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王朝》:《焚書》與《藏書》,明代圖書檢查逼死李贄?

《社群.王朝》:《焚書》與《藏書》,明代圖書檢查逼死李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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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還有其他的象徵意義,無論國家多麼希望將某些書籍從公共領域中移除,只要坊間還繼續刊印這些書籍,而讀者也願意購買,朝廷實際上難以阻止這些書籍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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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卜正民(Timothy Brook)

《焚書》與《藏書》

明代圖書檢查最為知名的事例,莫過於言官張問達彈劾素有爭議的思想家李贄(1527—1602),並導致後者自殺一案;此案經常被後世學者引用,作為明代實施圖書檢查制度的證據。1644年之後的學者,經常評論這個案例,他們讚揚張問達的攻擊,認為這是對於明代思想誤入歧途的一次公正審判,同時還將李贄當作是早於他之前即發生的明代道德崩潰之代罪羔羊,而明末的道德淪喪,最終造成國家的土崩瓦解。在他們看來,李贄的著作有部分已經危害到中國文化的存續命脈,因此禁燬他的著作,並不是濫用國家權力之舉。然而在另一方面,年齡只較李贄略為年輕一些的那個世代,儘管對李贄在北京所遭受到的待遇感到驚駭,卻仍然拒絕向隨之而來的圖書檢查服軟低頭。

李贄在1570年代時開始有系統的批判儒家權威思想,當時他是一小群知識分子講學結社當中的成員,這群人以南京為主要活動場所,銳意思索德行以及儒佛合一的可能性。李贄從官場退下來之後,逐漸開始懷疑以外在標準建立內心絕對道德判斷的可能性。在他看來,所謂真理,並不是登載於儒家經典上的那些文字;人唯有透過良知內省,才能夠求得真理。此後,李贄逐漸和之前往來的友人疏遠,並且在1588年(明萬曆十六年)落髮為僧。不過他並未正式出家,而是以儒佛合一的居士身分度過餘生。在一場論戰過後,李贄終究還是被迫離開他位於湖廣北部的暫時棲身處。1602年(明萬曆三十年)四月,當張問達(卒於1625年)上書彈劾李贄之時,後者正住在北京近郊(通州)、亦友亦徒的馬經綸(1589年進士)處。在張問達向李贄提出的諸多指控當中,其中有一項,認為李贄的著作將會對年輕世代造成危害。

從1590年起,李贄就勤於將所著的文章、讀書筆記和書信刻印刊行,並且廣為傳播流通,他為這些著作取了兩個頗具煽動性的書名—《焚書》與《藏書》。張問達請求將這些著作如同其書名那樣付之一炬。李贄在為自己辯護時,承認「罪人著書甚多」,卻辯稱其全部著作「於聖教有益無損。」在氣氛嚴酷肅殺的當時,李贄這番自我辯護,太容易被看成是虛詐的狡辯,我們可以從一位當時人的著作中感受到這種氣氛。屠隆(1542-1605)在其於1600年出版的《格言集》序言中提到,曾有一位友人提出警告,不要任由自己的著作「遠播通都」。屠隆決定聽從朋友的忠告,表示將著作「姑庋之篋笥」。可見,兩年之後將李贄掃入監獄的這股圖書檢查寒流,同樣也曾影響他人;不過李、屠兩人仍然敢於公開宣稱自己的著作中有若干具爭議性的內容,從這一點來看,他們並不認為自己的著作會立即成為朝廷禁燬的對象。或許他們如此宣告,並不是有預感朝廷的圖書檢查將要降臨,而是想要表達一種不受俗世所羈絆的思想自主。

朝廷是否真的認為屠隆和李贄的思想很危險?張問達在彈劾奏章之中,確實曾譴責李贄對儒家經典與孔子的批判和嘲笑,但是張對李贄批判的重點,在於李的行為,尤其是聲稱他和門下一位女弟子有不正當關係。這種人身攻擊是張問達的彈劾背後帶有政治意圖的鐵證。張的這一指控,涉及李贄門下一位身分特殊的弟子,即名臣梅國楨(1583年進士)孀居之女。當時,梅國楨正與內閣首輔大學士沈一貫(1531—1615)為首的黨派(背後有宦官支持)發生衝突,而沈一貫正是張問達的政治後台。張問達在聽聞李贄準備攻訐沈一貫的傳言後,決定先發制人。然而傳言並不確實。當時之人都認為李贄只是被犧牲的砲灰,梅國楨才是張問達要攻擊的真正對象。「人未嘗不知此老之不能惑世,未嘗不知此老之不能宣淫」,提供李贄居停的馬經綸,在他自殺之後不久即如此說道:「然今日獨恝然為此事者,其意不在此老也昭昭著也。」

朝廷後來對李贄的判決是暫時處以緩刑,但是責令他將其書籍刻版焚毀。不過判決的詔令留在宮中遲遲未能發下,於是李贄寧可選擇自我了結性命,而不願面臨被押解回鄉的公然羞辱。

歷來對於李贄一案的討論,大多聚焦於李贄思想的實質內容,張問達的彈劾在道德層面是否適切,以及思想衝突所涉及的本質問題。但是學者姜進相當具說服力的論證指出,朝廷之所以迫害李贄,並不是因為他的思想犯忌。李贄的各種主張或許引來不少爭議,不過如果李贄謹慎地遠離京師這一是非之地,通常朝廷不會去注意到他的思想。姜進因此做出結論,使李贄招禍上身的是他種種離經叛道的「異端行徑」(heteropraxis),非關離經叛道的思想:「正是由於李贄本人現身於京師近郊地區,使得朝廷有了對他採取行動的理由,而不是因為他的著作流傳的緣故。」

