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王朝》:明代中國究竟算不算是「國家」?

《社群.王朝》:明代中國究竟算不算是「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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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一個政權要夠格被稱得上是一個「國家」,僅僅具備一個有專門執行公權力機構的權力架構、一定數量的官僚體制程序,是不足夠的;同理,國家更不只是在「蠻族」入侵時能以武力反擊的一塊特定疆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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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卜正民(Timothy Brook)

結論:明史研究中的國家

從史料文獻中可以看出,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十四世紀後期推行的行政體系確實十分卓越——它強而有力、綱舉目張、而且雄心勃勃,意圖掌握百姓的一切社會生活。從本書裡所討論的若干事例來看,無論是人口戶籍登記、丈量田土、圖書出版、設置藏書樓、打壓宗教,還是無論貧富,以同樣一套禮儀規範約束民眾,國家看來無所不在,而且與百姓的生活方式息息相關。由於受到身處的時代與所在地點的影響,我們往往會認定上面所提到的事業都是國家的業務。然而,在二十世紀冷戰時期發展起來的西方明史研究,學者在提到朝廷的權力及其政治制度時,卻迴避使用「國家」(state)這個字眼,選擇改用其他詞彙,諸如「政府」(government)或是「王朝」(dynasty)等作為替代。

依照我的看法,一個政權要夠格被稱得上是一個「國家」,僅僅具備一個有專門執行公權力機構的權力架構、一定數量的官僚體制程序,是不足夠的;同理,國家更不只是在「蠻族」入侵時能以武力反擊的一塊特定疆域而已。

林懋認為,因為欠缺「能夠同時適用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穩固法律典範」,所以明代始終無法有效掌控朝廷之中「經常出現的權勢競爭」,也難以遏止地方層級「此起彼落的群體衝突」。然而即使如此,林懋還是在這篇論文的收尾處,做出一個不具結論性質的總結:「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之下,其權力運作是否能被稱為『國家』,仍然是一個有待後續討論的議題。」

但是「後續討論」始終沒有出現。1985年前在論文中盡量迴避使用「國家」一詞的歷史學者們,之後仍舊這樣做;而那些1985年以後才開始寫作的歷史學者,包括我在內,卻也讓「國家」一詞繼續安靜的在後台等候。當然,明代中國是否具備「國家」地位,取決於我們怎麼看待「國家」一詞的涵義。我們是否該仰賴那些為西方學界所熟悉、從十七世紀以來得自於歐洲國家的標準,並且運用它們來評判中國的史事?或者,我們是否需要修改原來的假設,不去依賴特定的歐洲經驗,努力求得一個對「國家」更為廣泛的理解呢?難道僅是因為使我們想起歐洲諸國的經驗,還是使我們藉此拓寬自身對於理解「如何才是國家」的眼界,明代中國就算得上是一個「國家」了嗎?

在這類定義的問題背後,還存在著更為艱鉅的比較歷史方法論命題。正如法國歷史哲學家保羅.利科(Paul Ricoeur)所說,如果歷史學者要從「術語的分類到差異的解釋」逐次著手考察,那麼我們分析的基準,究竟應該置於差異,還是分類術語(「國家」)之上呢?換句話說,究竟是近世(early modern)歐洲國家的政治運作,與明代施政之中的政治組織運作,二者性質相似,因而提高了將二者拿來相提並論的分析價值?還是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性太大,以至於我們將其歸類到不同的類別範疇當中,在分析上能夠得到更好的影響效果?

歐洲的政治與社會思想傳統普遍重視差異與區分,認為差異性值得探討尋求。區分政治體制的習慣根源於希臘人對世界的想像,他們認為世界可以分為希臘和突厥(Turk)兩種人,以希臘人的用語而言,就等於是歐洲人與亞洲人的區別。專制政治是這類區分通常使用的詞彙。舉例來說,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在其著作《政治學》(The Politics)中強調,「亞洲人較歐洲人更具奴性,是以他們能經受專制統治,而不起來反抗。」而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也以同樣的邏輯指出,亞洲人「不能獨立自主,因而受到專制君主的統治。」此後,使用「專制政治」一詞的趨勢暫告消退,只有在十四世紀時,當中世紀的哲學學者重新重視亞里斯多德著作的價值時,才又短暫的復興起來。在十六、十七世紀時的歐洲,「專制君主」(despot)一詞幾乎成為鄂圖曼(Ottoman)皇帝的繼承人及其直系臣屬的專有名詞。只有來到十七世紀,「專制君主」一詞才開始獲得概念化的實質內涵。

