洗臉台可開始清洗,而不知情的火車旅客進到裡面,然後一臉驚恐、扭曲地迅速離開。

男人們早上坐在納迪克餐廳及霍華強森連鎖店裡,等看看是否有客人早餐吃剩的食物。車站內的速食店很多會在生意結束時,把剩下的食物拿給無家者們。「我們會等食物送過來。」垃圾喬向我解釋:「像肯德基的人。還有中式餐廳的也會給食物,另外披薩店的也會給披薩。」蘭迪回憶說:「我們以前會吃瑞斯兄弟披薩店的披薩,還有中式餐館的剩食。他們通常會在店外放幾袋東西,大家會為爭搶食物而扭打。」

很多經過車站要搭火車的乘客——大多是去城市工作或回郊區家中的路上——會在無家男性的紙杯裡丟錢。墨瑞說他常常醒來時,發現杯子裡裝滿了一元鈔票或銅板,那些錢夠他去買毒品及食物了。

跟我聊過的這些男性,每個人都在車站裡另外找到了支持生活所需的方式。有些美鐵乘客下火車時提著大包小包行李,但一時間又找不到負責協助旅客提拿行李的美鐵人員(俗稱「紅帽人」),墨瑞就會提供他們「服務」。他會走向這些剛抵達的人,得到他們的同意後,拿著他們的袋子到計程車等候區。有些男人做的工作是計程車服務——當通勤者招計程車時,他們便站到前面去,幫忙開車門,期待能拿到一些小費。雖然墨瑞也承認,有些人是因為害怕才給他們錢,但他說大多數的人都樂於接受他的「服務」。這些小費足以讓他在車站內生活數天而毋需離開。偶爾,提供「服務」的人嫌小費太少而不願交還袋子,甚至直接帶著公事包就閃人。

雖然他們說美鐵的警察經常找上他們,並要他們離開,但當時警察並沒有系統性的手段可驅趕他們——防止他們只是暫時換個地方,或是搬到這廣大區域內的另一個點。美鐵警察有時似乎接受了,無家者也是這塊空間的正當使用者,跟其他旅客一樣。

當無家者被要求離開時,美鐵警察通常會看著他們搭電扶梯上去。離開的人經常是在外面待幾分鐘,然後從另一處入口再回到車站內。他們不會重回同一個點,而是在接下來幾個小時內,先到另一處的地下地區或月台。

在1980年代中期(1984至1987年),大城市中未待在庇護所的無家者數目再次翻倍——這已是最保守的估計。愈來愈多中產階級通勤者視車站內的無家者為麻煩,他們也開始為此發聲。通勤者及無家者的關係演變為社會衝突,雙方對於這塊物理空間的目的有著不同的想法。車站並非一個基於相互照應及平衡的典型生態系統。無家者需要通勤者捐錢,需要餐廳老闆把能吃的食物放到外面,但對通勤者及業者而言,無家者並沒有用處,反倒認為他們阻礙了車站的正當用途。對管理者而言,賓州車站當時的情況已是眼中釘,令他們感到丟臉,極力想清除像墨瑞、蘭迪、以實瑪、垃圾喬這些男人。對於崇尚乾淨及秩序的紐約和紐澤西港口事務管理局而言,這群人的存在不但一無是處,而且害處不少。

「他們不願讓我們再睡在那裡。」垃圾喬回憶道:「他們可以讓我們坐著,但我們不可以睡覺。」

一開始,墨瑞、以實瑪、蘭迪和垃圾喬說,他們改到麥迪遜廣場花園前的鐵格柵睡;然後,他們與其他30個男人每晚一同佔了地鐵A線的車廂睡。他們之所以挑A線,是因為該線直接穿過賓州車站,它的入口距離這些男人之前睡的地方只有幾呎。離開該站後,列車仍在地底下開了50分至1小時,然後抵達位於上曼哈頓的終點站,讓他們不會接觸到低溫及光線。

每晚10點半到11點之間,他們會齊集在月台上。這些男人說他們與該站的交通警察有個不成文協議,即只要他們待在某一車廂,就不管他們,交通警察確認這項說法蠻可信的。根據一位警察表示,紐約大都會運輸公司運作的列車往往有10或12節車廂,但實際運作的車廂只有其中一些。無家者可能佔據那些封閉起來的車廂。

「有時候,我整週或連續兩週的晚上都搭列車。」垃圾喬回憶:「我們從晚上10點半或11點開始,來來回回,然後在隔天早晨醒來,出去,回到車站。」

這種獨特的適應方式顯示,一個地方如賓州車站(這種可睡覺的空間)能成為難能可貴的棲身地,並不只是該地具有某些設施,而是這些設施與該環境其他特質之間的關係。由於這些男性能在車站裡進到某條線的入口,因而能上到列車睡覺,所以地鐵成為這些男性適應被迫搬遷的重要手段,特別是在夜裡。