這一論斷很有道理,李贄離經叛道的思想,朝廷可以將其視為他個人的誤入歧途,無須動用國家力量加以撲滅;但是我並不認為李贄刊行的著作與他所遭受的指控毫無牽連。試想李贄所撰著作,不但是承載其精神思想的實質載體,同時更是他個人身分的象徵,能夠將李贄的名聲廣泛散布到各地。張問達就相當重視李贄的著作,特別指出李贄「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譯按:李贄號卓吾)」之事實,以及「流行海內,惑亂人心」的後果。張問達的建議是這些著作「不可不毀」。如果這起書籍檢查的案例實因李贄的行為而起,而非由於思想惹禍,則李贄積極將自己的著作付梓刊行,正也是他的離經叛道行為當中之一環。李贄著作的出版,雖然為他帶來聲譽,但是卻也威脅到某些人的地位,使他們煩惱不安。

儘管張問達請求朝廷銷毀李贄的著作,但是在此後的四十餘年間,人們還是繼續刻印、收藏和流通李贄的作品。若干李贄生前未曾出版的文章,於1618年(明萬曆四十六年)集結成冊,而且直接了當的以《續藏書》為名問世。編纂這部作品者不是別人,正是在南京學術界資望頗高的焦竑(1540-1620)。正如李維楨(1547-1626)在這本書的序言當中所說:「李卓吾先生沒,而其遺書盛傳。」在其序文之末,李維楨甚至還相當大膽的列舉出所有與李贄有關聯的著名人士。七年之後,御史王雅量再次請求禁燬李贄的著作,但這一次矛頭所指還更進一步,除了李贄的著作,更包括流通散布其書籍的商業網絡,要求「不許坊間發賣。」

官方對此事的反應和上次一樣,似乎有些漫不經心,因為就在第二次針對李贄著作的禁令下達十五年後,錢啟忠(1628年進士)又發起一場募款活動,欲敦聘寧波一家書坊重刻《李卓吾制義》一書,這本書是李贄以所謂的「八股」或「制義」撰寫而成的科舉應試範本集。雖然清代末季時,人們對於八股取士迭有批評,但是在晚明,李贄、錢啟忠,以及當時知識階層的其他人士,包括屠隆在內,卻都不認為「八股」這種文體有何過錯。朝廷有令禁止李贄著作,錢啟忠對此並非不知,因為在他倡議募款重刻李贄著作時,就曾提到「聞先生被逮時,當事者火其書,一切制義之在版者,以壞文體,並禁。」但是對錢啟忠來說,此種禁令實在無關緊要,並不能改變他閱讀、出版李贄著作的決定。「(衛道人士)甚欲埋其(李贄)名,而不能投其字於水火。」錢啟忠如是欣慰的表示。

事實上,朝廷對李贄著作的禁令,在京師之外廣受鄙視、嘲弄,這反映出當時的知識分子,都認為此種基於黨爭而起的決策,沒有維護贊成的義務,更遑論因而感到恐懼了。此事還有其他的象徵意義,無論國家多麼希望將某些書籍從公共領域中移除,只要坊間還繼續刊印這些書籍,而讀者也願意購買,朝廷實際上難以阻止這些書籍的流通。從清代乾隆皇帝留下的豐富「文字獄」史料,就能清楚看出朝廷失去對民間書籍貿易的掌控,已經到了什麼樣的地步。

相關書摘 ►《社群.王朝》:明代中國究竟算不算是「國家」?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社群.王朝:明代國家與社會》,臺灣商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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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
譯者:廖彥博

社群 VS. 王朝
扭轉中國歷史上最專制王朝的刻板印象
「社群」才是主導明代國家發展的主要力量

繼史景遷之後,
中文世界最具影響力之國際漢學家卜正民,
扭轉史觀之大作。

這本書一開頭就展現了卜正民說故事的功力……

從一個真實的歷史事件「南昌墓地案」展開,在這個事件中,讀書人、小地主、地方基層官員、中層省級官員、宦官、皇帝,一一登場。
作者透過原本安靜地躺在史料裡的歷史事件,
告訴我們明代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是什麼?
皇帝和官僚集團如何運作?
地方上的人際關係又是怎麼一回事?
地方社群與中央集團的勢力是如何競合?

皇權不是唯一標準,社群牽制政令走向
傳統以東方專制主義的模式來理解明代的歷史,國家具有强大的支配力,統治者可以為所欲為,民眾只能逆来順受。然而卜正民並不以為如此。表面上皇帝似乎一言九鼎,但聖旨和政令在執行的過程中往往被打折扣,甚至被消解;地方上的士紳所組成的社會網絡在奉行政令的同時,總是能爭取到自己的空間,影響民眾,並在某種程度上迫使國家做出調整。

地方社群脈絡細緻,商業、文化的黃金時代
地方官員一方面代表國家治理地方,但同時也嵌入了當地的社會網絡中,在某種程度上也代表地方向國家討價還價。因此,國家的大政方針雖改變著社會,但社會的商業關係和人際網絡也影響和改變著國家的權威和形態。如此種種力量的互動,使明朝不同於此前歷史上的朝代,而成為商業擴張、文化革新的時代。

大量方志資料,以民間的觀點重新理解明代
卜正民以民間為基礎,在大量的方志中蒐羅資料論述地方社會在地圖繪製、農業生產、出版貿易、佛教管理等方面與國家政令的拉扯,完整的鋪陳出一幅小說式的歷史圖像,讓我們重新理解明代國家與社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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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臺灣商務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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