例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就提出「專制統治」(despotical dominion)與「君權統治」(sovereign dominion)二者間的區別:前者靠武力征服,後者則由君王治理。約翰.洛克(John Locke)也相似的將「專制權力」和「政治權力」區分開來,他認為所謂「專制權力」,就是「一個人可以對他人施展的絕對、任意的權力,只要專制者高興,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取人性命。」不過,昔日的觀點仍舊保留了下來,有如賽謬爾.詹森(Samuel Johnson)在其1755年《詹森字典》(Dictionary)裡,為「專制君主」一詞下了一個普遍性質的定義:「具有無限制權威的統治者」,隨即又註明「這個詞彙除了用以指稱達契亞(Dacia,羅馬尼亞古名)與塞爾維亞(Serbia)的君主以外,現已不常使用。」另一方面,英國人錢伯斯(Ephraim Chambers)於1728年的《百科全書》(Cyclopaedia)則單獨為「專制主義」設置條目,從而將這一概念推進至更為普及的層面,並且遵循洛克的觀點,將「專制主義」定義為「專制統治」。

一直要等到十八世紀後半,「專制政治」才開始擺脫早期用來專指某個政權的特性,不過在此時它仍然是一個由對立面來定義的概念。1760年,當英國地圖學者湯瑪士.傑佛瑞斯(Thomas Jefferys)在其著作中描述非洲奴隸在北美洲法國殖民地的生活情況時,他將黑奴們原先處在欠缺文化的非洲統治者「專制統治」底下的生活,拿來與他們在美洲奴隸主管治下的「平民」生活做了對比。以今天的角度看來,這是一個相當不恰當的比較,然而在當時,這樣的比較滿足了傑佛瑞斯對於歐洲文明制度的優越感,以及他靠著貶低原始非洲、自命高人一等的施恩俯就心態。

傑佛瑞斯竟然將非洲部族領袖稱作專制君主,表示專制主義的概念在十八世紀中葉時的英國仍未完全成熟。不過在同時期的法國,專制主義的概念已然成形。在這一詞語的轉化過程中,孟德斯鳩(Montesquieu)扮演關鍵角色,他將世界上的政府分為議會制、君主制和專制政體三種,在孟德斯鳩看來,專制主義是一種政治上的概念,而不只是應受譴責的悲慘情況,還可以從歷史當中舉出若干例證——像是俄羅斯、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國——實際上,歐洲以外的所有國家,都可以被歸類為專制政體的範疇。

黑格爾就是將上面所說這些例證,放進一個帶有目的論性質的世界史敘事裡去檢視;這個世界史敘事是以政治現代化為宗旨,明顯有利於歐洲(「中國、波斯、土耳其—實際上,大致是整個亞洲,都屬於專制政治的範疇,說得不好聽一些,就是惡劣的暴君政治之舞台」),加上跳躍到完全概念化的合理性(「大量可觀的形式,構建出東方『帝國』這座巍峨巨廈;在巨廈之中,我們可以找到一切合乎理性的法令與安排,只是在這樣的環境底下,個別的特例只算是一種偶然」),不過只是邁出一小步而已。在這一小步之外,還有卡爾.馬克思(Karl Marx)、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魏復古等學界巨擘,以及其他多位時代更近、對於亞洲與歐洲的差異區別並非全然無知的理論學者們,邁出更大的步伐。

以上對「專制政治」一詞歷史的簡短回顧,只是想指出在明史研究領域中對於專制政治的成見。無論這些觀點從學術知識上看起來是如何有條有理,它們都只是西方文明認同形成過程中特定的產物罷了。它們無法解決明代中國是否為一個「國家」的問題,但是我們必須從中認識到,這套已被埋葬、應該從我們正在進行的分析工作當中排除出去的假設學說,在原來的分析裡曾經發揮過強有力的影響。要是繼續沿用孟德斯鳩殘存至今的學說,將歐洲以外的政體都歸入專制政治的範疇,或者以黑格爾「追逐感官享樂的野蠻只能靠專制統治來約束」的歷史感悟來看待中國,那麼我們除了複製他們的知識傳統之外,就不可能超越前人,對明代的歷史得出新的分析見解。