在那段時期,蘭迪因為販賣少量快克(以維持自己的吸毒習慣)而入獄,那是他人生早期就開始做的事。「我會在車站外等候從長島或其他地方來的白人男孩,他們會走向我說他們想要大麻或快克。有時,他們想找妓女。我記得最後一次是個白人男孩向我買了快克。我看到他拿給我一百塊鈔票,幫他找個妓女,當妓女幫他口交時,我則磨蹭他的屁股。」

以實瑪及墨瑞分別告訴我,他們開始合作,搶劫食物及買毒品的錢。墨瑞說他開始做毒品買賣。「我們那時常〔離開車站〕,然後弄那群騎腳踏車外送食物的傢伙。」墨瑞解釋:「我們常奪走那些中國佬和披薩仔的袋子。我們拿走食物的同時,也拿錢。有時,他們身上會帶100多塊。如果你搶了食物,或許就會順便搶錢!」他們說墨西哥人也是自己鎖定的目標,因為他們身上有送貨後拿到的錢,而且(因為是非法居留)他們通常害怕會被通報到移民官員那裡,所以不敢找警察報案。

以實瑪說,6個月後,他因搶劫一名外送員而被捕。「當我還在等待假釋判決的期間,我把一個傢伙扔到車站電扶梯下。他羞辱我。他叫我操你媽的。他說我媽是垃圾。然後他從後面推我。他提到我媽時,我本來想算了。但他又用手碰我,我才推倒他,他的腿和手臂都斷了。我站在一旁。我覺得我沒道理要逃,因為是他挑起衝突的。不過,警察來了,整件事變得不像我想的那樣。」墨瑞、蘭迪、垃圾喬、以實瑪說,在後來幾年之間,他們都進進出出監獄,罪名通常是搶劫或持有、散播少量毒品。垃圾喬則因為持有海洛英而被帶走。

這些男人出獄後,或許回到過去維持他們生活所需的車站及地鐵——然而,那時這個棲身地已變得不再友善。

相關書摘 ▶《人行道》導讀:「還好,有這樣一條人行道」,一本可讀性極高的民族誌

註釋

[1]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p. 30.

[2] 同上,頁36。

[3] 同上,頁500。

[4] 例如,她的著作出版才3年,年輕女性Kitty Genovese就在紐約市被刺身亡,當時有38個人從窗戶向外觀看。此事發生後,社會心理學家極為注意導致旁觀者如此冷漠的情況。Irving Piliavin、Judith Rodin及Jane Piliavin做了一份知名研究,說明在95%的情況中,旁觀者會立刻衝去協助在地下鐵裡的傷病者,但是在人行道上的例證並不是這麼鼓舞人心。在珍.雅各的理想城市裡,盯著街道的眼目表示「在危急關頭」會有人出面,而在18個城市進行的實驗中,當演出汽車竊盜案時,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路人會向竊賊探問他們的舉動。在地下鐵列車上,群眾和受害者面對面且命運與共,而人行道則不然。她的著作帶來的影響甚大,以致目前在開設社會心理學的大學中,她的觀念仍被當作都市規劃的基本假設,因而對這些課程造成嚴重的問題。

珍.雅各書中一些最常被引述的句子,可說明她廣被接受卻未經確認之論點的性質:「使用率高的城市街道,很容易成為安全的街道;廢棄的城市街道,很容易變得不安全。」(頁34)「城市街道和公司能夠滿足的合法利益(以最嚴重的法律意義來看)範圍愈大且愈豐富,對街道就愈好,對於城市的安全和文明也愈好。」(頁41)「城市街道的信賴,是從許多、許多小型的人行道上的接觸,經過時間的累積而來的。」(頁56)

[5] 這個數據是針對1989年的Census Block Group 006500-1,共有2018位居民,當中6.6%是非裔美國人,3.1%是拉丁美洲人。感謝奎利(Lincoln Quillian)教授幫我做這份人口統計。

[6] 見U.S. Bureau of the Census, "General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Table 64, 1990 Census of Population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0)。

[7] 見Joanne Passaro, The Unequal Homeless: Men on the Street, Women in Their Pla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8]] 關於種族居住隔離之影響的最新了解,見Douglas Massey and Nancy Denton, American Aparthei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關於就業和住宅歧視的最新數據資料,見Joe Feagin and Herman Vera, White Rac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6)。亦見Reynolds Farley, Blacks and Whites: Narrowing the Gap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9] 見Farley,同上。

[10] 要了解貧窮的空間集中和工作消失造成的影響,見Wilson, When Work Disappears。關於貧窮的空間集中程度和原因的分析,見Paul Jargowsky, Poverty and Plac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7)。

[11] 關於法律與種族壓迫之間關係的描述,見A. Leon Higginbotham, Jr., Shades of Freedom: Racial Politics and Presumptions of the American Legal Proces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6)。

[12] 見Gerald Jaynes and Robin M. Williams, A Common Destiny: Blacks and American Socie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9),及Richard Freeman, ed., The Black Youth Labor Market Cri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亦見Rebecca Blank, It Takes a Na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13] 有些「街頭犯罪分子」並不像本書中的描述,他們仍是違法者,關於這些人的研究,見Mark S. Fleisher, Beggars and Thiev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5)。

[14] 至少有23位在第六大道上工作的人,提到曾因持有或販賣快克而入獄;還有一些人不想提起自己的案底,但並未否認快克與他們的罪行有關。

[15] U.S. Sentencing Commission, "Special Report to Congress: Cocaine and Federal Sentencing Policy," April 1997〔提及一九九三年的統計數據〕。亦見 Jerome G. Miller, Search and Destroy: African American Male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6] U.S. Sentencing Commission, "Cocaine and Federal Sentencing Policy."

[17] 我有幾個白人中產階級學生因使用粉末古柯鹼而接受治療,但就我所知,當中沒有任何一個人因持有或販賣而入獄,也沒有人被刑法判處破產或隔離。

[18] Christopher Jencks, The Homele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3.

[19] Roger Waldinger, Still the Promised City? African-Americans and New Immigrants in Postindustrial New York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73.

[20] 這個焦點使我討論的棲身地不同於帕克(Robert Park)和芝加哥學派所界定的「自然區域」(natural area)。自然區域被設想為一個地理區塊,由未經計畫的次文化力量所決定。
在此我渴望從事一種微觀人口統計的民族誌分析,追蹤一小群無家者的遷徙及按照某特定模式回應更大範圍的文化、經濟、政治力而進行分布的過程。
在我看來,芝加哥學派的田野工作者是在人類生態學的框架中工作(諸如The Taxi-Dance Hall and The Gold Coast and the Slum之類的研究),從未進行這種分析,他們主要滿足於分布圖並採用功能的互補。但民族誌學者還可以多做一件事,就是找尋方法讓人口統計、文化、政治數據資料可透過研究日常生活而被補足,這些研究並非認定而是呈現出系統如何運作。這就是我對本章設定的目標。

[21] Ralph H. Turner and Lewis M. Killian, Collective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57), p. 58。兩位作者用這些詞彙來描述一般定義下的「遊蕩」。

[22] Jencks, The Homeless.

[23] 我會想要探究此事,是源自研讀Joel Siegel, "Wretch Rooms No Comfort: Addicts & Derelicts Turn Them into Rail Road Station Cesspools," New York Daily News, September 24, 1989, p. 47。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人行道》,游擊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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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米契爾.杜尼爾(Mitchell Duneier)
譯者:黃克先、劉思潔

強力衝擊非虛構寫作及閱讀經驗的經典民族誌
深化珍.雅各的觀察洞見,翻轉破窗理論的判斷侷限

這是一部關於街頭謀生、自我復原、地下經濟、城市治理、正常/偏差、接納/排除的「人行道生存記」。書中的主角是一群在紐約第六大道周邊街區討生活、相濡以沫的底層黑人,包括銷售「黑人書」的流動書販、販賣回收雜誌的拾荒小販、無所不用其極的行乞者,以及在毒品和酒精中半夢半醒的無家者。被這群街頭黑人暱稱為「米契」的白人社會學家杜尼爾,用了六、七年的時間,逐步獲准走進他們的生命世界,與他們一起在人行道上卡位擺攤、一起承接用路人的各種目光、一起挑戰霸道的執法警察,一同經歷街頭的悲歡離合、一同感受活著的掙扎無奈、一同見證生命的不屈不撓。

這群黑人如何先後來到第六大道並在此習得街頭維生技能?他們如何在這個棲身地滿足和解決日常需要?他們如何與來來往往的中產市民互動及建立關係?他們如何在市政府和商業促進特區高舉改造市容大旗下找尋生存的縫隙?失去這個生存據點的他們又將何去何從?杜尼爾刻劃描摹人行道上的心靈導師智者哈金、街頭最佳搭檔馬文與隆恩、使出渾身解數搭訕過路女性的墨瑞、喜歡跟小嬰兒和小狗說話的基斯、承受譴責壓力在路邊擺攤照看孫女的艾利絲等人,試圖透過筆下的這些人物來追蹤線索、解開謎團、拼湊出上述各種問題的可能答案。

同時榮獲C. Wright Mills獎與洛杉磯時報圖書獎的《人行道》,兼具豐厚的學術底蘊及高度的可閱讀性。全書配有七十張由普立茲獎攝影記者歐維.卡特拍攝的照片,藉由圖文並茂的呈現,讀者將身歷其境看見都市底層之人的容貌,感受在社會結構重重限制下普遍人性的韌性及溫暖。與此同時,重新賦予我們對於無家者、底層黑人或街販的想像,激發我們對在特定社經條件及空間脈絡中的人性展現有嶄新的認識,進而影響我們思考究竟要什麼樣的扶貧方案、都市空間管理及偏差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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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游擊文化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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