關於明代作為「國家」的地位問題,除了前述這種不得要領的分析之外,另外還有一種研究取徑,也就是重新檢視近世國家建構的歷史,因為這段歷史造就了「國家」理論術語的變遷。這其實不是明代史學者們要獨自面對的問題,這類問題他們也並非頭一次遭遇。數十年以來,研究中世紀歐洲歷史的學者們一直懷有疑慮:他們所仔細檢視的中世紀政治體制,究竟算不算是國家?然而就在二十多年前,法國歷史學者羅伯.福西耶(Robert Fossier)有力的澄清了這種疑慮。「國家這一概念,」他強調道:「於任何時代皆能適用。」在福西耶看來,只因為歷史上其他時間、地點運作過的制度和權力關係,並不符合近代對於國家的標準定義,就否認國家的存在,純粹只是一種定義上的把戲而已。不過,若干人士提出將明代中國排除在「國家」之列的理由,竟然和他們宣稱中世紀歐洲欠缺國家體制的理由完全不同,這一點實在相當有趣。

中世紀歐洲在他們眼中看來,未能達到預期中「國家」的標準;而明代中國則超出預想的標準,在監察制度與風紀糾察方面都呈現出早熟的發展,而這樣的早熟發展,被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和其他學者認定是歐洲現代性(modernity)發端的標誌。維持一個狹隘的、現今觀點的國家概念,認為一個落實公民民主的政治實體才夠格被稱為「國家」,其目的是為了強調西方國家塑造過程的特殊結果,而放寬「國家」的定義,也就是任何中央集權、透過種種權力關係施行統治的政治機構,都能夠符合「國家」的概念。代表就開放了這一概念對於各種差異性的包容範圍,從而擴大對政治權威建構過程的歷史進行比較的基礎,政治權威建構過程中產生的各項特徵,在每段歷史當中各有相似與不同之處。

「國家」一詞,在不同的時空脈絡底下,涵義可能各不相同(以中國為例,規模是中國與其他歷史時空脈絡區分開來的最重要因素),不過這些差異擴展了我們對於國家運作典範的認識,也增益我們的見聞,讓我們了解複合性政治組織能夠規範人們生活的各種方式(或者是無效的失敗方式)。

不過,我們的比較研究,並不準備按照現代歐洲民族國家(nation-state)具備的特性來檢視明代的「國家」,而是要將中西歷史比較的時間,同時放在中世紀晚期。為了進行這項工作,我將依賴美國歷史學者大衛.列文(David Levine)近來對於歐洲現代性早期歷史所做的綜合分析研究(他將考察的時段,界定在西元1000年至1500年之間)。列文確認這五個世紀間歐洲社會發展的五次重大進程,這五次重要進展的第一項就是國家的形成,相當便於我進行歐洲與明代歷史的比較研究。有鑑於中世紀晚期的歐洲各政體,建構國家(state-building)一般而言被視為進展遲緩的事情之一,在列文的研究中居然名列前茅,足堪令人感到訝異。列文援引羅伯.福西耶的著作,挑戰從前認為中世紀歐洲國家發展遲緩的認定,儘管福西耶承認,在十四世紀漫長的蕭條衰退時期,國家發展呈現出種種悽慘黯淡的景象:「地位崇高的教宗備受質疑,變得誠信不孚且受人厭憎;皇帝們好大喜功,但他們的姓名我們卻已不復追憶;西方諸國皇室混亂不堪,老人、未成年者、瘋癲之人盤據王位。」

但是他也指出,在這些混亂的表象底下,一種新的國家體系正在形成。從前的觀點認為,「社會乃由三個集團、或三種階層所組成(教士、貴族與平民),而其間存在著一種穩定的權力共治形態,國家(state)在當中扮演第二集團的角色」,這樣的觀點,現在已經不可能復返。福西耶輕蔑地將其稱為「瘋狂的觀念」,而且認為這種觀念「早在十三世紀時就已經過時了」,但「還持續被人們老調重提」,直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為止。福西耶因此主張,我們考察的時間點應該退回到十三世紀,注意當時各項新的發展,因為正是這些新發展,造就了國家體系作為政治權威的興起,而能夠將其影響力滲透進迄今仍在抵制它介入的社會網絡之中。

列文不但同意福西耶這番迫切的呼籲,更將其時間點向前延伸到黑死病時期之前,這是許多研究近世歐洲史的學者們所不願意採納的。列文認為,在這段時期,原先封建制度底下的契約互惠關係,正受到一種集權統治(absolutist rule)的機制取代;他總結這種集權統治機制的特徵,是「政治權力與權威集中到統治者及其代理人之手。」權力集中的進程,因為黑死病的蔓延而趨緩,但是集權的過程,在此之前已然展開,而在黑死病的禍患過去之後,則因為那些原來仰仗封建地租過活的人,亟需獲得權力,以對抗耕農們日形擴大的獨立態勢,使得權力集中的趨勢更為增強。在西元1000年至1500年之間,有一種「新形態社會」應運而生,這也代表隨著這個新形態的社會的興起,新的政治體制也跟著誕生,它以領土地域來界定統治主權,運用法律以規範社會,在量化統計和調查的基礎上組織賦稅勞役,並且培訓協助治理的年輕人,然後任命他們出掌地方官職,列文稱他們為「行政文士」(administrative literacy)。

這些創新舉措之所以獲得成功,關鍵在於壟斷施用暴力手段的能力,原先中世紀的政權是無法掌握這種能力的。可能造成這些改變的原因,包括城市規模的成長與自治的提升、金錢組織經濟的能力、可耕地的「膨脹放大」(透過闢建圩田等途徑)、以及因為識字率和文件製作技術的增進而形成的各種「新學科技藝」(new disciplinary technologies)等,共同「開創出一張規範的羅網,自即日起,便將所有人的生活全部給囊括約束起來—受到金錢、國家、以及日常生活方面的監管。」

總而言之,當時的歐洲人,正在摸索著朝國家形成的方向前進;在此之前,他們從未經歷過這樣的過程,國家充其量只存在於他們的想像之中,但是從來沒有落實過。可是,歐洲人感到新奇的事物,在明代中國的觀點看來,卻是極為熟悉。等到我們對文化脈絡上的差異做出調整,就能看出列文筆下描述的中世紀晚期歐洲,許多象徵「現代性」興起的特徵,在明代中國都是早已達成的常態,都是中國人集聚而成的國家權威裡的組成部分,稍後才在歐洲發展出來的專制政體。用不同的術語來說,此時在中國早已是現實,而且還以歐洲無法比擬的規模,施行於整片大陸之上。因此,對於列文的研究,在比較中西歷史之後,我有下面這些心得。

國家體制在明代中國的發展是超前的,而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中世紀晚期歐洲的國家形成過程,卻是斷斷續續、不平衡的;中國和歐洲發展專制國家體制,在形式上體現出的各種特徵,促使我們以一種相對比較的觀點來檢視二者,即使雙方在形成國家的過程並不相同時,也是如此;但是明代國家體制的超前發展,其實是與社會之中抑制國家趨向專制統治的頑強力量同時出現的,然則這種力量,卻沒有能在社會與國家之間建立起整合的結構,可以迫使國家重新界定其權威與社會的關係。現在,讓我們且先記下上述這些心得,然後回到本書的主題上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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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社群.王朝:明代國家與社會》,臺灣商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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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
譯者:廖彥博

社群 VS. 王朝
扭轉中國歷史上最專制王朝的刻板印象
「社群」才是主導明代國家發展的主要力量

繼史景遷之後,
中文世界最具影響力之國際漢學家卜正民,
扭轉史觀之大作。

這本書一開頭就展現了卜正民說故事的功力……

從一個真實的歷史事件「南昌墓地案」展開,在這個事件中,讀書人、小地主、地方基層官員、中層省級官員、宦官、皇帝,一一登場。
作者透過原本安靜地躺在史料裡的歷史事件,
告訴我們明代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是什麼?
皇帝和官僚集團如何運作?
地方上的人際關係又是怎麼一回事?
地方社群與中央集團的勢力是如何競合?

皇權不是唯一標準,社群牽制政令走向
傳統以東方專制主義的模式來理解明代的歷史,國家具有强大的支配力,統治者可以為所欲為,民眾只能逆来順受。然而卜正民並不以為如此。表面上皇帝似乎一言九鼎,但聖旨和政令在執行的過程中往往被打折扣,甚至被消解;地方上的士紳所組成的社會網絡在奉行政令的同時,總是能爭取到自己的空間,影響民眾,並在某種程度上迫使國家做出調整。

地方社群脈絡細緻,商業、文化的黃金時代
地方官員一方面代表國家治理地方,但同時也嵌入了當地的社會網絡中,在某種程度上也代表地方向國家討價還價。因此,國家的大政方針雖改變著社會,但社會的商業關係和人際網絡也影響和改變著國家的權威和形態。如此種種力量的互動,使明朝不同於此前歷史上的朝代,而成為商業擴張、文化革新的時代。

大量方志資料,以民間的觀點重新理解明代
卜正民以民間為基礎,在大量的方志中蒐羅資料論述地方社會在地圖繪製、農業生產、出版貿易、佛教管理等方面與國家政令的拉扯,完整的鋪陳出一幅小說式的歷史圖像,讓我們重新理解明代國家與社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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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臺灣商務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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